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改革行至今日，已经进入深水区，而且改革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日渐浮躁。要在众多的利益主体之间、多元的思想之间、多样的价值观之间进行调和，必须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理念，形成一个综合的、统筹的、系统的改革思路，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李佐军在其新书《中国改革新思维》中所提出的“人本改革”一说，正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改革所处的国际环境

新领军者：在如何来创新改革的思路这一问题上，你指出的其中一点是“要将国内视野的改革，向全球视野的改革转变”。目前，国内改革面临着怎样的国际环境？

李佐军：改革初期我们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现在的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推进的。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中国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也比较大了，因此我们现在谈改革不应该只局限在国内，而应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中来考虑。所以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的资金、技术，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很大动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我们实际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更加险恶，比如一些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反中国产品倾销等来打压我们产品的出口，削弱我们的竞争力。总之，过去改革是在闭关锁国下启动、在国际社会欢迎我国加入国际大家庭情形下推进，今后的改革则可能是在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日益警惕的情况下推进。

新领军者：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李佐军：要继续开放，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参与全球的治理，同享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同时自己也要遵守国际规则，在国际上树立比较好的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减少他国对我国的误解。

改革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

新领军者：上下齐转型是需要一种共识和氛围的。你在书中也写道，“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以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的动力。”在这个几乎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时代，你认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特点和内容是什么？

李佐军：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原来的思想解放是有很多继承性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把原来那些束缚我们行动的、不与时俱进的、不利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去掉，形成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思想。这是必须符合的一个特点。

同时，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又与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很多不同。首先，人作为思想解放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比那时提高了，接受的信息也比那时多得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人们的观念也变得多元化了。另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的需求层次提高了，那时的解放思想主要是围绕人的基本需求。而现在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因此说解放思想的层面已经不一样了。

新领军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要依靠什么呢？

李佐军：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要依靠各个方面。不仅要依靠党和政府，还要依靠社会各种组织和每一个人，也要靠互联网等各种渠道。所以思想解放实际上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主体的共同任务。党和政府要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不要给予太多的限制，管理方式要适应新的变化。每个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追求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这也是新一轮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人认识到了要权利，但没有认识到自己也要承担责任。在西方国家非常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是对称的，有多大的权利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权利与责任一定要对等。

改革细节与中国经济走向

新领军者：你最早研究的是三农问题，你怎样看现在反复提到的新型城镇化？

李佐军：我认为我们要的是人本城镇化，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的城镇化，让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化。城镇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追求GDP，不是要扩大内需，而是要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进城，让没能进城的农民也共享城镇化成果。

人本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政府来说，搞人本城镇化，就要让农民共享城市的各种福利，需要重新“分蛋糕”；对广大市民来说，原来你独享的福利要和进城的农民来共享；对开发商和政府来讲，为了实现人本城镇化就需要降低房价，让农民也买得起房。

新领军者：你指出，中国改革正在逐步迈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法治。在加强法治方面，亟待要做的有什么？

李佐军：要尊重并且很好地执行宪法。宪法是保障民众权利和限制公权的，是各个党派、各个主体之间需共同遵守的契约。不是为个别组织、个别人服务的，而是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契约。因此，宪法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党和政府要主动带头执行法律，领导人的践行，能带动大家共同遵守和实行，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新领军者：关于国企是不是垄断企业最近争论颇多。我在你的书中也看到有关市场垄断的章节，在你看来，哪些行业属于自然垄断性，有垄断经营的必要？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的区别是什么？

李佐军：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是具有某种网络性质的，比如电网、铁路网、通信骨干网，如果大家都去竞争，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垄断是有其合理性的。

反垄断主要反对的是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主要是针对市场垄断，大鱼吃小鱼，这种竞争对中小企业是不利的，他们通过反垄断法来促进公平竞争。对我国来说，市场垄断也是存在的，也是要反的。但我国存在更多的是行政垄断，大多数国有企业就属于行政垄断，在市场准入、土地、资金、资源等方面享有特权。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方向就是限制经营范围，破除特权，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其他非国有企业公平竞争。

新领军者：你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你认为人口红利应该如何继续开发？

李佐军：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体会是这样：2015-2020年是6%-8%；2020-2030年是4%-6%；2030年之后是2%-4%。这是规律性趋势，不仅我国是如此，其他先发国家也是这么过来的。当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增速就会下滑。现在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再加上我们今后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搞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动力。

反过来讲，即便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了，只要我们积极推进改革和转型，不管经济增速是8%也好，6%也好，只要这个数据是没有水分的，那仍然是很不错的，不会妨碍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人口红利确实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之一，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过去，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但这种消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影响，但不会是太剧烈太突然的。

人口红利只是影响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关于中国客观存在的经济增长动力，我总结了九个方面。一是需求动力，即大家常说的三驾马车；二是结构优化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升级等；三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四是要素升级，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信息化等；五是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可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增长；六是扭曲尤其是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七是压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八是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九是通过政府的企业化，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

这九个动力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科学的，不可持续的。现在来看，其中六个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只剩下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个是我们今后要主要依靠的，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变革，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把改革搞好会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所以观察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应主要从改革是否顺利推进去观察。

来源：《新领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