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