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报道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及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政治倾向性，反映了美国媒体报道的非客观性和虚假性，也反映了美国政府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美国媒体被政治绑架、沦为霸权主义工具的事实。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约三年的时间里，《纽约时报》有关中国西藏的报道文章近百篇，主要内容包括：西藏内部政治动态；托马斯西藏之旅；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动向；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政策与动向等。报道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及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政治倾向性，反映了美国媒体报道的非客观性和虚假性，也反映了美国政府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美国媒体被政治绑架、沦为霸权主义工具的事实。
［关键词］美国；印度；中国西藏；《纽约时报》
20世纪中叶，中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战、二战期间都曾是盟友的中美两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由友好国家发展成相互敌视的对手。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相呼应，美国的西藏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媒体对中国西藏的报道随着美国西藏政策的变化，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新中国成立前后自1948年至1950年的三年内，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有关中国西藏的报道文章有近百篇，主要内容包括：西藏内部政治动态；托马斯西藏之旅；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动向；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政策与动向等。
一、对西藏内部政治动态的报道
对西藏内部政治动态的关注，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报道的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拉萨“驱汉事件”的报道，关于西藏上层不同政治势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态度的报道。
（一）对拉萨“驱汉事件”的报道。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西藏噶厦政府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驱汉事件”。7月8日，噶厦政府“召见”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通知办事处全部人员及其眷属限期撤离西藏。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分裂势力乘国共内战无暇西顾之际在西藏独立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步。对此，《纽约时报》给予了充分关注。1949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有报道说西藏发生反汉骚乱》称：“来自西藏的消息说，拉萨发生了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国民政府声称对西藏有管辖权”。“蒙藏委员会的专员关吉玉博士今天也承认说西藏发生了政治变动。”“关博士说，国民党政府驻拉萨的分支机构已接到通知让他们马上离开拉萨。”（Revolt Against China Is Reported in Tibet，New York Times，Jul 23，1949，p1.）7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解释西藏叛乱》一文说：“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今天报告说，他已得到消息，西藏统治者已驱逐国民政府驻拉萨的官员，因为西藏担心汉人中有共产党。”“数年来中国一直在拉萨派驻一个很小规模的使团，象征着对西藏的主权，但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西藏是一个以达赖为名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达赖现在还是个少年。”（Tibet Revolt Explained，New York Times，Jul 25，1949，p1.）《纽约时报》在西藏地位问题上的这种表述，与当时美国政府改变传统上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一脉相承。（20世纪40年代末，面对东西方冷战的蔓延及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建立，美国国务院对其西藏政策进行了一次争论，认为“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意识形态及地缘上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由此改变了其传统上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开始支持西藏的分裂独立活动，自此，美国媒体不断渲染所谓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谬论。参见程早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西藏政策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驱汉事件”发生后，印度迅速作出反应，7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印度要澄清关于西藏的传言——印度派特使调查西藏形势》，报道了印度外务部发言人的讲话，印证了拉萨“驱汉事件”对印度西藏政策的影响。（参见India to Sift Tibet Rumor， New York Times，Jul 24，1949，p24.）这些报道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解决西藏问题所面临的复杂内外形势。
