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五一节”那天，83岁的黄秋耘突然因脑中风被送进医院抢救，三个月后终告不治。遵照他的遗愿，“不发讣告，不举行送别仪式，不惊扰亲朋好友”，只有一丛丛鲜花和一曲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伴随着他走完作为作家和革命者的人生路。

黄秋耘，其实是笔名，原名黄超显。有人说，秋耘取义于秋云的谐音。然而他自己的解释，别有一番深意。

那是1985年1月3日下午，我又一次去拜访黄秋耘。

我问他：“向来只有春耘、夏耘，你怎么叫‘秋耘’？”

他答道：“我原先不是作家，而是职业军人。很晚，直到50年代，我才开始创作。别人是在春天耘草，我却是在秋天──别人已经在那里收获，我才开始耘草，所以叫‘秋耘’，意思是起步很晚的意思。”

他竟以笔名传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黄秋耘

黄秋耘，1918年生于香港。1935年，17岁的黄秋耘在香港读完了中学，天资聪颖的他竟然同时考上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五所大学。他选择了北平的清华大学国文系，希望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清华大学肄业后，成为职业军人。

作家阎纲曾写过一篇散文《黄秋耘不相信眼泪》，其中写及：

秋耘先读书，后从军，再从文，军人更兼作家。秋耘半生执鞭，半生握管，半是武夫，半是文人，左挽强，右扫荡，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拿枪的手抛出杂文如匕首，散文的赤诚抚摸着受伤的灵魂。

“我一生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多，但是拿笔之后的迟疑和勇敢却比拿枪的时候多得无法比拟。”

阎纲的这一段话，生动勾勒出黄秋耘的形象。

正因为这样，那天黄秋耘对我说，不久前，他写了关于在军队工作的回忆录。一出版，日本马上注意，日本报纸称之为“中共克格勃的第一部回忆录”。

他在参加写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录。他写10万字，韦君宜写10万字，定于1985年12月9日前出版。不过，他写惯了文艺作品，不习惯于写这类党史的严肃文字。他爱写点生动、有趣的小插曲，全给删去了。韦君宜当过记者，倒适应这样的写作。

黄秋耘说，他还完成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长篇回忆录。恐怕生前无法出版。等死后再出版吧。

黄秋耘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那篇散文《丁香花下》，不仅“邂逅美丽”式的奇遇令我感动，而且从中也了解当年他作为清华大学进步学生的惊险经历。其中写及：

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还会记得，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志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四个同学，打伤了上百个同学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下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游泳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拉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叉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身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模样儿有点像《城南旧事》中那个林英子，年纪却比林英子大好几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

“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

她拦住我：“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又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我粗手粗脚的，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过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哥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凑合，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辞，她有点生气了：“唉，您这人呀，真是个书呆子！生死关头，逃命要紧嘛，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

黄秋耘的《丁香花下》

我走出这户人家，回头望了一眼门牌号码。靠着蓝布大褂和呢帽的掩护，谁也看不出我是个被打伤的“逃犯”，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脱险了。

我在清华的小医院里缝合好伤口，休息了三五天，就痊愈了。我总想着把蓝布大褂和呢帽还给人家。直接送到她家里去吗？万一出来应门的不是她而是别人，那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约她下一星期六的傍晚亲自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旁边的紫丁香花丛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大小姐”收，落款我没有写，因为那天在匆忙中我们谁都没有请教过对方的尊姓大名。

我们终于在紫丁香花下见面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面前，稍微点点头示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我总觉得，随便询问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绍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庄重的，太唐突的。我只是激动地红着脸对她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忙，那一天，要不是换了衣服，我一出门就会被捕的。胡同口有两只穿黑制服的狗在守着呢！”

“甭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旧东西您大可不必还给我。”

“我怕您不好向您的哥哥交代！”

“不要紧。他也不是常穿戴的。再说，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他是爱国的，在中国大学上学。不过，没有您那么勇敢。”

