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斯大林不仅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还把他的模式推行到了东欧各国。
从划分势力范围到形成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把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的出发点是：确保苏联在欧洲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安全和优势地位；挡住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东欧地区的影响与干预；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应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前就有这个想法。1945年4月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的讲话中就说过：“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这里，斯大林已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即苏联红军挺进东欧国家之后，将在那里推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在战后初期（1947年之前），斯大林并不急于让东欧国家照搬苏联模式。一是由于苏联为了确保在东欧的特殊地位，巩固取得的胜利成果，力图维持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良好关系，不能要求东欧国家采取过激措施刺激西方；二是战争结束后的苏联，经济极度困难，百废待兴，需要尽快恢复经济，客观上也要求有一个良好、缓和的国际环境，不希望与西方国家发生更多的摩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并没有急于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
但当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后（1947年6月5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把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归结为稳定欧洲与侵蚀东欧，是为建立反对苏联的西欧集团服务的，并且把马歇尔计划视为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鉴于此，苏联从开始怀疑到最后彻底否定了马歇尔计划，不仅不参加1947年7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经济会议，还下令不让东欧一些国家参加。接着，苏联还开始了对马歇尔计划尖锐的批判。
为了防御马歇尔计划对苏联与东欧国家可能引起的冲击，防止东欧国家可能出现的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考虑到拒绝马歇尔计划可能对苏联与东欧各国经济恢复产生的不利影响，苏联决定加强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与合作。苏联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议，这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1月成立的“经互会”，在经济上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但在这时，苏联模式还未能阵营化。东欧各国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它实行的是不同于斯大林模式，具有较强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到1952年，随着国际形势与东欧各国国内在苏联的压力与控制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斯大林明确宣布：“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相对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在斯大林看来，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该具有共同的模式，这就是大家应遵循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外交政策等方面都与苏联保持一致。如离开斯大林模式一步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异己。
一步一步加强控制
既然东欧地区国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遵循斯大林模式，那就必须加强控制。在1947年前，由于国内外原因，斯大林对东欧国家虽然有巨大影响，但还没有威迫这些国家全盘搬用斯大林模式。战争胜利的初期，斯大林甚至授意东欧国家搞人民民主制度。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从人民民主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战后头几年的情况看，东欧各国从本国国情出发的人民民主道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们希望这种制度能继续下去。但1947年东西方联盟破裂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发生了大的转折，针对美国“控制西欧、分化拉拢东欧、遏制苏联”的政策，苏联开始实行与美对抗的政策。而实行这种政策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牢牢控制东欧，使自己的“后院”不出问题，一个稳固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才有能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抗争。
苏联控制东欧各国的主要步骤与措施有：
在政治上加强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为此，斯大林首先要做的是统一东欧各国党的政治思想。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苏联集中揭露与批判这些党及其领导人所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主要是指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指责一些领导人的反苏倾向，要求东欧各党按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行事。
其次，迫使东欧各国从战后初期的多党联合体制向共产党一党制政权过渡。先是强制性地实行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来，实现了向共产党一党政权的过渡。再次，为了加强联共（布）与东欧国家各党之间政策和行动的协调，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并设立常设编辑部。
加强经济控制。1949年成立的“经互会”，实质上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经济的工具。“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实现，实际上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欧国家中的延伸，即通过计划来实现各国之间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很难起作用。“经互会”成员国关起门来进行经济合作，苏联就利用自己的特权与经济优势发号施令，让东欧各国按照苏联的需要进行国际分工和生产。
苏联通过“经互会”对东欧国家经济控制的主要途径有：一是苏联加强与东欧各国的计划协调，协调的最终目的是使东欧国家的经济从属或者说服务于苏联经济；二是大搞国际分工与生产专业化协作，迫使东欧各国实行生产“定向”，使这些国家的一些部门成为苏联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基地，从而造成东欧国家经济的单一化与畸形；三是苏联利用东欧国家对其燃料与原材料的严重依赖，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四是建立一些与“经互会”同时起作用的超国家经济组织，如“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等，直接控制东欧各国的外贸动向与操纵银行的信贷。
在东欧国家1989年先后发生剧变之后，笔者对一些东欧国家进行了访问，在询问政府经济官员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经互会”的作用时，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最大的副作用有两个：一是由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竞争，因此，这些国家经济长期徘徊于低水平，无法提高经济素质；二是由于苏联通过行政命令乃至强制的办法搞经济分工，各国难以实行与本国国情相符的政策，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市场供应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斯大林往往不切实际地强调苏联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援助”而忽视“互助”。
如果放到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那么，“经互会”的消极作用远不止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不论对苏联还是对东欧各国，“经互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还突出表现在：由于“经互会”是个封闭性的经济集团，经贸合作主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如1950年苏联对外贸易总额的81.1%是与“经互会”成员国实现的。这样，这些国家必然与世界市场隔离，难以参与世界产业转移过程，严重影响各成员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这些国家也难以对世界科技革命做出有效反应，去吸收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战后，正逢世界科技迅速发展时期，新技术在西方国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经互会”具有封闭性与排斥市场的特点，“经互会”成员国缺乏接受新技术与采用新技术的内在机制，从而导致了经济的长期落后。
在谈到“经互会”与世界经济隔绝问题时，不能不提及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斯大林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斯大林把“两个平行市场”的出现，视为两个对立阵营存在必然产生的经济结果，这样，把东欧各国框在“经互会”范围内就有了理论根据，导致“经互会”国家经济长期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忽视世界市场的主导作用。
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两个平行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这会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可能性与潜力，忽视了科技革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斯大林在这里的另一个错误估计是，把战后资本主义在国外的剥削仍主要放在掠夺原材料这一狭隘的领域。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大下降了，而斯大林仍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主要归结为“市场的缩小”。从而他得出结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2页）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错误地高估了“经互会”国家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苏联“极度便宜的，技术头等”的帮助下，“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他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参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集》，第68-73页）遗憾的是，上述情况并未出现，“经互会”国家一直未能改变短缺经济的状况。
