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出席一次学术论坛的时候接受搜狐财经频道记者的采访，就最近我国银行“钱荒”、我国经济增速及资本管控等问题作出回应，以下是采访全文：

如果流动性过度紧张，央行有责任增加货币供给

问：最近《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称中国银行业向央行施加压力，要求央行提供流动性，您认为央行有没有必要为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

林毅夫：首先商业银行是不是跟中央银行施加压力我没看到，我想这都是一些猜测吧。从中央领导者的职务来讲，当然有责任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金融体系的稳定，当然中央银行也有责任维持金融秩序，在这种政策的出台，审时度势，在维持金融稳定的状况之下，目前如果流动性过度紧张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央行增加货币供给，确实是它的职责所在。

目前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问题

问：目前中国好象经济有一点下滑，增速没有往年那么高了，有人认为这跟2008年以后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关，您认为是不是这样？

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来源，一般讲中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第一架是出口，第二架是投资，第三架是消费。

从消费来讲，其实我们一直每年增长达到9%、10%，过去这一年也是这样的。

但是其他两架马车都是跑得慢的。第一架出口，我们知道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的经济增长慢了，他们消费增长慢了，我们的出口也就放缓了。像去年我们对外出口的增长率只有7.6%，但是改革开放从79年到现在，平均每年增长只达到17%，一下子少了将近10个百分点，当然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

再看投资，2008年那一轮宏观调控四万亿出台，大部分是大型投资项目，经过四年的时间这些投资项目有的已经建厂了，如果您有新的投资建厂，当然投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三架马车有一架马车跑慢了，当然经济增长有一点慢。经济增长跟过去来比是一个周期性问题。

问：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保持高速增长。

林毅夫：我想应该这么说有这个高速增长的潜力，但是是不是保持高速增长，就要看我们政策是不是对头，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环境，比较好的消费的环境，这有待于深化改革。

收入差距扩大让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经济改革有待深化

问：您也是多次谈到中国经济有潜力保持8%的增长20年。这个潜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比较优势，一是深化改革。那么您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的深化改革都有哪些项目？

林毅夫：中国确实就像您讲的，我们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还挺大的，从后发优势角度来看，应该20年8%的潜力是占了第一方位，但是中国要把那个潜力挖掘出来，尤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要创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是有待于深化改革的。

我认为目前来讲最重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当然环境的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觉得都有待于深化改革。比如我们的收入分配，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差距不断拉大，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时候是用双轨制的，一方面给原来的改革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但是没有比较优秀的产品继续给予补贴。

我们既维持了稳定，又维持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为了保护补贴，那些比较优秀的产业经济当中还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像金融上面的抑制，金融过度的集中，在大银行、股票市场，服务业里面电讯，交通，像金融，导致收入分配往富人，往大企业去做。这种状况之下收入分配会差距越来越大，在社会上面大家的失落感，会产生不满的情绪。

另外由于在转轨过程当中，经济当中还保持那么多地区，就会造成政府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按照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应该要发挥一方面对产业升级，对技术变迁带来因势利导的作用，同时政府的职能应该在公共职能上面发挥作用。由于这种扭曲环境之下，很多政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比如对环境问题，对食品安全的问题。当前就要做的还是深化我们市场经济的改革，把原来的扭曲消除掉，让政府来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我想在我们未来发展当中，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把政府因势利导，应该把政府的职能扮演好的话，我们8%的潜力发挥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强调市场不能说不需要市场，政府与市场应各得其所

问：是不是可以讲更多的依赖市场才能更好的发展比较优势？

林毅夫：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市场，因为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就是要素价格必须能够充分稳定，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相对价格，这应该是基础。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制度也必须不断的完善的过程，在这个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里面，制度的不断完善过程当中，政府也都是必须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

所以你来看从20世纪到现在，全世界人均收入能够跟美国缩小达到10%的国家经济体不多，只有28个。能够从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跟地区也不多，只有13个。能够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然后再到高收入的国家跟地区就更少了，只有两个。然后你来看看这些比较成功的国家跟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或是走向市场经济体，但是同时它的政府也都是积极有为的政府。我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确实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干预是多了，在双轨制改革过程当中，政府的干预也有不少不当的地方。

市场的作用发挥也有很多可以有待改进的，但是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因噎废食”，或者说“把孩子跟水一起倒掉”。在强调市场过程当中不能说政府不需要，应该市场逐渐成熟，不要让它各得其所，各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这样在维持二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经济相对快速的增长，实现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的这种缩小，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能够更好、更快的实现。