（二）关于西藏上层不同政治势力对共产党、解放军不同态度的报道。西藏上层不同政治势力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美国媒体的重要关注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步伐加快。对此，西藏各派政治势力反应不一。《纽约时报》1949年8月12日文章《西藏统治者寻求回藏》报道说，“今天，中国中央新闻社说，西藏的两精神领袖之一班禅喇嘛在流亡25年后想要回到西藏。他希望共产党军队能够护送他回去。新闻社说这个消息来源于班禅在青海西宁所发表的声明”（Tibet Ruler Seeks to Return，New York Times，Aug 12，1949，p6.）。与班禅喇嘛欢迎解放军入藏的情况不同，达赖喇嘛对解放军入藏表现出了恐慌。《纽约时报》1949年6月15日文章《西藏代表誓言独立》说：“拉萨政府已任命3位代表就他们国家的地位问题与中共代表在香港与中国的边界进行谈判。由于英国签证问题他们现在滞留在印度。但他们今天表示，一俟与中共代表会晤，他们将无条件提出西藏独立。”“但是英国方面负责组织西藏代表去香港谈判的官员表示，他们担心西藏代表与中共谈判的结果是无条件地将西藏置于共产主义阵营”。（Tibet Delegates Vow Independence，New York Times，Jun 15，1950，p18.）这充分表达了西方社会在冷战初期对中国西藏政治走向的担忧。同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文章《达赖计划在边境附近建立西藏新都》报道了达赖喇嘛计划在亚东建立新都的想法。文章说：“西藏世俗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周前离开了受共产党威胁的拉萨，现在希望能在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春丕河谷重镇亚东建立新政府，这里靠近印度的保护国锡金。”“从亚东，年轻活佛和他的顾问可以观察共产党军队对拉萨的行动，也可以观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12岁的班禅喇嘛家乡日喀则的情况，班禅目前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亚东，一旦遇到危险，只需1天的路程，穿过乃堆拉山口就可以到达锡金，进入安全的地方。”（DaLai Lama Reported Planning to Set Up New Tibetan Capital Close to the Border，New York Times，Dec 30，1950，p2.）这一报道反映了当时达赖势力对解放军入藏所持的观望、摇摆态度。
二、对劳威尔·托马斯西藏之旅的报道
新中国成立前有两队美国人入藏，他们名义上都不是代表美国政府，但都具有明显的政府背景，其中一队是由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编者注）领馆副领事马克（D.Mackiernan）率领的自中国新疆入藏的旅行队，数十年后美国政府承认马克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同行的白智仁秘密入藏后与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要员多次秘密会晤，并带出了达赖喇嘛、西藏噶厦给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的信。（参见程早霞：《1949年前后美国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另一队是自印度进入中国西藏的美国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父子。托马斯父子以新闻记者与探险家的名义入藏，在拉萨期间曾与达赖喇嘛会晤，回到美国后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就其西藏之旅分别会晤。（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 17，1950 Folder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s，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File，Feb 1950，Box 66，Harry Truman Library.）与马克南秘密入藏、媒体鲜有报道的情况不同，托马斯高调的西藏之旅在美国媒体界引起强烈反响。
《纽约时报》1949年10月17日发表文章《托马斯自西藏归来》说：“托马斯，记者、评论员，昨天自西藏探险归来回到纽约。他说，西藏的统治者想知道，如果中共要统治他们的山地国家，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他带回了15岁的达赖喇嘛及其摄政写在羊皮纸上给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的信，主要内容是关于美国援助的可能性问题。”“托马斯说，西藏反对西方的东西，但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作出改变。美国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建议他们进行游击战。这样会使中共军队向北方的推进更加困难。”“托马斯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可以在西藏设立使团，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Lowell Thomas Back from Tibet，New York Times，Oct 17，1949，p25.）
这是《纽约时报》在托马斯返回美国本土后报道其西藏之旅最详细的一篇文章。
托马斯在探险途中曾从马背上摔下来导致骨折，在他受伤后还在西藏境内时，《纽约时报》就发表了关于他行踪的报道。1949年9月26日文章《劳威尔？托马斯坐上了担架》报道说：“美国空军已经表示会尽快派一架飞机，只要托马斯一到达印度边境，就可以把他接走。”（Lowell Thomas on Litter，New York Times，Sep 26，1949，p27.）托马斯到印度后，10月11日《纽约时报》文章《劳威尔？托马斯说藏人恐惧》详细报道了对他的深度采访。文章说：“据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消息，上个月托马斯在西藏的一个山口处从半野生的小马上摔下来，腿部受伤。托马斯走路一瘸一拐，向我们讲述了在中共军队逼近西藏边境之时，这个佛陀王国日增的恐惧。”“他说，西藏的宗教统治者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如果共产党军队南进来到喜马拉雅地区时，他们的宗教制度与习俗遭到破坏，悠久的独立地位被撼动。”“在西藏，托马斯与被看作是佛陀化身的15岁的达赖喇嘛及包括现摄政在内的西藏贵族会面后，得出的印象是，西藏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对抗共产党。”“托马斯宣称西藏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这个偏远的国家是完全独立的，与中国是分开的，尽管中国宣称对其拥有宗主权。”（Tibet Fears Told by Lowell Thomas，New York Times，Oct 11，1949，p21.）对于美国派出托马斯入藏并对新生中国政权进行舆论污蔑的行为，我国媒体曾发表文章予以回击。1949年10月13日，新华社发表述评说：“美国所派遣以‘广播评论员’名义出现的间谍汤姆斯（即托马斯——引者注），于本年八月间取得印度尼赫鲁反动政府外交部长帮助进入西藏后，经过两个月的活动，已于本月十日在取得达赖喇嘛致杜鲁门的信件后乘印度美使馆专机离藏飞返加尔各答。汤姆斯十日在加尔各答发表谈话，公开声称：‘西藏当局所属军队装备很差，需要外界援助，用以阻止共产党的进展。’汤姆斯的间谍活动和狂妄谈话，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也日益加紧。”（《美帝侵藏图谋日亟、美间谍汤姆斯由藏返印、中国人民对此正密切注视》，《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3日。）实际上，《纽约时报》的报道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托马斯在拉萨的政治活动。《纽约时报》文章报道说：“他在拉萨逗留期间，每天都有重要活动。他估算这个国家的人口大约有300—400万，由400个男人统治着。每一个官职都配一僧一俗，僧人的地位要略高一些。即使是在军队，也是一僧一俗共同指挥。”在拉萨，托马斯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会晤达赖喇嘛。“托马斯先生将礼物交给了这个年轻的活佛，他3年后18岁就将成为西藏的独立领袖。礼物是：一个镶有金、银的暹罗虎头骨架，一个美国雨披，一个折叠式时钟。”“他们使用西藏的电报电话线向新德里美国使馆报告了情况，临时代办多诺万（Howard Donovan）立刻派出空军C-47飞机、副领事百思比（Royal D.BisbeeJr）、使馆护士白特曼（Emily Bateman）到西里古里迎接，他们在印度军队外科医生帕尔上尉的陪同下进入西藏迎接托马斯。”