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群体认同当作一种人际联系形式，而不只是个人心理感情，那么我们看全球化对当今中国群体认同的影响，便主要是看全球化对中国当今公共生活的影响。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公共生活的特征是，“在那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能见能闻的。”在公共生活中，除非别人可以从我的言行中看到我认同什么，看重什么，要求什么，追求什么理想和价值，我的言行并没有可以与人分享的意义。我对群体的认同或不认同都是由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所显示出来的。阿伦特把公共生活比喻为一个打满灯光的舞台。公共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可见的领域，而且是一个焦点关注的领域，发生在那里的事情都会被“昭显在亮处”，成为公共关心的问题。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全因为它是发生 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之上。从全球化对中国公共生活的影响来讨论社会群体认同，就需要避免仅仅从影响源(全球化中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麦当劳文化、文化遗产和旅游工业、西方化或现代化意识形态、世界人权、全球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等等)来看这一群体认同所受到的刺激或限制。全球化会如何影响一个群体中成员对它认同不是一件简单的从外因到内果的事情，因为这种认同(或者缺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公共生活本身的认同资源、凝聚力和制度结构。
全球化把原本局限于一个群体内的公共生活舞台放大了。群体本身往往成为这个舞台上的行为主体，台下作为见证人的观众也变得非常多元，不再是清一式同一族类的人们。这时候我与之认同的是那个放在世界舞台上，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的群体，而不是那个处于封闭自大状态中的群体。一个人看待展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我类群体，自然会与平时不同。他甚至会发现，许多原本关起门来叫好的东西，原来放不上世界舞台，硬放上去，他不但不觉得体面骄傲，反而觉得丢脸羞耻。这时候，直接影响他群体认同的就不只是全球化，而且更是他自己群体的认同资源。他必须问自己，“在我的群体中，有哪些是可以认同的?有哪些是值得认同的?”2004年8月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的中国有一个8分钟的表演，由张艺谋导演。演出以后许多中文网站立刻发出一片责骂之声。人们斥责张艺谋“尽力搜寻、汇集与铺陈中国文化符号，演员老中青幼四结合，玩灯笼外，玩太极，玩高跷，玩琴玩拳又‘玩票’。……张氏中国秀色字当头，完全是中国文化符号杂乱无章的堆砌。把中国特色的杂货铺开到了雅典。”
张艺谋的失败在于他没能给许多中国人提供他们认为可以认同和值得认同的文化符号。他们沮丧愤怒，那是因为张艺谋提供的认同资源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认同需要。英国哲学家本森(Jeremy Bentham， 1748-1832)曾说过，名义上的“资格”不等于法律保障的权利，这就如同“饥饿不等于面包”。同样，心理上的认同要求并不等于公共生活中认同事实。群体认同是一种有条件的公共行为，这个条件就是公共生活必须能为认同提供它所需要的实际资源，也就是那些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可以认同并值得认同的东西。如果红灯笼、高跷、京剧面谱、茉莉花小调不是具有这种意义的认同对象，那么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认同对象呢?张艺谋的失败，是因为他找错了认同对象?还是因为这种对象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十分稀缺的资源?或者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公共生活还没有一个有利于形成这种资源的社会、政治机制?这些恐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公共生活中，群体认同的对象具有多样性和具体性，人们对具体对象的认同也不是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别。雷诺兹(John Reynolds)曾标示出人们对不同“政治象征”有不同程度认同的“检测指数”(如“热烈”，“冷淡”)。不同的政治象征包括“当今政府”、“宪法”、“民族国家”、“国旗”。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政治象征的认同程度都不是相同的。例如，他认同“宪法”要比认同“国家”热烈;或者，他认同“国旗”不如认同“国家”那么热烈，而对认同“当今政府”则相当冷淡。雷诺兹的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化象征”。我们可以区分出许多传统的文化象征来，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风俗、服饰、礼节、历史人物或事件、社会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等等。不难想象，每个认同中国的人对这些因素的认同程度并不相同。又例如，我们还可以区分出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象征，如版图疆域、社会政治制度、政府、某某主义、长城、国旗、汉语、儒家文化，等等。同样，每一个“热爱中国”的人对这些不同的中国象征认同程度也不相同。从这些不同象征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就不难看出，认同离不开具体的认同对象，这些对象不仅需要有本土特点，而且要求有超群体的普遍价值。越这样，就越能在世界舞台上受到重视和赞美，与之认同也就越光荣，越令人满足。
对于群体认同来说，还有比文化符号认同资源更深一层的公共生活因素，那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信任、宽容、同情、荣誉等)。公共生活是否具有亲和力，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公共行为和言论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相互对待和相处的方式之中。2004年6月底到7月初，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为此苏州政府自2002年起，共花费了100亿人民币，从城市改造、市容、交通到市民文化宣传，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治水”，为的是让“苏州是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名副其实。官方报道强调，代表全球化的世界遗产大会带来的城市美化，加强了市民的“心理认同，市民更欢迎的是环境的改善：引以为豪的园林和老街保护好了，河水不臭了，交通不堵了，绿地多了，城市变漂亮了……本次大会的所有(这100亿人民币)投入将永远地留在苏州，造福后代。”。
