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艾滋病村”，大家就会想到河南上蔡县的文楼。但实际上，在河南，像文楼这样的“艾滋病村”远远不止一个——文楼村的曝光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日前，本报记者根据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的线索，奔赴河南实地采访，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与艰险之后，终于了解到了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真实的情况。
一
公元2001年11月13-15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河南卫生厅的负责官员带着“防治艾滋病表现突出”的光环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放大后的照片也张贴在大会展览区里，令各界、各国参会者瞩目。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里，河南省卫生厅用轻松的笔调分析了河南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并肯定“问题已经得到控制”。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一封署着一些来自河南商丘的艾滋病感染者的，以及一些在京社会工作者的姓名的信件被送到了参会的联合国官员以及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手中，信中指出，感染者们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河南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仍在极力掩盖艾滋病在当地蔓延的事实真相”。
本报记者与这些来自河南商丘的感染者取得了联系，并于11月19日晚起程奔赴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出发前，记者对此次采访的难度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据说在河南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地区，比如文楼，就专门有一些工作组，任务就是对付前去采访的记者，扯胶卷、扣录像带、撕采访记录，反正能破坏采访，就尽量破坏。
11月20日中午，记者到达了河南省睢县城关镇，提前联系好的几个艾滋病感染者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告诉记者，形势很紧张，县里面对外来的人尤其是新闻媒体很敏感。记者表示估计，随后，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分走两路进入了东关村。
引路的村民告诉记者，东关村是一个行政村，由于靠近县城，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所以在1995年前后，村外不远处设立了血站，很多村民都去卖过血。从1999前后逐渐出现一些艾滋病患者——不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是艾滋病，今年开春以后发病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上蔡县文楼村曝光了，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也是同样的问题。该村民告诉记者，他也是一个感染者，他所在的自然村——东关南村，今年开春以来，因为艾滋病发作已经死了20多人了，其中就有他妻子。记者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艾滋病，他向记者出示了他在县医院检查的“HIV抗体实验阳性（初筛）”的化验单，他告诉记者，那些死的人身前症状和他差不多，而且都卖过血。
记者想起，今年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布了中国艾滋病感染状况，他指出，今年疫情上升，与90年代初期，个别省份内的部分地区违反规定和操作规程采集人体血浆用于制造生物制品的原料有关。一些地下和非法采浆站为了经济利益，大量采集和收购农民的血浆，不按标准的操作规程采集血浆和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的检测，造成了一些有偿供血浆人员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殷部长还讲述了这些地区非法采供血浆导致艾滋病传播的详情：“因为是政府打击的行为，所以私自偷采，由于条件很差，如果血型都是一样的，就混在一起，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进行离心分离。分离以后，上面蛋黄颜色的叫血浆，提出来做白蛋白、凝血因子，沉淀下来的叫红血球，用生理盐水稀释以后又输还给卖血者，这是造成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的原因。”
记者向该村民询问，情况是不是像殷部长说的？他告诉记者，采血过程确实如此。血站只要血浆而把血清回输，一般一次抽出800毫升血液，离心分离后再回输400毫升血清给他们，每次给45元钱。
45元？！记者惊呆了，这钱算什么？这是“卖血”还是在“卖命”？正迟疑间，他递给记者一本《供血证》，记者打开血红的封皮，第一页“供血须知”上写着：“……三、凡符合体检标准的供血者，一次可供血（浆）200-400毫升。四、供全血间隔时间为三个月以上。供血浆间隔时间为二周以上。”记者往后翻，没有体检记录，也没有化验记录，只有一个采血记录：“4月1日，400CC；4月3日，600CC……”记者拿着这本封皮印有“卫生部监制”，1995年4月1日由睢县红十字血站签发的质地考究的《供血证》久久说不出话。
