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那么，理想化的主人翁"知识人"何日才能跳脱当前从属和被支配的状态？对此，杜维明坚持"乌托邦"式的理想信念："从儒家角度理解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寻求不同定位。加之社会多元的倾向，媒体、企业、学术以及各种政府组织会发生基于各自特征的多元化进程。面对儒学何时振兴的质疑，杜维明回复：儒学的复兴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说，面对知识人的认同危机我们需要找出一个比较宽和的方式，那时，一个全新的局面将打开。

如下为杜维明参与"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中，与腾讯文化对话实录：

腾讯文化：在您看来，历史维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状态，屈原的悲剧属性是这一阶层的常态还是个案？

杜维明：我用知识人这个概念来审视这话题。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他有良知理性，他有抗议的精神，他所考虑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不仅是知识层次所带来的经验以及方法，而是它给予所有人的福祉，事实上这个命题在中国应该是孟子所代表的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此，孔子也有很深刻的认识。

那么在大环境来看，知识分子应该就是一个民族的主人翁，虽然实际上我们常常看到知识人被边缘化了，或者是受到了各种不同政治的干扰，但是在中国老的传统中，孟子所代表的传统甚至在更早的年月里，中国的治理生态就是以贤人政治出现的，知识分子就不仅仅作为一个服务阶层存在，它是使得社会跟秩序的意义及价值能够维系的群体。

所以我觉得像孟子，他对于社会的认识有分工这一观念，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有农人有工人有商人，他的重点是说明了为什么要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为了维系这个社会，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向领导阶层争取，同时也让领导阶层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所以它是能够使上情下达的一个群体。

中国古代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他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他在社会治理中当家作主，端午所体现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悲剧的，但这个悲剧使我们能够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会角色加强理解，我相信屈原的悲剧是个例外，一般讲中国古代知识人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和状态应该是当家作主。

腾讯文化：在您的观念中，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风格的形成受到了哪些影响，比较西方，他们的状况又是怎样的

杜维明：其实我感觉到现代意义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多半来自俄罗斯，这个群体在普遍认识上有如下特征：首先是对现实的认知精神；再就是他们一定要跟体制也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划清界线；第三是这一群体从本源上要代表更宽广的利益；第四是必须要有抗议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受这些判断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加入政权的或者跟政权有密切的关系的都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表现抗议精神，实际上这条路走不通，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来看，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美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也会在政府中出任要职，德国大学教授的社会识别与政府官员差别亦不明显，美国大学有名的知识分子及其影响力，对他们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但是他的知识分子风格能够维持相对独立，他的良知理性相对独立。

腾讯文化：如您所言，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发生了某些修改？

杜维明：不仅修改，它正演进为一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知识阶层，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具有职业属性，知识人变成一个职业，美国讲过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或者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政治职业和学术职业这两个是不相容的，政治职业靠的是责任，学术职业靠的是对真理的追求，那么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1949年以后，性格上改变的非常大，真正当家作主的是政治，共产党作为政治（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编者按）带来了很强烈的反应--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了一个毛和皮的关系，知识分子靠政治的力量来维持，所以知识阶层就成为了为政治服务的阶层，媒体就是人民的喉舌，包括科学学界在内的学术界转变成为某种职业团体，那种传统中国的抗议精神，以及俄罗斯知识阶层所代表的跟体制以及既得利益阶层泾渭分明的划分已经荡然无存了。

腾讯文化：这种关乎知识分子属性的调试是仅基于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还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

杜维明：这种现象是全球的一面，但我想我们的情况更为特殊，原因在于我们从意识形态层面上看，真正掌握最重要话语权的机构是宣传部，所以包括社科院及大学在内的各领域，又因为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接受了基础结构和上层结构关系的这种认识方式，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基础结构是经济以及作为其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所有跟文化各方面的关系都属于上层结构，所以这一阶层在社会上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这种作用甚至不能用"非常有限"来评价，对于被无限放大的经济基础而言，它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腾讯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是否具有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杜维明：有这样的关系，比如说《孟子》里面提到的概念，有劳心跟劳力，劳心是自为，劳力是自愿，看起来好像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孟子的思想里面，劳心者是靠人家吃的，所以真正当家作主的应该是人民，从这个"人民"的概念出发，可以推导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为真正的人民服务，可是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生态下，这个角色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腾讯文化：在您看来，生存在当下政治生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存在独立的可能及其空间？

杜维明：我逐渐相信由于社会多元的倾向，会导致媒体、企业、学术以及各种政府组织发生基于各自特征的多元化进程，我认为这进程有两点主导因素，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三者的领域相对独立，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仍然是政治领域，我的朋友傅高义在谈到美国和中国的最大不同时认为，中国的政治力量特别大，所以其他的所有力量与政治力量间都是依附的关系，而美国的社会力量更大，所以联邦政府的政治行为只是多种社会力量博弈而产生的结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极大的政治力量希望能够给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我还是相信政治是以主导的姿态出现的，在这个空间里，知识分子能够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只能是相对减少。

腾讯文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的对手其实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角力，而这一阶层本身只能从属于一种被各种力量支配的状态？

杜维明：我的看法不只这样，傅高义也许这样看，我看的基本是参照儒家观念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往往能够在讨论的初期被我们厘清，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的状态下，他们能够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从这个角度讲，他是全方位的参与者，所以他可以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寻求各不相同的定位，整个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靠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体的批判自我意识进行维系，所以知识分子即使在如明代那样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遭受了极大摧残，却仍然会诞生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明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个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大的传统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

腾讯文化：包括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谓的只在心底像古玩般的被珍爱着"，这是否意味着在您提出的儒学三期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学精神回归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难，这种由现代性进程而来的式微是否已不可逆转？

杜维明：我想不是这样，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证明，或者说希望证明列文森的判断至少是片面的，虽然这算不上是错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后，亟需寻找一个新的定位，在救亡图存这一意愿的驱动下整个民族迸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被边缘了，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西方学习儒家可能会是一种障碍，在这个氛围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认同危机，一方面他在感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断，可他又要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价值。但是他们在感情上对西方的价值又是不完全赞同的，甚至因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西方有强烈的反感。就在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心态下，我认为儒学的复兴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也就是面对知识人之间的认同危机找出一个比较宽和的方式，所谓儒家传统赖以生存的政治结构崩溃始于满洲（满清统治--编者按），满洲的帝制结构使得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受到了很大创伤，但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每个人只要自己一人就可以修身，所以只要是有中国人还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他个人基于社会层面的政治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列文森很有可能低估了这种可能性。

本文系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策划的访谈部分

来源: 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