她将手上的纸包递给我：“给，这是您那天换下来的大褂和便帽，上面的血迹我给洗掉了。多可惜，这是志士的鲜血啊！”她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当时有一支流行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开头有一句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其实，您也大可不必还我。这件血衣，留下来作纪念不是很好吗？”

她稚气地笑着说：“您叫我搁在哪儿呀？假如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又该怎么说才好呀？这件事，除了咱俩，现在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爹是个好人，在中学里教书，他胆子小得要命！假如让他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容貌似的，似乎想问我的姓名，但是欲说还休，很快又说：“假如没有什么事，我该走了！”临别时我们轻轻地握了握手，手指尖仅仅接触到对方的手指尖。她走到离开我十多步的地方，迅速地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好像有点依依惜别的样子。她那轻盈而苗条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和茂密的丁香花丛里面了。我猛地想跑上前去跟她多说几句话，至少问清楚她的姓名，但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我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我结识黄秋耘是在1978年夏天，是为了请他回忆高士其——当时我正在写作高士其传记。

那时候，黄秋耘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我致函黄秋耘。1978年6月1日，他复函道——

永烈同志：

来函诵悉。

我目前在京参加《辞源》定稿工作，六月下旬，多半还在这里。大约到国庆节前后才离开。不过，有时也可能到外地去开会。

解放前，我和高士其同志接触较多。解放后，彼此都忙于自己的工作，除间有事往外，就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了。因此关于高老的事迹，可以奉告的并不很多。有些事情，最好请您直接向他本人了解。

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五楼519室办公室，电话550913，如蒙趋访，请先赐电话约定时间。回穗后，我住在广州梅花村新十三号楼下。

匆匆此复，并致

敬礼

秋耘

6.1

黄秋耘致笔者

我在前往北京时，拜访了黄秋耘。他穿着汗衫、摇着扇子，跟我畅谈了当年营救高士其的情形。

那是在1941年，高士其来到香港治病。中共地下组织派黄秋耘采访高士其，写了《高士其先生访问记》，以笔名“洛思”，发表于香港《华商报》。这样，黄秋耘结识了高士其。

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闪电般袭击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占领九龙，进攻香港。

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派黄秋耘护送高士其，坐轮船到广州，再从广州经韶关进入东江根据地。因为高士其在香港不大露面，认识他的人不多，混上轮船不被敌人发现是可能的。

为了使高士其顺利地过关，黄秋耘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假装成高士其的外甥，高士其假装成他的舅舅。高士其不会讲广东话，而日本对外省人又特别注意，于是干脆就让高士其“免开尊口”，假装成哑巴。那时候，高士其病得皮包骨头，面黄肌瘦，胡子又黑又长，相貌完全变了，即使是认识他的人，一下子也很难看出他是高士其。

就这样，黄秋耘扶着高士其，颤巍巍地来到检查站。日本军官通过翻译盘问这位“高贻甲”，高士其用手比画着，假装又聋又哑。这时，黄秋耘马上用流利的广东话对翻译讲：他是我的舅舅，生了重病，急于要回广州老家。日本军官和翻译厌恶地看了看“高贻甲”，生怕传染上病菌，赶紧“退避三舍”，往“高贻甲”的“渡航证”上盖了章，让他上船去。

高士其于1942年4月4日顺利地在香港坐上轮船，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广州。一上岸，黄秋耘在码头附近找到一家西壕旅店，办好手续，就扶着高士其住了进去。

正当他俩庆幸平安来到广州的时候，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穿着长衫的胖子走进房间，对着高士其出神地打量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拖长声音问道：“这位——就是——高士其贻甲先生——？”

黄秋耘一看来头不对，马上问道：“什么事？什么事？”又连忙招呼：“先生请坐，先生请坐！”

可是，那位胖先生却不肯坐，就连黄秋耘敬给他的香烟也不抽。胖先生自道是西壕旅店的老板，来问这位“高贻甲”生了什么病。

黄秋耘一听，马上明白了胖先生的来意，解释道：“我舅舅是老胃病，吃不下饭，所以病成这个样子。”