问：您在研究中曾经指出，即便中国经济保持8%的高速增长，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不到美国的40%，而只有35%左右。

林毅夫：这个35%，如果保持8%增长率到2020年，如果说保持到2049年我想应该是可以达到一半以上。

国家有必要对资本进行管制

问：多年来人们都在争论人民币要不要升值，但是今年争论话题突然转成人民币应不应该贬值了，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林毅夫：有几个原因，人民币已经升值30%几了，已经很多了。现在人们为什么会讨论贬值的问题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我们贸易顺差的额已经不大了。第二个原因，是美元这一段时间表现得比较强劲的，如果说我们继续跟着美元在升值的话，那跟其他货币来比的话我们真实升值就会非常的大。第三个原因，我们出口最近是比较疲软，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从总体来讲，应该人民币的币值，升值的速度要放缓，甚至应该相对贬值的。本来人民币更多让市场来决定它的汇率的时候，就是应该有升值，有贬值的。

问：今天中国还没有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您认为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首先来讲没有一个国家的汇率是完全市场的，只能是相对反映市场的状况，每个国家汇率都是由中央银行有一定的干预，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目前来讲的话，对于汇率的问题，管理上面更需要有一定的力度，是因为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推行适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然后就造成大量的短期的投机性的资金的流动，如果对汇率不管理的话，可能一下子大量的流动资金流入，汇率一下子升值非常多。

这是一方面减少你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都是短期的，都是投机性的，很多流失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边有泡沫，然后另一方面出口竞争力减少，出口经济受到影响，那些短期的流动性资金，投机资本又会唱衰这个国家，就会有大量资金流出。

这种资金流进流出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当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来一贯的宗旨就是强调要资本完全开放，而现在一种说法主要发达国家维持适量货币宽松政策，国家有必要对资本进行管制。

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国企壮大，但民企比重还在不断提高

问：您认为如果要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做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列，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改革事项有哪些？

林毅夫：我认为相当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关键我们改革没到位的问题。要让经济比较快速发展，而且发展过程当中又能够比较包容性，比较可持续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内涵。

问：多年来您也主张进一步打破国企垄断的，但也有人说这几年还是有国进民退，您赞同这种判断吗？

林毅夫：这几年这个问题讨论得非常多，我想我们整个的改革方向还是越来越市场化，我们整个改革民营经济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这几年不少人喊国进民退的原因，我想跟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政府推出了缓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缓周期的时候我们主要搞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总的来讲的话，使大的企业在反周期过程当中变得更大。

而且在反周期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还是用放松货币，放松信贷方式进行，我们知道当前的金融机构只有大企业才能够得到服务。你看这两部分，有一些建设项目需要大企业，金融这一部分又是大企业优先容易得到贷款，容易得到资金。然后大企业当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因此国企规模变大我觉得是跟周期性有关的，并不是说我们改革方向产生了变化。

另外，确实在大项目上面，跟在资金取得上面，大企业它这几年得到的好处比较多，可是同时，如果从经济当中的比重来看，我们民营经济的比重还是不断在提高。

问：我们知道您到世界银行工作后开始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等到您回到国内之后，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引起了很多关注，很多学者都在参与讨论，请问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不断变迁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含义是这样的，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的不断变迁，这个结构里面包括技术结构，新的技术不断的替代老的技术，产业结构的不断变迁，本来在一个低收入国家主要都是农业，或是资源产业，然后制造业，制造业里面结构不断的变迁，从技术很简单，劳动力很密集的这种初级的加工业，变成了资本技术越来越密集的产业，然后最后到服务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本身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同时基础设施不断在完善，制度也是不断在完善，这是现在经济增长的本质。

我所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也就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的动力是什么？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这种惯例的话，我应该把它叫做结构经济学。但是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刚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叫结构主义，我为了区分于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

其实这也有前例，60年代诺斯开始研究制度的时候，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制度，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制度学派，在经济学界里面非常有影响，为了区分与它跟制度学派的差异，所以叫新制度经济学。我想新结构经济学含义也是这样，为了区隔于结构主义，所以叫做新结构经济学。

问：“新结构经济学”跟“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制度转型，那么新制度经济学跟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主要在哪？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是可以把新制度经济学包含在内，但是它比新制度经济学范围更广一点，因为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制度的它的决定因素跟它的变化。但是呢，新结构经济学它研究技术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基础设施的变化，跟制度的变化。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当中是包含在内的。但是呢，新结构经济学有很多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是不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