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民进党的党主席选举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分配，说明派系政治仍然是观察党内权力运作的重要视角。民进党一向有“派系共治”的传统。从党外时期“公政会”和“编联会”的对立，建党初期“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简称“新系”)的并存，20世纪90年代期间“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和“台独联盟”等新派系的出现，到2006年派系在名义上的解散，党内派系运作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组织强度有所下降，出现了由原则型和利益型的“强组织”派系，向侍从型的“弱组织”派系转化的迹象。[1]419-428,[2]339-358与此相伴随的是，派系数目趋于多元化，派系政治从显性运作转向半公开运作。
纵观民进党派系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选举制度的作用。民进党“中执委”、“中常委”选举以及过去“立委”选举所采取的多名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对党内派系多元化提供了制度性诱因。2008年台湾“立法院”选举制度的改革和近年民进党完全以民调决定提名人选的制度，是否将导致民进党派系政治的变化，是本文的关注焦点。本文首先分析民进党高层领导机构中的派系分野及其变化趋势，继而考察民进党籍“立委”的派系分布和演化，最后从选举制度解析民进党内派系运作的原因，推论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民进党领导层中的派系变化
民进党领导层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和“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中常会”)构成，涵盖不同派系的人士，在合议制的决策精神下，实行“派系共治”。早在建党之初，该党领导层就存在“新系”、“美丽岛系”、“康(宁祥)系”、“前进系”和中间派系的多元并立局面。在1988年到1991年期间，一度形成“新系”和“美丽岛系”平分“中执会”和“中常会”席位的二元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台独联盟”、“福利国连线”和“正义连线”的产生，党内再次出现多元共治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丽岛系”分裂为“新世纪”和“新动力”两个派系。在陈水扁第一任期，“福利国连线”和“正义连线”占据了“中常会”和“中执会”的过半席位，出身“福利国连线”的张俊雄和与“正义连线”结盟的游锡堃先后出任“行政院长”，“新系”大佬邱义仁和吴乃仁分别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民进党秘书长。在陈水扁第二届任期内，党内派系重组，从“福利国”分化出“苏(苏贞昌)系”、“谢系”和“公妈派”，“新世纪”和部分“新动力”成员重组为“绿色友谊连线”，并一度出现“新苏连”(由“新系”、“苏系”和“绿色友谊连线”构成)和其它派系分庭抗礼的局面。[3]63在2006年“中常委”和“中执委”选举中，“新苏连”获得5席“中常委”，15席“中执委”和6席“中评委”，剩余的席位为其它派系所瓜分。[4]在该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民进党决定解散派系，其后，各派系的活动受到一定制约，由强组织走向弱组织。例如，以原则型派系为特征的“新系”，出现了“北流”(北部“新潮流”)和“南流”(南部“新潮流”)之分，派系组织有所弱化。在2008年选前党内初选过程中，谢长廷在“正义连线”出身的叶菊兰等人的支持下，击败与“新系”结盟的苏贞昌，代表民进党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
2008年后，民进党内派系重新分化组合。从民进党第十三届(2008)、第十四届(2010)和第十五届(2012)的“中执委”和“中常委”选举，可以看出“扁系”的实力急剧下降。在2008年第十三届“全代会”上，该派系尚有7席“中执委”和2席“中常委”，在2010年十四届“全代会”选举中，只剩下3席“中执委”和1席“中常委”。当选“中常委”的余政宪，与原“扁系”成员的关系疏离，在大高雄市长选举中支持“泛新系”的陈菊(“菊系”)，实行派系结盟。[1]另外2名属于原“扁系”的“中执委”，许志杰支持余政宪；陈其迈支持谢长廷参选“中常委”。陈水扁刻意支持的原“中常委”许添财在台南市长提名争夺战败于“新系”的赖清德后，未能替该派系占据“中常委”的席位，只能谋求赖清德所遗留下来的“立委”遗缺。在2012年“中执委”和“中常委”选举中，原“扁系”成员纷纷与其它派系结盟，除了邱莉莉、陈亭妃和邱议莹早已分别转入“谢系”、“游系”和“菊系”外，王定宇和蔡易余均选择支持“谢系”的“中常委”人选。