“老胃病？我不相信。”胖老板摇头晃脑说道，“他一定是得了传染病！很对不起，请你们马上离开敝店，鄙人不欢迎这位老先生！”

没办法，黄秋耘只得扶着高士其离开了西壕旅店。

黄秋耘很有点急智。他们走着，经过一家医院，黄秋耘灵机一动，心想：高士其既然是个病人，何不让他住医院？

于是，黄秋耘就让人力车在这家医院门口停了下来。

这是一家教会医院，名叫“博济医院”。黄秋耘把高士其送进急诊室，要求住院。

黄秋耘刚写好“高贻甲”的病历卡片，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她看了看病历卡，又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高士其，忽然说了一句英语：“Doctor Kao！”

这句话使黄秋耘吓了一大跳：因为黄秋耘的英语也很好，知道“Doctor Kao”就是“高博士”的意思。

黄秋耘万万想不到，在这家医院里，竟会有熟悉高士其的人。

这时，高士其装着没听见，一声也没响。

黄秋耘见旁边还有别的医生，就悄悄把那位戴眼镜的女医生拉到走廊里，用英语跟她谈话，问她是怎么认识高博士的。那女医生告诉黄秋耘，她也是芝加哥医学院的学生，在美国就认识高士其。

幸好，这位女医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答应黄秋耘，让高博士住院。女医生在“高贻甲”的病历卡上签了“同意住院”四个字。

然而，当时正处于所谓的“非常时期”，按日本人的规定，凡是病人住院，最后要经院长亲自批准。

院长是个日本医生，他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看着高士其，把自来水笔的套子松了又拧紧，拧紧了又旋松。他沉思了一会儿，不肯签字，用英语问那女医生道：“Is this patient reliable? Would be a communist?”（“这个病人可靠不可靠？会不会是共产党？”）

这话给站在一旁的黄秋耘听见了，他马上用英语对院长说道：“He is my uncle. On his way home, he got ill, so he comes here for hospitalization.”（“他是我的舅舅。路上生了急病，特来贵院要求住院。”）

院长吃了一惊，他想不到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会讲如此流利的英语。

这时，高士其一看时机到了，再也不装聋作哑了，也用英语对院长说道：“I just came back from Hongkong. I am not feeling well. I earnestly expectto have your special consideration.”（我刚从香港回来。身体不好。万望院长给予照顾。”）

院长又吃了一惊，他更想不到这位瘦弱的病人也会讲一口纯熟的英语。

这个日本院长呵呵笑了，用英语说道：“Well, I have just thought you are communists. It's a misunderstanding, really a misunderstanding! Communists are all native-born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talk in English! So I consent you to be hospitalized here.”（“唉，我刚才还怀疑你们是共产党呢。真是误会，误会！共产党都是‘土包子’，哪里会讲英语！我同意您住院。”）

院长一边说着，一边爽快地拧开自来水笔套子，在“高贻甲”的病历卡上批了“同意住院，住特等病房”。

当晚，高士其就住进了博济医院最高级的病房。黄秋耘拜托那位女医生精心照料高士其，他自己回到西壕旅店去住。路上已经戒严，日本兵盘问他，听他说回西壕旅店睡觉，放他走了。

黄秋耘来到西壕旅店，那胖老板见他没有带“舅舅”来，也就让他住了下来。

就这样，在那非常时期，机智的黄秋耘完成了中共地下组织交给他的保护高士其的任务。

后来，在1985年1月3日那次谈话中，黄秋耘赞叹说，高士其的生命力真顽强。

黄秋耘说，自己每天早上跑1000米，有时还游泳，能游四五百米。每天8小时上班，晚上才能写点东西。工作太忙，不断接待外宾。1984年，他两次到美国讲课。1985年不打算出去了，应该写点东西。

他说，女儿黄小鹰在《羊城晚报》，负责连载小说。我说，《羊城晚报》连载过我的两部小说。他希望我再为《羊城晚报》写一部，最好10万字左右。他笑着说，稿费从优，收入会不错的。

转自：叶永烈《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天地出版社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