（Tibet Fears Told by Lowell Thomas，New York Times，Oct 11，1949，p21.）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托马斯西藏之行收获颇丰：第一，对西藏概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包括西藏的人口状况、政治运作方式、军队建制等。第二，与西藏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托马斯为达赖喇嘛带去了昂贵而新奇的礼物，带回了达赖及其摄政写给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的信件，并且利用西藏的电报电话线与新德里的美国使馆进行了联络。第三，报道错误地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这和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反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托马斯提议美国在西藏设立使团，以建立美国与西藏的密切关系；并呼吁美国对西藏给予军事援助以帮助其对抗中共。
托马斯回到美国后分别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会晤，报告他拉萨之行的情况（Tibet，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File，Box 66，College Park，MD，NARA.），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作报告、发表文章等方式向美国民众传达他西藏之行的收获。对于托马斯西藏之旅，美国政府和媒体将其定义为个人行为，是一次私人的探险活动，但事情并不像美国方面公开定性的那么简单。托马斯西藏之行发生在中国政治大变动时期，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已无可挽回，美国在亚洲即将面对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已成为美国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时以新闻记者、探险家名义入藏的托马斯，不但与西藏最高世俗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他政要进行了密切接触，而且带回了达赖喇嘛、西藏摄政给美国总统、国务卿的密信；回到美国后，又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分别进行会晤，这表明托马斯实际上扮演了双方政治特使的角色。托马斯在西藏旅行中受伤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动用空军飞机、派出使馆的副领事前往边境营救，这应该不是一个普通民众可以享受到的待遇。回到美国后托马斯又在多种场合宣扬西藏是一个“独立、反共”的国家，需要美国的援助。1959年达赖喇嘛外逃，在美国方面以官方渠道进行援助不甚方便的情况下，又是托马斯出面建立“美国紧急援助西藏难民委员会”（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并担任主席，对流亡藏人进行直接援助。所以不难理解，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托马斯的西藏之旅看成是美国的一次间谍情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就有记载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有多国特务在西藏边境活动，包括“美特汤姆斯父子（Lowell Thomas）（即托马斯——引者注）一九四九年八月入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前后英国、美国、法国人在西藏边界活动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原档号，105—00233—01（1）。）。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抨击托马斯西藏之旅的真正目的，指出自托马斯返美后，华盛顿方面就公然透露：“鉴于亚洲当前的事态发展……，美国也许会承认西藏为‘独立国’”；美国政府准备将军事援外计划提供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款项内的一部分“给予达赖政府，供该‘国’‘国防’之用”；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公开承认：美国国务院远东顾问小组“正在研究西藏的战略地位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点”。（《美帝加紧侵略西藏，图在藏制造傀儡国，日政府招认日寇参加台湾匪军》，《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
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动向的报道
随着解放战争日趋进入尾声，解决西藏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对此，《纽约时报》也有跟踪报道。1949年9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共誓言解放西藏》说：“中共今天誓言要解放西藏。”“中共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计划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不允许一寸领土丢失。”（Chinese Reds Promise The‘Liberation’ of Tibet，New York Times，Sep 3，1949，p5.）1950年1月8日，《纽约时报》文章《中共计划解放西藏》说：“中共广播今天预言将尽快解放西藏。”“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刘伯承将军强调中共军队将入侵西藏。”（Communists Plan to Liberate Tibet，Jan 9，New York Times，Jan 8，1950，p3.）5月23日《纽约时报》文章《中共提出给予西藏自治》说：“据来自香港的消息，中共向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发表讲话，承诺西藏地区实施自治，并呼吁其效忠北平，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一支据称是与中共谈判的西藏官员代表团刚刚乘飞机抵达加尔各答。”“他们愿意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与北平代表会晤——可能是在香港、缅甸或者泰国。”“青海省副主席、被称作是爱国藏人的喜饶嘉措最近通过中国的广播，从青海省府西宁发表讲话，号召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和平解放西藏。”（China’s Reds Offer Autonomy to Tibet，New York Times，May 23，1950，p1.）