“苏系”的实力近年明显增长。在2008年高层选举中，“苏系”仅获得2席“中执委”(不包括由“新系”派出支持苏贞昌的林锡耀)和1席“中常委”，但在两年后，一举拿下6席“中执委”，在“中常委”的投票中，有两人入围，只是因为张宏陆将自己的席位礼让给陈明文，“苏系”才只保有1席“中常委”。苏贞昌在“五都”选举中，出于在新北市输不起和在台北市“开疆辟土”的个人盘算，抢选台北市长，打破了党内由蔡英文、苏贞昌和谢长廷分别参选台北市、新北市和大台中的原定计划。苏贞昌在台北市的选前气势，有助于其与“绿色友谊连线”等派系换票，获得14届“中执会”的6个席位。2012年苏贞昌当选党主席后，放低身段，与各派系广泛结盟(包括在“中执委”选举中，对“谢系”挹注部分党代表票，使其多获得1席)，在2012年党内选举中，“苏系”获得4席“中执委”和1席“中常委”。
“新系”维持了党内最大派系的地位。在2008年“全代会”上，“新系”获得9席“中执委”和2席“中常委”，同时支持陈明文当选“中常委”。在2010年“全代会”上获得7席“中执委”和3席“中常委”。在2012年“全代会”上，“新系”凭借6席“中执委”和策略性投票，再次获得3席“中常委”。“新系”大佬洪其昌认为，民进党内除了“新系”重视理念和人才培养外，其它派系都只是人员的简单组合，不算严格意义的派系。[2]在民进党执政的6个县市和都市中，“新系”占据4个(分别为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和宜兰县)。不过“新系”出身的县市长往往必须与党内其它派系合作，所谓“菊系”、“赖(清德)系”说法的先后出现，就反映了派系运作方式的微妙变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新系”对于蔡、苏之争维持中立立场，由该系成员自行决定“挺蔡”还是“挺苏”，固然含有两面下注的策略性考虑，但也反映了该派系的凝聚力有所松弛。
“谢系”在2008年和2010年“全代会”上都只获得3～4席“中执委”，先后推出苏治芬和谢长廷本人出任“中常委”。在2012年“全代会”上，“谢系”依靠派系结盟，获得5席“中执委”和2席“中常委”。由于谢在“五都”选举重点辅选台中有功，又跟蔡英文维持较好的竞合关系，且利用绿色和平电台和夏令营(每年100多人)活动，广泛培养子弟兵，在年轻人中广结人脉，使“谢系”成为最具凝聚力或最有“狠劲”的派系。
以游锡堃为首的“游系”，在2008年和2010年“全代会”上，只获得2～3席“中执委”和1席“中常委”。在“五都”选举的提名过程中，游锡堃谋求参选新北市长，林佳龙谋求参选台中市长，但双双落空。但在2012年选举中，“游系”一举攻下6席“中执委”和2席“中常委”，实力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公妈派”的影响力下降，“绿色友谊连线”维持了1席“中常委”的政治实力。
蔡英文出任党主席不符民进党派系政治的常态。蔡英文在陈水扁的第二任期才加入民进党，本身没有派系色彩。早年民进党党主席均由派系龙头出任，包括“新系”的江鹏坚、姚嘉文和“美丽岛系”的黄信介、许信良，并由同一派系人士出任秘书长，颇有“轮流执党”的意味。许信良在其第二任党主席期间，由邱义仁出任秘书长，开启了“派系共治”的模式，其后出任党主席的谢长廷(以“新系”的吴乃仁为秘书长)、陈水扁(以“福利国”的张俊雄为秘书长)、苏贞昌(以“新系”的李逸洋为秘书长)沿用了这一模式。唯在游锡堃担任党主席期间，没有沿用这一模式。蔡英文在担任党主席期间，以民调作为党内提名的主要依据，由不同派系人士先后担任秘书长，对各派系中人，兼而用之，唯独将苏贞昌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贞昌担任党主席后，回归由派系领袖出任民进党党主席的常态，同时将蔡英文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苏贞昌任命“新系”的林锡耀为秘书长，由分别属于“苏系”、“谢系”和“游系”的林育生、李俊毅和林右昌担任副秘书长，延续了派系共治的传统。属于蔡英文“嫡系”的人士，均未介入“中央”领导层和党部的日常运作，而是静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二、“立法院”中民进党的派系结构及其变化
民进党内的各派系除了竞选党内领导位置外，经常参与公职人员，特别是“立委”选举，从而在党内形成了“中央党部”和“立院党团”二元决策中心。派系“立委”有较高的自由度，以“立法院”为依托，成立办公机构和次级团体，影响党内决策。民进党内的重要派系，如“美丽岛系”、“新系”、“正义连线”、“福利国”等，都是当时“立委”人数众多的派系。例如在1995年第三届“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共获得41席“区域立委”，其中“新系”7席，“美丽岛”8席，“福利国”12席，“正义连线”10席，“台独联盟”和无派系各2席。在2001年第五届“立法院”选举中，“正义连线”在陈水扁的扶持下，成为党内掌握最多“立委”席次的派系。[5]从而形成了以“正义连线”为主，“新系”和“福利国”等派系为辅的“共治”局面。2004年“立法院”选举结果，延续了上述三系鼎立的格局。
