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至此，顺便提一笔陈云的家庭生活……
过去，关于陈云身世报道极少，关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身世报道则几乎没有。通常，新闻传媒只是在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中提及于若木，冠以“营养学家”的称号，如此而已。
为此，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问及于若木的身世以及她和陈云婚恋之事。
考虑到当时陈云已经去世，她详细地谈了起来……
于若木说，她结识陈云，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当天，于若木就第一次见到陈云。那是因为于若木也出席了当天举行了欢迎会。于若木说，“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于若木在延安的大会上，还曾经两度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陈云。
于若木零距离接触陈云，是在陈云生病的时候……
陈云在4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病逝，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个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5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5队呢？因为5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5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5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这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于若木记得，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向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另外，陈云有一种止鼻血的药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于若木每天给陈云点几次。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9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于若木说到她和陈云之间的婚恋，站了起来，说这里有一封信，这封信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她走到写字桌前，从右边的第三个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件，送给笔者。
这是三封写于1939年的信的复印件。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内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于若木又说起这三封信的“传奇”的故事：
这三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竟是在最近──陈云去世后──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
那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发现的。这三封信，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璐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一读信的内容，便可知乃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三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
YUDAWCHYUAN
7 BARTON ROAD
WEST KENSINGTON
LONDON， W.14
ENGLAND
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这表明此信寄了40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
薄熙成把信买下之后，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那“陆华”，就是于若木。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
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
“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五号于若木收”。
这行字也清楚表明，“陆华”即于若木。
于若木说，信封上的英文，是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
收信人“YU 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在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20世纪30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于若木只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钢笔给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当时连一支钢笔都没有，足见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
“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2/3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
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份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国内的政治基本上是在进步中，国内能够在一致抗敌的前提之下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当然，某些部分的不同见解可以引起一些误会，但大体说主要方面还是进步与团结。但虽然如此，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有把握的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那种形势，但这种形势不久会到来的，由于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上所受的限制更大，由于我们的有利的地形与军事力量之增长，这些都可以使战争转变到不利于日有利于我的局面。但无论如何，可以断定抗日战争的反攻胜利还须经过相当长期艰苦奋斗，今后几年恐怕比目前还要困难些，但是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而且可以胜利渡过困难。所以如果您1940年回国正可以来参加这个历史决定我国命运的抗战。
我们盼望着您这一支生力军来参加，共同奋斗。
西北的文化运动应该就是很发展的，因为这里聚集着全国的青年和不少的文化人。
他们在不怕困难而苦干，文化运动努力的中心，都集中国防文学，集中在四个大学“抗战救国”。这里有3日刊的报纸和一些其他的出版物，但是如果寄给您的时候，恐怕不能如数收到。我们将试寄一些给您。新文学运动前几年做过，获得了成绩，但远没有普遍，说不上什么大成绩。不过教育事业(指农村中)比我们来此以前，那大有进步，但还须努力，还不满意。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7年余，此后10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从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