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敬重白桦。对于我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坛前辈，虽说他只比我年长10岁。

记得，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晚上去看露天电影，一连看了两场，其中的一部电影叫《山间铃响马帮来》。翌日，我因为昨夜看电影太累，在上课时瞌睡，挨了老师的批评……那时候我看《山间铃响马帮来》，只被紧张的情节所吸引，并未注意到银幕上出现的字幕“编剧白桦”。

直到我后来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而白桦当时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才结识这位敬仰已久的文坛前辈。起初我喊白桦为“白老师”，后来见到协会的同事都直呼他为白桦，我也随大流喊他白桦，反而觉得亲切。白桦则总是喊我“永烈”。

由于都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我跟白桦有了很多的交往。特别是1999年9月、2006年11月两度到香港开会，2004年前往云南个旧出席会议，都是我跟他两人一起去的，所以一路上有了很多交谈。尤其是1999年9月那次去香港。早早的，清晨6时多，阳光甫露，我就赶到上海虹桥机场。一看，白桦老早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和他同坐港龙航空公司的早班飞机前往香港开会，8时起飞。我们已经领到登机牌，准备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忽然听说“香港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停飞”。因为从昨夜起，台风在香港登陆，机场关闭。那天我们在机场整整等候了一天，也聊了一天。直至翌日才飞往香港，出席传记文学研讨会……

作家白桦

2010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庆贺白桦80寿辰祝贺会，那年我正好70岁，与他一起出席祝贺会。

白桦一头白发，真个儿“白”了——他在年过六旬时，头发已经八成花白。到了70出头，则是清一色的白发，根根头发似银丝。不过，那一头银发，反而为他的风度加分。他仍思维敏捷，依然那般风度翩翩。

我注意到，他日常穿牛仔衣、牛仔裤，如同小青年般潇洒。他不喜欢穿衬衫、系领带，而是穿圆领衫，但是很注意衣着的色彩配搭。我见到他在云南的时候，在黑色圆领衫之外，套一件白色马甲。在香港，他则在红色的圆领衫外穿一件黑色的西装。据白桦的老朋友们说，白桦年轻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帅哥。当年，他和作为电影演员的王蓓恋爱时，情书是用电报传递的。在那时候，没有E-mail，信件邮递很慢，而长途电话也无法自动拨号，依靠人工转接个把小时也不见得能够打通，所以白桦就“创造”了在当时最快捷的“电报情书”。

青年时代的白桦与妻子王蓓

我还注意到，白桦的右手有点颤抖，他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如此。他在古稀之年开始用电脑写作。也真不容易，他很快就能驾驭电脑，运用相当自如。有一回，他急着要找我，而我搬了家，他不知我的新的电话号码，情急之中，他给我发了一封E-mail，我收到了，给他回了电话。他笑了，说是电脑帮了忙。

他开朗、坦率、健谈而又幽默。每当“面包车”在行驶途中，不停地跟大家神聊的总是他。

他的记忆力很好，能够一口气讲出许许多多自己亲历的故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他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他讲述的贺龙的故事真实而生动。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既能写出《山间铃响马帮来》《远方有个女儿国》，也能写出《今夜星光灿烂》《鹰群》。对于工厂，他也颇为熟悉，车、铣、镗、刨都能说得上来——因为他在被错划为“右派”时曾当过好几年钳工。

这位坦坦荡荡的诗人，有时出奇地“顽皮”。有一年春节前夕，作家们聚会。大抵是工人出身的缘故，胡万春、陈继光、张士敏三位有着超人的“海量”，使我们这些人望而却步。席间，他们三位比试着酒量。陈继光已经喝下六茶杯那么多的花雕酒，看样子已难以喝下第七杯了。这时，邻桌的白桦忽地来了，对陈继光笑道：“你喝下这第七杯，我一定陪你喝下一杯！”陈继光受此“激将”，一饮而尽第七杯。饮毕，他要找白桦，却遍找不见——就在他喝第七杯的时候，白桦悄悄“避风头”去了！