2008年“立法院”选举采取单名选区为主的投票制度。根据萨托利对迪韦尔热定律的阐发，选举制度不但将影响到政党体系，还将影响到党内派系政治的运作，也就是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的相对多数当选制(the plurality system)，将抑制或减少派系的数目，即维持现有的派系数目或鼓励派系合并。[6]87从民进党候选人参与2008年和2012年选举的情况看来，尚无法观察到这一定律的明显作用。例如，在2008年参选“区域立委”的8个派系中，有5个获得“区域立委”席位，包括“新系”4席，原“扁系”和“谢系”各2席，“游系”和“公妈派”各1席。在2012年参选“区域立委”的7个派系中，也有5个胜出，包括“新系”8席、原“扁系”8席、“游系”5席、“谢系”3席、“公妈派”1席。
在争取2012年“立法院”选举党内提名过程中，原“扁系”、“新系”和“谢系”都有10名以上的人士参加初选，但“谢系”子弟兵多被淘汰，“新系”和原“扁系”人士较多出线。不过，在针对艰困选区的八批征召名单中，除了“新系”和原“扁系”外，还是有不少“谢系”人士。这跟谢长廷担任“区域立委”提名协调小组召集人，“谢系”踊跃参与“区域立委”初选有关。
“区域立委”之外的“不分区立委”提名，在实行“派系共治”的同时，也兼顾了无派系人士的代表性。从民进党2008年“不分区立委”的提名来看，属于原“扁系”的6人，“新系”3人，“公妈派”2人，“绿色友谊连线”1人，无派系2人。2012年选前由蔡英文主导提名的16名“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中，“新系”和原“庸系”仍占据较有利的位置。“新系”善于运用女性保障名额的优惠政策，有3人进入安全名单。[3]原“扁系”人马有2人入围，“苏系”、“谢系”和“绿色友谊连线”各只有1人进入安全名单。“游系”本有2人属于安全名单，但排名偏后，结果因为台联和亲民党冲过政党票门槛，名列预定安全名单中最后三名的余天、翁金珠和游锡堃均意外出局。“公妈派”的蔡同荣，则在安全名单之外。最终当选为“不分区立委”的包括“新系”的田秋堇和段宜康，“苏系”的吴秉睿，“谢系”的李应元，原“扁系”的蔡煌瑯和陈其迈(两人也有“蔡系”之称)，“绿色友谊连线”的薛凌，以及派系色彩不甚鲜明的柯建铭、萧美琴、郑丽君、吴宜臻等六人。
2012年“立委”选举的结果表明，“新系”和原“扁系”仍是民进党内最大的两个派系，“游系”和“谢系”次之。在40个“立委”席次中，“新系”和原“扁系”各得10席，“游系”5席，“谢系”4席，“苏系”、“公妈派”和“绿色友谊连线”都只有1席，没有明显派系倾向人士占据8席。不过，“新系”的内部凝聚力近年有所松弛，原“扁系”因缺乏公认的派系领袖，其成员不是转入“一边一国连线”，就是与陈菊、蔡英文、“谢系”和“游系”结盟(如高志鹏跟“游系”合作，邱议莹和许智杰跟“菊系”合作)。“谢系”、“苏系”和“游系”以“天王级”的政治领导人为核心，加强了自身的实力。就民进党“中央”领导层来看，“扁系”的实力在2008年后明显下降，“新系”、“游系”、“谢系”和“苏系”较具实力。“新系”拥有3席票选“中常委”，“游系”、“谢系”各有2席，“苏系”、“菊系”和“绿色友谊连线”则只有1席。此外，尚有以辜宽敏为首的“独派”，但没有进入上述由民进党“中常会”和“立法院”党团构成的二元决策核心。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民进党在“中央党部”和“立法院”的派系结构，未来可能从多元走向二元。
三、民进党内派系运作的制度性原因
民进党内的派系长期呈现公开运作的方式。在2006年党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条例后，党内派系“形散而神不散”，继续在各级公职选举以及党内选举中发挥作用，只是运作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已。民进党内之所以呈现派系林立的局面有历史原因，但跟党内提名和选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
1.党内选举制度的影响
根据民进党的党章规定，“中执委”30名，“中执委”互选10名为“中常委”。不管是党员选举党代表，党代表选举“中执委”，还是“中执委”选举“中常委”，都是采取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此外，还有“中评委”11人，也是采取同样的选举方法。这样就容易促成派系之间的结盟配票，鼓励小派系的存在。在1991年之前，民进党党内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限制连记法(limited vote)，即投票者可以圈选少于应选名额的人数，不以一人为限，这样对大派系较为有利。在1991年10月的第五届“全代会”上，民进党将党职选举方式修正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有利于小派系的存活。[7]204-205采取这一选举制度票选10席“中常委”，意味着只要掌握十分之一的党员，就可以获得一席“中常委”。