但《纽约时报》报道中对一些重要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如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得到了广大爱国藏胞的广泛欢迎。1950年2月6日，为反对西藏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向英美表示“独立”的举动，留居青海的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特致电毛泽东主席及朱德总司令，表示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参见《班禅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反对拉萨反动当局叛离祖国》，《人民日报》1950年2月7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部队在进入西康地区后，沿途受到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某部在抵达干宁县城时，著名的黄教惠远寺全体喇嘛列队出城欢迎，并专送哈达。（参见《进军西藏的解放军，沿途受藏民热烈欢迎，部队与各族人民集会联欢》，《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日。）对这些动态，《纽约时报》不予报道，相反却连篇累牍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入侵”，并危言耸听地说共产党军队还将入侵印度。1950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毛即将入侵西藏》，8月13日发表文章《80万中共军队待命解放西藏》，都是宣扬这种论点。文章说：“据害怕中共报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一旦北京发出命令，80万在新疆边境待命的中共部队即可入藏。”“待命期间，部队的政委每天都要对他们进行政治灌输，强调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解放西藏，还有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士兵们还被灌输说他们最终将帮助解放美国和英国。”“准备用来入侵西藏的部队来源于三部分，30万人来自于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30万来自于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20万来自于云南陈赓的部队。早前中共透露过将由刘将军直接指挥（入藏部队）。”（800，000 Reds Seen Set for Tibet Blow，New York Times，Aug 13，1950，p2.）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对解放军解放西藏进程的报道故意遗漏重要事实，充分表明它“长期共谋制造官方谎言”（〔美〕霍华德？弗里尔、理查德？福尔克著，彭桂菊、龙红莲译《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的立场。它所宣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入侵”，在美国民众西藏观的形成中嵌入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符号。
四、对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与动向的报道
印度1948年独立后在对外关系中表现了两重性：一是制定并力求执行一条对东西方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另一方面亦承载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遗风，在西藏问题上力图保留英印殖民政府在西藏的特权，进而干涉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内政。对此，美国媒体给予了关注，并体现了美国政府促动印中分离，力图使印度转向西方，从而服务于美国在亚洲的总体安全战略的意图。
《纽约时报》1949年7月24日文章《印度要澄清关于西藏的传言》说：“据来自印度新德里的消息，印度外务部发言人今天说，印度将派一名特使调查西藏形势。”（India to Sift Tibet Rumor，New York Times，Jul 24，1949，p24.）7月28日《纽约时报》文章《尼赫鲁计划访问西藏》报道：“据路透社的报道，锡金前总理扎西次仁（TashiTsering）今天与尼赫鲁会晤后表示，尼赫鲁总理计划在不远的将来访问西藏。”（Nehru Plans to Visit Tibet，New York Times，Jul 28 1949，p4.）1950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文章《尼赫鲁抗议北平西藏行动》说：“中共部队进军西藏的声明还没得到正式确认，印度政府只能根据表面现象作出判断。”“基于此，印度政府正式表达了对毛政府西藏行动不赞同。一位官方发言人说，一旦这个消息得到确认，印度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官方证实，尼赫鲁对最近形势的发展非常不安，不仅是出于对西藏的关切，还因为北平政府向他保证过要通过与西藏的谈判和平解决。”“是因为相信北平的善意，尼赫鲁为西藏代表与驻印中国使馆之间的对话提供方便，没有阻拦本周藏人去北平谈判。”“印度政府非常关切中共部队发出的向西藏进军的报道，他们请北平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了他们对事态进展的惊讶和遗憾，他们还和德里的中国使馆交流了看法。”“（印度的）报纸表达了他们对西藏地位的关切。一旦它被吞并，其在中国宗主权名义下的自治消失，那么它处于东方三大国俄、中、印之间的缓冲国地位就会立刻消失。”（Nehru Protests to Peiping on Tibet，New York Times，Oct 28，1950，p1.）同日，《纽约时报》文章《印度重新考虑其北平政策》说：“印度政府已经得到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嘉的正式确认，中共军队已经发布命令进军西藏。驻西藏首府的唯一外国代表——印度驻拉萨特使通过电报告之新德里，达赖喇嘛政府已经得到北平进军西藏的消息。”“消息人士持有一个无可辩驳的观点：中国的行动对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挫折，我们感到这破坏了我们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努力。”（India Reconsiders Her Peiping Policy，New York Times，Oct 29，1950，p8.）
在此后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中印之间就西藏问题进行了公开的外交辩论，美国媒体给予了报道。1950年11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共拒绝印度干涉西藏解放》说：“上周当（中共）宣布它入侵西藏时，印度向北平发出了照会，表达了对毛政府西藏行动的惊讶和遗憾，今天收到了北平的回复，据外务部的消息称，语调坚定。”“北平的照会说，不能容忍外部对西藏事务的干涉。这个行动完全是出于加强中国边疆安全的考虑。”（Red China Rebuffs India Bid on Tibet， New York Times，Nov 1，1950，p10.）3日，《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发表文章说：“印度影射北平政府破坏了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世界和平造成了不利影响。”（India Hits Peiping on Tibet Invasion，New York Times，Nov 3，1950，p1.）同日《纽约时报》第6版全文刊发了中印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全部往复照会文件。（参见Text of Indian and Red China Notes on Tibet Invasion，New York Times，Nov 3，1950，p6.）11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现在尼赫鲁以不同视角看中国》称：“北平的严词回复与抗议让尼赫鲁震惊。”中共的西藏行动“使印度对其庞大邻国的崇高看法幻灭，印度在联合国一直积极支持中国。印度仍然热望与毛政府建立深厚友谊，不太可能因为西藏问题突然转变其对华政策。