在东欧国家驻军。战后，苏联驻东欧的常备军总数一直超过60万人，同时，苏联也十分注意在东欧国家军队常规武器的升级换代。苏联在东欧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针对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反映它与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对峙意图；二是针对东欧国家，即以武力为保障，使这些国家紧密地与苏联一起，实行苏联所需的内外政策，防止他们在国际上出现风吹草动时就东张西望。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对“不顺从”的势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作用，无疑是控制与整治东欧国家的后盾。
严厉镇压“叛逆者”。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由于铁托不顺从斯大林，在内外政策方面有自己的主张。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南斯拉夫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人所共知。1948年6月19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奉行的是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对苏联不友好的政策。会议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的所有成员断绝与南共的一切关系。
1949年11月，情报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这次把南共领导人已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杀人犯与间谍，认为南共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和新战争挑拨者的帮凶。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军队推进到南斯拉夫边界，苏联报刊上竟然直接号召南斯拉夫进行国内战争。此后，东欧各国加快了斯大林模式的“引进”进程。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做法，明显是杀鸡给猴看，不允许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斯大林模式。正如斯大林在1948年致铁托的信中说的：“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允许的。”（《南苏关系（1939-1973）》，第357页）
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
划分了势力范围，确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国家。在这里，我们就构成斯大林模式一个主要内容——经济体制模式向东欧国家移植的问题，作些简要的分析。（一）先国有化。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仿效苏联，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等部门进行部分国有化，以建立国营企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深化，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并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如匈牙利，在1946年11月，就把最重要的重工业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到了1949年，匈牙利全国的工矿企业都被收归国家所有。（参见姜琦等著：《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二）搬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搞计划经济是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战后各东欧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与国家着手从事经济管理，普遍采用苏联计划管理经济的一套办法。在这方面起步最早的是南斯拉夫，1946年通过的新宪法就规定要实现计划经济，并从1947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后来因苏南关系突变，加上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五年计划仅仅执行了一年，以后也没有再制订苏联式的五年计划。东欧其他国家先搞短期计划，有两年的，也有三年的，都以恢复国民经济为计划的主要目标。
从1949年或1950年开始，不少国家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并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与监督计划的执行。在实行计划过程中，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管理体制，逐级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加以控制。如匈牙利，1952年基本已形成了7个层次的计划管理体制，1953年由部长会议批准的计划指标有5899项，由各部规定的指标有11497项，而且在1951年11月已做出规定，主要指标的执行情况每10天甚至每天要上报一次。为了保证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贯彻，还广为宣传苏联有关“计划就是法律”的口号。（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扎了根。（三）搞苏联式的工业化。斯大林不顾东欧一些国家的国情，要他们搬用苏联工业化的那套政策与做法，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盲目追求高速度，提高积累率，榨取农民，把农民的“贡款”视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亦步亦趋地走苏联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造成的严重后果与苏联也是相同的。（四）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内容。在1948年6月前，东欧国家并不急于搞农业集体化，强调当时不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代替个体经营的条件，转向合作社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在批判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缓慢，农业还掌握在富农手里之后，东欧各国被迫把农业集体化作为重要任务列入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也是以行政命令用强迫的办法推行的。
1956年波兰战后发生了第一次社会政治危机，矛盾直指斯大林模式，其中包括农业集体化。当时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详细分析各种农业生产组织的实际效果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在波兰目前情况下，农业集体化的时机根本不成熟，波兰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应以个体农业为主。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有8%以上被集体化的土地退回到个体耕种，原有的9790个农业合作社解散了8280个。（参见姜琦等著：《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5页）
斯大林对东欧国家搬用其模式出现的问题如何对待呢？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为武器，让东欧各国进行政治镇压与清洗运动。斯大林在东欧国家推行他的模式的决心是决不会动摇的，对东欧国家控制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斯大林也绝不允许东欧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而必须遵循由他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中总结的“共同规律”。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他还说：“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斯大林对待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沙皇制。斯大林认为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他的仆从，应该在国内外政策上绝对服从他。斯大林如同一个有统治权的邦君，认为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扩大他个人的领地。如果斯大林主观上觉得某一国家的利益，甚至苏联的国家利益，同他的虚荣心发生矛盾的话，那么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满足个人的欲望。斯大林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全权主人和最高裁判自命，粗暴地干涉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把完全错误的、墨守陈规的决定强加于人。斯大林常常不考虑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不考虑它们的特殊利益的需要。（[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
战后斯大林把其经济体制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把上世纪20、30年代在苏联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这样，本来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斯大林的“共同规律”框住了，固定住了，当然也就很难进行改革。这个“共同规律”阻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误导了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使不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波折。
如果斯大林能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发展的、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的教导，能虚心地把斯大林模式视为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且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对苏联的体制模式进行不断的改革，允许东欧各国在战后根据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问题通过改革由自己来解决，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一个接着一个垮台的悲剧也就不会出现。现今世界上就有可能存在丰富多彩、多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展示着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可能是另一个面目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下一篇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