民进党在这次“全代会”后，出现“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等新生派系，党内派系结构由二元化走向多元化，与党内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以2010年民进党第14届“中常委”的选举为例。在30位“中执委”中，“新系”7人，“苏系”6人，原“扁系”、“谢系”和“绿色友谊连线”各3人，“公妈派”2人，“游系”2人，还有4人派系色彩不鲜明。因为每位“中执委”只能投1票，且不能转让，任何人理论上只要获得3票就能当选“中常委”。有意参选“中常委”的吕秀莲，想争取女性“中常委”的保障名额，把自己的1票投给了蔡同荣，没有料到“新系”推出徐佳青和颜晓菁，争夺2名妇女保障名额，结果各以1票当选“中常委”。谢长廷以第一高票(4)当选“中常委”，其余24票刚好在8个人中平分，每人3票，都有资格当选，因为只剩下7个席位可以分配，只能抽签决定谁出局。陈明文抽中出局的签，“苏系”的张宏陆予以礼让，自动退出。在投票过程中，“新系”善于谋划，用5票就取得了3席“中常委”，是最大的赢家，还能用多余的票跟其他派系结缘。谢长廷高票当选，增强了自己发言权。“苏系”本来可以有2席，为向陈明文示好而礼让1席，预留合作空间。2012年第15届“中常委”选举，延续了这一派系运作模式。各派系基本都是以3席“中执委”护送1席“中常委”当选。唯有“新系”的颜晓菁、吴思瑶和“公妈派”的蔡同荣只获得2票，以抽签的方式三选二，结果蔡同荣出局，“新系”再次实现了选票的最大化，意外获得3席“中常委”。
民进党党内提名参选公职人员的制度，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从1989年至1993年。在这期间，党内提名采取“地方自主原则，先以沟通协调方式产生提名人选，无法达成协议时，由选区党员投票决定”。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1996年。在这期间，“总统”、“副总统”、“省长”与“直辖市长”的提名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党员与干部投票各占50%进行，经协调没有结果的，就在第二阶段进行民意调查，民调结果占提名权重的50%。其他各类公职人员的提名，如果不能通过协调产生，均由党员与干部投票各占50%产生。第三阶段是1997年到2008年。在这期间，公职候选人的提名先是修改为党员投票与民调各占50%的两阶段提名，而后在2000年的第九届“全代会”上，将民调的比重又提高到70%，党员投票的比重降至30%。[8]158-163第四阶段是从蔡英文担任党主席以后，以民调作为党内提名的主要依据。第五阶段是苏贞昌担任党主席后，决定恢复党内初选中党员投票所占的权重。
上述提名制度对派系政治有不同影响。党员投票决定提名人选，使派系中人可以通过向党员买票，甚至通过代缴党费，扩充“人头党员”，增强派系的力量。即使在“党员投票”的比例只占30%的情况下，也难免“人头党员”的现象。而干部评鉴机制的加入，又使得党内选举更容易被派系所掌控，因为党内干部大都是各派系的代表，从而为各派系的竞争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相对而言，以民调结果决定党内提名人选，较有利于抑制派系。但如何进行民调，是否应该进行“排蓝”民调，也是党内仁智互见的问题。在“五都”选举过程中，高雄市和台南市因为竞争激烈，采取民调方式，结果还是摆不平派系矛盾，甚至造成杨秋兴“退流”脱党竞选的现象。
在2012年选举期间，民进党决定完全根据民调决定“总统”和“区域立委”(非艰困选区)候选人，并将上一次“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得票率低于42.5%的选区列为艰困选区，成立“区域立委”提名协调小组，征召候选人参选。同时成立由蔡英文主席担任召集人的“不分区立委”提名委员会，改变以往由党主席指定三分之一人选，另由民调加党员投票综合考量的提名制度，政党比例代表制推荐名单及其顺序，均由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决定，再由“中执会”通过。完全以民调为依据的初选方式，排除了党员在决定候选人问题上的特殊权利，有助于避免党内派系过分介入初选，并克服“人头党员”的问题。提名委员会制度，则照顾了党内主要派系的政治需求，但因为“不分区名单”中有一半是基于对社会福利团体、弱势团体、专家学者和性别平衡的考虑，派系的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苏贞昌担任民进党党主席后，党内出现了回归由民调加党员投票决定提名人选的强烈声音，民进党的初选制度在派系政治的影响下，出现重新调整的趋势。
2.公职选举制度的诱导
