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战略哲学专业为依托，第一次“战略思维论坛”在中央党校召开，国内知名战略研究专家共话“战略思维与改革战略”，从战略哲学的高度探讨国家改革战略问题，共谋学科建设发展蓝图。
段培君（中央党校战略哲学教授）：“在亚里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战略与哲学具有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中央党校设立战略哲学学科的基础。2012年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以来，中央党校成为第一家设立战略哲学学科的学府，并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战略哲学学科的设立既是2000年中央党校将战略思维纳入基本教学要求以来积累发展的结果，同时它也为战略思维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学科支持。
从当前我国战略研究和战略实施的现状看，许多问题都需要提升到战略哲学的层面来研究。国家战略的研究，国家的愿景，包含了价值理想，对它的正确判断和普遍认同是国家战略目标制定的前提。哈佛的三圈理论，第一个圈讲的就是价值圈，有它的道理。价值理想与目标的实现，要求各种手段的有效支持，即必须按照规律合理配置资源。这种以价值追求为目标而实现的资源合理配置，是一种价值性的规律，涉及战略之“道”的真谛。近年来，围绕价值问题和中国梦的讨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论断，都体现了战略哲学中价值维度和规律维度的重要。因此，从战略哲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少将）：战略本是军事术语，在二战之后，战略才开始逐步被广泛应用。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使用“战略”一词。因此，战略的内涵也扩展到对一切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从战略的本质与战略思维具备的特征来看，战略都具备哲学思维的特征。战略的前瞻性、全局性、重点性、对抗竞争性、相对稳定性、实时调整性、政治导向性等基本要素均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也都有必要上升到哲学层面理解和认识。
从战略哲学的角度看，我国的国防战略需要置于国家战略的框架中认识。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国防战略呈现不同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军队建设以国家的发展大局为重，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1990年代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提出打赢现代技术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之后提出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全军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军队建设应着眼提高战斗力，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
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大战略必然蕴含着大思维、大哲学。真正有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就是哲学思维、哲学方法的综合。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国家如何与世界相处且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自处。具体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与美国亚太战略挑战，领土主权完整与稳定国际周边环境、化解矛盾纠纷等几组国际关系矛盾都需要围绕上述挑战来协调。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挑战不仅仅是外交问题，同样关乎新时期下国内局势的改革深化。
在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战略问题时，在顶层设计之上，还有必要形成更为宏观、更为统揽全局的总体设计思想。总体设计的思想早就蕴含在钱学森先生对“两弹一星”工程的总设计与总协调之中。总体设计不仅涵盖顶层设计的目标指向，同时关注了摸着石头过河等方法论内涵。这就在总体论的视野下强调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系统性与协调性。
李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与战略学相比，战略哲学有必要进行形而上层面的思考，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与追问。其中，战略目的与战略行动两个问题是急需以哲学的方式给予关注的重要基础性范畴。
从战略目的看，涉及哲学研究的价值论分析。价值设定是战略的核心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实证科学的传统导致许多战略研究者或制定者将战略目的当作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天然存在，所有的战略设计建立在一个没有哲学合法性的价值目标之上。比如区域建设、官员考核均单纯以GDP来衡量。我们处在一个经验主义与人文主义交织并行的时代，战略设计的经验行为绝不能将人文的价值关怀排斥在外，而应在战略设计、战略决策之前进行必要的价值论证。
从战略行动看，涉及哲学研究的因果论分析。学者们都尝试以理性的思维来建立一个符合科学认知的社会行为图示。然而社会行为的因果性分析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图景具有本质的差别，即社会行为图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又在本质上源于作为社会的人的想象力与情感。这就需要我们在对社会行为图示进行言说的过程中引入必要的文化基础分析。如《菊与刀》的人类学研究便为美国对日本进行战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决策参考。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思维所具备的宏观性、总体性思维与战略思维是相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的改革的集结号。从战略目标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战略重点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战略立足点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从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战略手段看，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成为改革的重要动力；从战略步骤看，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从战略方法看，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形成改革合力。总之，《决定》包涵着丰富的战略哲学思想，继续研究改革问题，继续推进改革实践，离不开这些思维。
刘敬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全面深化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了服务于这一价值追求，我们将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目标的统揽下，又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改革发展的子价值体系。比如，在经济体制方面，要追求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政治体制方面，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文化体制方面，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社会体制方面，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生态文明体制方面，要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党的建设制度方面，要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改革方向的确定与方法的选择都需要紧紧围绕这一战略价值体系来展开。这实质上也是战略哲学的问题。（古荒 胡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