但蜜月期已经结束”（Nehru Now Sees China in a Different Light，New York Times，Nov 5，1950，p147.）。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纽约时报》对中印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所发布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虽然表面上看它似乎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但多援引来自印度方面的报道，对中方的立场、观点明显缺少关注，从而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来自《纽约时报》嵌入给受众的基本观点：中国军队“入侵”西藏，由此造成中印之间关系紧张，印度由此倒向西方。显然这是一个与事实背离的立场，与中方的观点大相径庭。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开始之际，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但有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包围，更有媒体对华报道的妖魔化。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媒体为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专制、好战、充满扩张野心”的中国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成为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重要标杆。
第一，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建构了美国媒体的西藏观。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社会不只是物质结构，更是社会结构；观念和认同建构成了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行为体和结构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关系。”（〔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正是基于中美两国之间历史传统、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二者反映出来的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冷战初期，美国媒体观念的建构，就是报道主体与中美关系结构中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舆论和民意、宗教理念等诸多因素互动建构出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中国西藏进行报道时，为了实现其妖魔化中国的政治目标，利用一系列从自身需要出发的政治符号和特定信息，构建出所谓“西藏独立”、“中国侵略”的形象。
第二，媒体被政治控制并绑架，沦为权力政治的霸权工具。美国媒体在国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美国利用发达的传媒手段向美国民众，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受众者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从而影响舆论和民意。美国传统主流媒体正是基于约定性权利，被美国政府“绑架”，传播美国政府需要传递的政治声音。美国媒体的涉藏报道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观点和立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诉求。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的西藏观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烙印。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纽约时报》不同时期对中国西藏的报道与同一时期美国西藏政策惊人地一致。
第三，战略性政治传播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冷战时期乃至冷战后时代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甚至不惜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武装颠覆。同样，美国政府为了政治局势和实施政策的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媒体实行战略性政治传播，将反映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受众的思想深处，从而塑造出符合其国家利益要求的西藏观，以赢得国内民众在政府对华政策方面的支持。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排斥同样根植于其潜意识当中，如《纽约时报》在1949年8月1日的报道中，将西藏分裂势力对抗统一说成是“向共产主义发起的宗教战争”（Tibet Religious War on Reds Proclaimed，New York Times，Aug 11，1949，p1.）。
第四，“不报道重要事实”、“长期共谋制造官方谎言”揭示出了《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报道的实质。同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一样，《纽约时报》对西藏问题的报道表现出了明显的误导性、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西藏自元代以来即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了大量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并且得到了广大藏胞的广泛拥护。美国国务院基于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形势，对中国西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并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动西藏分裂势力武装对抗中国中央政府，利用联合国干涉我国西藏事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在《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中几乎没有，而连篇累牍的对中国西藏的报道文章则集中于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主张与活动。这充分地验证了美国学者所批评的，《纽约时报》“对事实和法律以及国家的实际情况弃之不顾”，并将其新闻报道虚假地表述为新闻的“客观性”的实质。（参见《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第30页。）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09YJAGJW0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1M50069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9BGJ005）的支持］
〔作者程早霞，女，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张博强，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