20世纪80年代末，民进党内曾经出现由多元派系走向二元派系的趋势，但到90年代初又走向派系多元化。其中原因除了上述党内选举制度的改变外，跟当时台湾两个民意机构的全面改选并实行多名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也有很大关系。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同党的候选人难免要争夺同一选区内的同党票源，各候选人往往向派系靠拢，各派系大佬也均为其候选人“站台”辅选，党内派系竞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党际竞争，派系利益凌驾于政党利益之上。不同派系的候选人往往以“哀兵必胜”的策略，片面冲高个人得票数，使其他候选人以些微差距落选，从而影响到同党候选人的当选名额。
从表1可以看到，在2008年之前的“区域立委”选举中，民进党派系提名比例都超过80%，并且在2001年和2004年一度接近90%；而非派系提名比例均不到20%。就当选的“立委”而言，有派系背景的人士所占的席次比例高达90%以上，基本在95%左右；而没有派系背景的人士所占有的席次则不超过8%。派系候选人的当选率(派系当选者和派系提名总数的比率)从66%到90%不等，没有派系背景候选人的当选率则在20%和44%之间。
与此相反，单名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理论上有利于抑制派系活动，促进派系整合。在这一制度下，各政党只推举一名候选人参选，必须选择选区内最有实力的人士才有可能赢得席位。政党内部因为面对共同的外在压力而减小分歧，选区内的争夺表现为党际之间的竞争，客观上将抑制党内派系的产生和发展，维持并鼓励派系之间的合并。在单名选区，现任“立委”的长期经营的结果，可能导致选区内“一系独大”的局面。从表1同时可以看到，在2008年“区域立委”选举中，民进党派系提名的比例下降到75%，非派系提名比例上升到25%。在当选的“区域立委”中，有派系背景的人士所占的席次下降到77%，没有派系背景人士所占有的席次上升到23%。派系候选人和非派系候选人的当选率的差距也比以前大大缩小。在2012年“区域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共提名69人，其中有派系背景的54人，占78%；没有派系背景的15人，占22%。唯在当选的“区域立委”中，有派系背景的人士所占的席次回升到93%，没有派系背景的人士所占席次下降为7%。派系与非派系的提名和当选比例再次拉开。另外，在“不分区立委”提名部分，选制改革前后都是基于政党比例代表制，也就没有什么区别。2012年“不分区立委”当选者中，有派系背景的席次率明显下降，带有偶然性。除了蔡英文的领导风格外，排名第14～16名的派系提名者，因为台联意外跨过政党得票门槛，导致民进党所能分到的席次不如预期。当然，光凭两次选举，很难准确观察新的选举制度对派系运作的影响，派系一经产生，就有其运行惯性，而且影响派系政治的还有其它因素。选举制度改革对派系的整合及合并的影响仍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检验。但以上数字的变化，还是透露了选举制度的一定诱导性，即多名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鼓励多元派系的发展，鼓励各派系同室操戈；而相对多数当选制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派系整合。
四、结论
本文以民进党高层领导层和党籍“立委”为观察指标，讨论民进党内的派系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民进党的派系具有制度化的运作方式和“派系共治”的历史传统。2006年民进党在名义上解散派系后，党内派系的组织性有所弱化，出现了由利益型组织向侍从型组织转化的迹象，与此相应的是派系数目的多元化。民进党内派系林立的制度性原因是党内高层选举所实行的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同时，以往“立法院”选举所实行的多名选区制，亦有利于中型派系的发展。台湾“立法院”选举由多名选区改为单名选区，以及民进党以民调为主实行党内初选的做法，有助于党内派系整合。但党内领导层的选举方法以及“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制度，又将鼓励多派系的政治运作和协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的派系整合功能。不同制度的合力结果是，民进党将难以摆脱派系林立的历史遗绪，而将维系以几大派系为主、中小派系为辅的政治格局。
注释：
[1]陈菊在2008年后即很少参加“新系”的活动，成为南部“泛新系”的代表人物，而有“菊系”之称。所谓“菊系”是以部分“新系”人马为主，加上一些“非新系”人士的派系结盟，具有侍从型派系的特点。所谓“泛新系”指的是原属“新潮流”成员，跟“新系”保持合作，但不再缴纳“流费”和保持组织关系的人士。
[2]笔者座谈记录，2009年6月19日，台北。
[3]包括田秋堇、段宜康和翁金珠，尚不包括与“新系”关系密切的萧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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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