就在2004年8月，《苏州日报》在题为《垃圾:市区河道不能承受之重》的报道中称，“河道保洁员每天从(苏州)每一条河道里都能打捞起为数不少的垃圾，……如果不是保洁员每天七八遍来回不停地清捞，市区的大小河道会更加让以水天堂为自豪的苏州人汗颜。然而，2003年一年，市区217个河道保洁员共从80多公里河道里打捞起9753吨垃圾，……其中包含的除各种生活垃圾外，竟还有破沙发、烂家具以及各种家装废弃物。”另一篇对同一问题的报道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苏州市市区河道保护条例》对乱倒垃圾的处罚是50元以上500元以下；而《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草案）则规定，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报道承认，“处罚条款好定，执法却很难。”问题出在，就是你抓住了丢垃圾的人，他也照样可以不认帐，“有关执法部门曾伏击一户经常向河里扔垃圾的居民，一次正好被摄像机拍下，但画面中只有伸出窗户的一条胳膊，当执法者向这户居民指出时，该市民竟拒不承认，尽管家中只有他一人。”
这些往河里丢垃圾的人，他们也许确实对他们的社会群体(中国或苏州)有“心理认同”，但是，除非这种认同体现为公众行为，它并没有实质的公共生活意义。就公众行为而言，往河水里丢垃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认同群体的表现。认同是一种有亲和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生活方式，不只是一种“心理”感觉。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互相说谎欺骗，互相提防戒备，彼此无信用，不信任，对公共事务冷淡麻木，对他人遭遇漠不关心，幸灾乐祸，待人处事以邻为壑，急功近利，在这样的群体中，恐怕是不会有实质意义的群体认同的。
除了认同资源和群体凝聚力，认同的第三层公共生活意义就是“公开性”，公开性才是真正的公共性。公开才能让每一个人通过参与来积极认同群体。从实质上说，公共生活的“可见可闻”不只是指可见，而更是指公开。往河水里丢垃圾的行为是可见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是谁丢的，但河里有垃圾。丢垃圾不能公开，因为在公共生活中，有这种行为不仅会被“罚款”，而且还很不“光彩”。那条被拍摄下来的“胳膊”的主人说谎抵赖，除了怕罚款，知道无公德行为不光彩，想来也是一个原因。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更有许多虽做了，但不能理直气壮的事情，这些都是“可见”的(大家都知道)，但却不能公开，必须用谎言去遮掩。许多官员、企业家，甚至教授名流，他们官贪政贿、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的行为虽然在社会上不再是什么秘密，却仍然当作秘密来严守。
这种“可见”和“公开”的强行分离，从根本上说是由不公开的权力结构所形成。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可见可闻”指的是可见必须公开。这种公开，它的目的是让一切有意愿、有能力的人都来参与公共生活，都来关心，都来批评，对公共生活发挥有效的影响。这种参与当然要遵守共同认可的程序规定和伦理规范，包括尊重其他参与者的权利，遵守公共话语的理性规则，等等。用暴力、武力或胁迫力禁止别人参与，以封锁信息或独霸公共论坛，这些都是破坏公开的反公共性作为。这个层面上的公共性是政治的公共性，因为它需要通过保证每个愿意进入公正领域者的基本政治自由和权利才能实现。政治的公共性离不开民主和制度的公开性。
公共生活与民主公共性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谁是公共生活的主体?公共生活的主体不是以自然状态存在于社会中的“民众”、“人民”或者“老百姓”，也不是由现有社会权力等级结构所决定的“群众”(相对于在他们之上的“领导”而言)或“大众”(相对于比他们优越的“精英”而言)。公共生活的主体是“公众”(the public)。公众是在关心、讨论共同问题，参与共同事务中产生的。每一个人不可能关心和参与所有的社会问题，每一个社会问题也不可能吸引所有的人来关心和参与。因此，公众必然是多元的群体存在，必然由复数的小公众(publics)构成，必然体现这些小公众的不断互动。这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公众。正如珍妮.科恩(Jean Cohen)所说，公众的这种结构性的多元和互动使得我们可以用“参与和公开性”(publicity)去定义社会生活。
公众和现代公民社会的联系除了体现在“参与”和“公开性”上，还体现在公众的成员是“个人”这一点上。强调“个人”和强调“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公众社会注重的是“个人”而非“个人主义”。个人理念强调人的个别性，强调个别经验的价值和个别生存的尊严，但反对把人当作孤立的原子。人的个别性体现为他的独立主体性和他对集体贡献的个别性。公众社会共同拥有的基本理念以自由与平等为最重要。自由不是没有约束的我行我素，自由指的是一种在行动中个人和群体同步的自我实现的能力。平等不是指千人一面，人人相同。平等指的是承认个别性，人人平等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由他者所代替。公众生活方式还形成于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渗透和共同利益。公众社会是“诸共同体的共同体”。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拥有和相互渗透的共同利益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具凝聚力和亲和力，也越能相互认同。
从公共生活和公众的特征去讨论全球化对群体认同的影响，就需要特别注意具体的全球化影响是否有利于群体成员的参与，是否有利于维护个人的自由、独立和主动个体性，是否有助于增强群体的公开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否有助于形成和维护群体凝聚力和亲和力。全球化影响包含多种因素，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民族国家不能发挥管理和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会加剧贫富差别和人与人的等级差别，这就会起到破坏群体认同的作用。又例如，全球化中的普遍人权价值因明确强调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所以总是会对群体认同有所帮助。这些都是从比较直接的影响来说的，有的影响会间接一些，也相对复杂一些。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便是一个例子。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中，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觉得它是“我”的文化，因拥有它而认同它。但是，当这一文化被展现到世界观众的面前时，我开始用“见证人”而不是“拥有者”的眼光来看待它。我必须学会与我习以为常的群体保持距离，而用自由、独立个体的眼光来注视和判断我的群体存在及价值。当我用这种“见证人”眼光去仔细看我熟悉的生活世界时，我发现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原来不值得我认同。我开始明白，认同是值得认同，不是不得不认同。我于是有了积极参与营造新认同的意愿。全球化看上去是破坏了我的认同，其实它是在帮助我实现另一种不同的认同。
(原刊《明报月刊》2004年第 1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