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近期最出名的，大概要属两会期间一段关于“放开二胎管制”的言论。看似无望的呼吁，触及了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养老危机。一名学者的担当可见一斑。作为国内最早接触NGO的研究者，王名用了15年将一个边缘学科拉进了主流研究范畴。最近，他频频挥师南下开讲座，被业内形容为是来送“鸡血”的。对社会改革持乐观态度的他，5月28日在中山大学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仍存较大误解”
公益周刊（以下简称南都）：能否谈谈中国NGO的发展历程？
王名：先看社会系统，上世纪80年代缺乏法制，但整个社会在迅速成长中；到了90年代，完善了制度，社会在政府的清理整顿、规范中前进。2000年以后，就是社会系统的迅速发展时期。再来看NGO的发展，2006年之前，政府的态度趋于保守，不支持也不限制，那个时候国内NGO发展很快。2006年之后，政府从监督、培育、管理并重转向支持发展为主，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政府探索的过程。而从现在开始应该是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社会组织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都：现在政府的确培育了不少社会组织，但有一些做法仍是“运动式”的。这些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垄断了社会资源，也没有建设公民社会的理念。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王名：社会组织的概念是在2006后才开始有的，并频繁出现在政府的文件、工作报告中。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社会系统的发育需要力量，我把它叫“还组织于社会”。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我理解为，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建设公民社会。政府现在主动面对公民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仍存在很大误解，过于敏感，贴标签。其实完全可以定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
党的领导和公民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其实要讲公民社会的历史、内涵，它跟社会主义的关系更近。把公民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是错的。习总书记上台后说要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能不能恢复对马克思主义公民社会的信仰？如果马克思的理论包括公民社会理论，我们可以下个定义，讨论公民社会的内涵是什么，不要乱贴标签。
可以有美国的公民社会，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离社会主义很近，马克思讲的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公民所有制，公民所有制是跟公民社会非常接近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政府官员不了解这个概念，没有论证清楚，在理论上就已经认识错误。
“顶层设计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
南都：你这次来广东，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说，呼喊“春来来了”的人来了。现在真的迎来了社会改革的春天了吗？
王名：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从改革开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种很强的、自发的、由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释放社会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一开始就存在，而且一直在进步，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治理，都在积累这样一种动力。现在我们看到，从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在今后改革方案中间，顶层设计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
我把广东的改革看做是来自顶层设计的一种。两会后，全国政协社法委来广东做了一次调研，广东走完后又去浙江走了一圈。我基本的判断是，浙江的改革是一种社会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广东的改革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顶层设计推动的，尤其在制度层面。现在这种力量表现在中央层面，一种难得的、顶层的力量开始达成共识。它是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在一种普遍的危机意识下，形成的共识。这样两种力量，有可能实现一种上下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社会组织发展或者社会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它需要一个过程。
南都：有人说你过于乐观了？
王名：其实我是一半在解读，一半在期待。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去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美国人说中国没希望了，钱和官员、精英全都跑了。我当时回应他们，中国的希望在那批腐败的官员身上吗？他们代表过去的中国。我们这些年轻的官员会到美国来吗？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我们相信、热爱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在努力。那些腐败的官员其实已经死了，不是他们抛弃了这个国家，而是被国家、这个国家的未来抛弃了。这个体制里面还是有很多努力、干净的官员，包括我们现在学政务的学生，财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追求的是个人、所在地方、社会的进步。有未来的人不会为了钱财糟蹋自己的未来。现在很多官员都已经认识到“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只要这些人在，中国就会有希望。这是我乐观的根据。
南都：你觉得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吗？
王名：改革本身很难说是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但改革的整个设计、战略和推进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村民自治已经做了探索，看上去是自下而上的，但最终也是自上而下的。
南都：就你的判断，中国未来的改革图景是怎样的？
王名：我从新领导人那里读到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倾向。很多问题都不是政治改革能解决的，比如上访、利益集团、土地、住房、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拆迁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社会改革得到有效的化解。在整个社会系统发育成熟以后再启动政治改革，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途径。
中国的改革，社会建设要先行，但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建设会达到一定的程度，这对未来的改革是一个很积极的过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让社会稳定，这个稳定的系统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经济改革也会遭到很大的危机。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最担忧没等社会建设好就已经溃败”
南都：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名：社会溃败。一方面社会没有长起来，一方面社会问题越来越激烈，这个过程中社会溃败是存在的。就怕没等社会建设好就已经溃败，这才是我最大的担忧。但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和下两种力量，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怕的是上没有动静，下面在使劲推动，下面面临的阻力又很大。
南都：作为一名研究NGO的学者，你如何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社会转型期，你认为学者的作用在哪里？
王名：我把自己定位为一种实践研究，也参与NGO的一些实际工作，包括创办NGO，当理事长。我是有偏向性的，尽可能去理解、支持NGO的工作，不是中立的角色。我支持、扞卫NGO的权益、政策层面的诉求。学者的作用应该在两方面，一是观察和把握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另一个便是影响政策。中国在改革转型期，思想上、制度设计层面需要更多的智慧，包括政策的制定、立法的过程，学者要尽可能参与这个过程。
南都：说到参政议政，你应该是很有经验了，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据说，今年初，还出版了一本《建言者说———十年政协提案小集》，这是为什么？
王名：政协提案很多是没有效果的，但我还是认真地做了这个过程，我希望我的提案能够记录下来。这是对我自己负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建言这方面的也已经成熟了，从一开始的不懂到后来可以驾轻就熟。我也知道有些建言政府根本不想采纳，但我的目的是想让社会知道，发出我的声音来，让社会达成一种共识。比如，今年两会呼吁“放开二胎管制”的提案。
从改革开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种很强的、自发的、由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释放社会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一开始就存在。
作者:南都记者 周执 实习生 谢炜君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