接下来，记者听到了更无法相信的事，“那时侯，县长还在电视上讲话，说卖血好，有利国家，有利个人，让俺大伙‘献血致富奔小康’。”眼前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子一边说着眼圈开始红了，“现在俺老婆死了，俺也，根本就没人管过，您说，俺该找谁去？”
二
进入东关南村，记者走访了一些感染者家庭，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口不到1000的村子，卖过血的人数估计有5、6百个，其中至少应该有一半以上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县里卫生及相关部门却从没有下来调查过，而对今年开春以后大量死人的情况，县里更是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只当没发生。而村民们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情况，他们怕被人嫌弃，甚至不敢去医院看病，也不敢告诉医生自己有病，担心得不到治疗——实际上，他们中大多数也根本没钱去治疗。他们的孩子在外受到歧视，甚至不能上学。
在一户姓王的村民家中，记者了解到，王某弟兄俩是感染者，王某的妻子、妻弟也是感染者，王某的弟媳已经因为艾滋病发作在今年8月去世了，家中只有年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是健康的，王某告诉记者，他最担心老人和孩子的未来，“他们将来怎么办哪？”而王某的母亲则在一边哭泣：“说不要去（卖血），非去，造孽啊！”
当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另一个村民家中相遇时，情况已经了解得差不多，而摄影记者的拍摄却始终无法有效展开，大量的感染者围在我们身边，不停向我们诉说自己的遭遇，并希望记者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人越来越多，场院里挤满了正经受病毒折磨的感染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死了父亲的孩子，失去儿子的老人……
“再待下去恐怕会出问题！”摄影记者提醒说，“肯定会惊动县里的！”于是大家决定迅速转移——事后证明，这一决定真是英明果断。
大家向南绕道而行，抵达了尤吉屯乡小林店村，这里有一个艾滋病患者孙某，已经进入晚期，不能动荡，躺在家里等死。
刚一走进孙家院门，记者就看到孙某躺在屋前一个破沙发上晒太阳，妻子在一边为他赶着苍蝇——他四肢无力，连苍蝇飞到脸上都无力去拂。听说记者来，孙某挣扎着扬了一下头，却再也没力气说什么，嘴角挤出一丝笑容，眼角却滚出了泪珠。
孙某34岁，1995年先后在开封、商丘等地卖过血，县里血站也去过两回。1999年开始出现症状，今年3月10日连续数十日发烧，全身起疱疹，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药吃了无数，吊针打了上百瓶，后来有医生说这是艾滋病没法救了，而孙家也确实无钱求医问药了，就把他拉回来，现在就天天静候着死神的召唤。
孙某的父母都年过70，他老父亲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老人拄着拐杖哆哩哆嗦问记者是哪里来的，一听说是北京的，老人眼睛一亮，“他这病是卖血吃的大亏，你说，这病在北京能看好吗？”
孙某妻子告诉记者，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9岁，现在因为孙某的病上学受到影响，而村里人也都不敢上家里来。她告诉记者：“这病这村里别的（病人）还有，但都不敢说。”
正在采访中，记者忽然接到东关村一个好心村民偷偷打来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你们前脚刚走不到十分钟，县里来了好几辆车，好几十号人把村子围住了，问是不是来了记者。你们快走吧，很快就会找过去了。”记者问都是些什么人，他告诉记者，都穿着便衣，很多不认识，但有几个是派出所的，他认识。
记者并不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但考虑到摄影记者拍摄的胶卷的安全，大家还是决定回避为好。其实记者最顾虑的是，既然是警察，为什么都穿着便衣，这不能不让人觉得蹊跷。或许是记者多心，但不能不想到，一旦发生冲突，地方政府也许会倒打一耙，说记者不经协调就下来采访，结果与村民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汇报其实并不少见。
离开孙家后，大家一直向南走了数里地，到了南关镇，这时天已黄昏。我们找到一户人家稍作休息，一个一直陪同我们的村民回东关村打探消息。天黑后，他回来告诉我们，整个东关村以及附近方圆数里的地方都被监控了，所有要道都有人把守，而且包围圈还在扩大，附近所有旅店晚上10点都要把入住登记交到派出所检查。情况越发复杂了，我们不能不再次迅速撤离。
当晚，我们坐着一辆车灯打不亮的三轮摩托，向20多里外的一个联系过的好心农户家中奔去。车在漆黑的夜色中行驶，一弯明月挂在天边紧紧跟随，苍茫的天幕里什么也看不见，记者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月明星稀”。
三
11月21日，我们守侯了一上午，东关村那边偷偷传来消息，县里的人昨晚到凌晨3点才撤，今天一早又把整个村子都监控了，看来几天内都不会有放松的意思。采访肯定没法继续进行了，怎么办？
经过商议，我们决定离开商丘，南下驻马店市新蔡县与另外一个报社的记者会合，据说那边有一个东湖村，艾滋病流行也很严重。我们没有直接南下，而是取道商丘市。但到了商丘，我们得知，新蔡的局势也很紧张，文字记者还凑和，摄影记者很容易出麻烦，偏偏我们一行主要是摄影记者，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当天晚上，一个自由撰稿人打来电话，他正在开封市尉氏县作艾滋病专题摄影，那边管制得松一些，他拍了两天了没事。那边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也很严重，而且是正在死人，他到的前一天死了一个艾滋病患者，他拍了送葬的过程。而就在当天夜里，又有一个患者死去，“如果你们及时过来，还能拍到东西！”我们立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奔赴尉氏。
11月22日下午，我们赶到了尉氏县邢庄乡新庄村，一位姓丁的大爷接待了我们，他是老共产党员，当过20多年的村支书，他的两个侄子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已经死了，他二儿子丁军也在不久前，农历8月20日，因同样的病去世了。老人给记者看了丁军今年7月6日在郑州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作的检查结果，“HIV抗体实验阳性（初筛）”。
丁大爷现在几乎成了村里专门的艾滋病防治宣传员，他联系过高耀洁大夫，丁大爷从高大夫那里拿了很多防治艾滋病的书籍、报纸和传单，并义务向村民散发。丁大爷告诉记者，宣传得太晚了，如果早几年就开始宣传，自己的孩子就有救了。
记者在村里走访了一下，了解到，新庄村大约有820口人，一年来因为艾滋病去世有14人——包括最近刚死的那2个，其中一个将在第二天下葬。而在离新庄不远的曲楼村、水黄村，情况更为严重，水黄村一个夏天就死了20多个人。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县卫生部门同样从没有下来看过。
一个村民告诉记者，1996年是最乱的时候，有两个月，血站直接办在了村子里，“要想富，建血库；卖血浆，奔小康。”全村20-55岁的人，95%都卖过血，“一伸（拳）一卷（袖），四十五元。”
记者找到了一个患者周某家中，32岁的周某今年开春后开始发病，现在也同样只能无奈地躺在家中。我们的摄影记者正要拍摄，一些村民却赶来阻挠，希望记者不要报道，他们告诉记者，一报道外人就不敢买这个村的东西，这个村里即使是健康的年轻人也讨不到外村的媳妇。
一个村民告诉记者，县里传达过不让对外人说，如果有记者来调查就往县里打电话。他告诉记者，尉氏县有一种谣传，“千万不能说，如果这病被外边知道，就全都拉到新疆大沙漠里活埋。”
而另一个村民忿忿地说：“你们记者反映这病有什么用？卖血的根源是经济问题，现在得了病不但没人管，上面该收的钱照样催着收，而且虚报我们农民收入有多高多高，变相加重我们的负担。你们记者曝光有什么用，你们根本反映不过去，卫生局瞒着、县里拦着，你们把问题反映出去，上面会来追究责任，我们老百姓更承受不起，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们根本就反映不到中央领导那里，没有用的！”
这时，有人打来电话提醒我们注意安全。看来这里情况也很复杂，采访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决定先离开新庄村。走前我们托丁大爷帮忙作一下村民的思想工作，我们第二天再来，他答应了。
四
我们搭车离开村子，前往尉氏县城。在村口，我们同两辆尉氏县卫生防疫站的车迎面交错而过，车里一个当地人说：“他们怎么来了？村里死那么多人他们从没下来看过，今天怎么来了？”这话不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催促司机加快速度，一进县城，我们迅速下车，并绕道找了一个安全的小旅馆。老板是个好心人，听说我们的情况后，表示会尽力给予帮助。
我们正收拾房间，老板娘送来开水，听说记者刚从新庄村过来，她很紧张地问：“你们没在那村吃饭吧？那村病可多了，我们都不敢买他们的东西，瓜子、桃子、苹果都不要，他们卖的猪肉都没人要。”记者告诉她，这病不会因为吃这些东西传染，她将信将疑：“真的不会？”
当晚，大家很早就上床，准备好好休息，第二天一早进村里再拍点东西。半夜，记者突然被敲门声惊醒，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莫名其妙间，老板娘急匆匆赶来告诉记者，尉氏县所有的旅店要全面清查，就找北京来的记者，现在已经查过来了，老板正在旅馆门口应付，让记者作好准备。摄影记者一听，却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几乎是滚下床冲到摄影包前取出所有拍摄过的胶卷，然后满屋子乱找安全的缝隙准备把胶卷藏起来。记者打开了手机，迅速和北京取得了联系。
门口乱一阵后，突然安静下来。老板娘进来告诉大家没事了，她一边说，一边拍着自己的胸口，“吓死我了！”过一会儿，老板也进来了，他倒还是很镇静，他告诉记者，来了三个警察，还有两个县卫生防疫站的。下午防疫站的车同记者搭乘的车打了照面，就一路追来，后来查到了车，估计记者在附近住店，晚上就开始清查所有旅店。老板告诉记者：“幸好我和他们认识。我说我这么一个小店，北京来的哪会看得上，再说，记者在车站附近下了车，难道不会坐车到开封去住？他们信了，所以没来查房。”老板告诉记者，临走时，听见他们说了一句：“明天（记者）肯定会去新庄！”
老板娘心有余悸地说：“派出所所长亲自出动了，以前再大的事也没见他亲自出来过。”她一再告诫记者：“你们将来作报道，千万不要提我们，可不要因为你们让我们惹麻烦！”
确认安全后，大家开始商量了下一步行动，现在在尉氏县采访已经很困难的，只有再换地方，但去哪呢？从商丘到驻马店再到开封，形势都很紧张，附近也就剩下一个周口市，但我们还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离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不远了，媒体要有所行动，河南地方政府不会不知道，而且一定会作准备，我们已经幸运地躲过两次，保不准第三次就得出事，而后面再出事就把前面得努力都白费了，虽然到手的素材不多，但毕竟比再冒险导致一无所有强。这时，北京也打来电话，报社领导态度很坚决，要求记者迅速返回北京，安全是第一位的。
次日凌晨，我们乘车离开尉氏县到了开封，从开封取道郑州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车到达北京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北京正好从这一晚开始变天，温度急剧下降，寒风刺骨，冰凉的公交车上没几个人乘坐。一对小年轻拥抱着挤在一个座位上，他们挺兴高采烈，不停说着那晚看流星雨，郊外也是这样冷。记者没有去看流星雨，不是没有兴趣，只是很小的时候听人说过，每一颗流星滑过天际都意味着一个人的离去——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但记者却从此不愿看到流星。而现在，在经历了5天的河南之行后，记者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满天飞逝的流星，是不是无辜者的冤魂在诉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