白桦习惯于早起。即便在香港，他也是清早5时就起床。我每天进入餐厅吃早餐的时候，他总是已经吃完，坐在那里跟朋友们聊天。

白桦与白烨，名字相近，常被人弄错。比如，白烨与韩寒之争，很多人误以为是白桦跟韩寒这小年轻争论。其实，熟悉白桦的人都会知道，白桦才不会加入这类争论呢。

不过，白桦看问题，常显示过人之处。记得，1989年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会议上，每位专业作家要汇报自己的写作计划。我当时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的写作计划，这本书定为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书。白桦听了之后，说了两点：“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绕不过陈独秀（当时还以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要注意。另外，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何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厘清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1989年正值苏联解体前夜），是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确实，白桦指出的这两个问题，能否以正确的史观来对待，是写好《红色的起点》的重要一环。

白桦不仅文章内涵深刻、富有文采，他的书法也不错。我随他访问工厂时，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大印”。这倒不是上海作协的公章，而是一颗以阴文镌刻的“白”字章和一颗以阳文镌刻的“桦”字章。因为每到一家工厂，工人们总要求作家们留下“墨宝”，而作家们则往往一致公推“头儿”白桦挥毫。白桦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才思敏捷，总能因厂而异写下一句富有诗意却又切合那家工厂特色的话。写毕，端端正正盖上“白”“桦”两章。这么一来，他博得了“书法家”的美誉。他却笑道：“我访问美国时，随身带着印章，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请我题字。访问日本时，我不带印章了，天晓得，每到一处都要我题字！”

向白桦求字者众。记得，2004年我在个旧见到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向白桦求字。时隔两年，我与白桦到香港，谢冕也是与会者，白桦才告诉他，字写好了，写的是秋瑾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谢冕连声道谢。

白桦的身份是多元的。他在小说、电影、诗这三重轨道上运行。他写过许多小说，当然是小说家。他又写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本，是剧作家。他还写过不少散文、诗，是散文作家、诗人。但是在我看来，白桦的本质是诗人。他不论写什么，都充满诗意，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别人作慷慨激昂的发言，白桦上台时，他却念起了他一封封写给儿子的信，那充满炽烈的诗情的内心独白洋溢于信中，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

2006年11月，（左起）笔者、白桦、谢冕、陈晓中在香港合影

在香港，我和他一起出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研讨会，上台的绝大多数是文学教授，个个用刻板的语言宣读论文，而白桦则以《文学的河流》为题，以诗化的语言发言：“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白桦充满诗意的另类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喝彩！

其实，白桦把作家比喻为“河流”，正是他的命运的写照。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不得不“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二十个年头，白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

说来也真奇怪，河南信阳的陈姓人家在1930年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儿子，给先出生的男婴取名佐华，给晚出生的男婴取名佑华。兄弟俩长大之后都成了作家。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那个名字中有个“佑”字的陈佑华成了“右派分子”，而名字中有个“佐”字的陈佐华却安然无恙。

陈佑华的笔名叫白桦，陈佐华的笔名叫叶楠。兄弟俩都以笔名传世，他们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白桦的气质跟叶楠全然不同。他外向，奔放；叶楠内向，拘谨。叶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而白桦则命运乖舛。白桦在1957年进入“右”字号行列，被开除党籍、军籍，从此蒙尘，直到1979年才终于获得改正，恢复了党籍。虽然他的许多光阴因错划而白白耗费，但又转换为他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深沉。

在1976年10月那金色的秋天之后，白桦那“潜流”涌出地面，他的作品像喷泉一样喷发，在阳光下闪射出璀璨的光芒。然而《苦恋》遭到“批判”，他这“河流”遭到了“冻结”的命运。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但是我关注着来自武汉的关于部队作家白桦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我也遭到“挞伐”，我的长篇小说《黑影》被称为“《苦恋》式的作品”。正因为这样，我与白桦有许多共同语言。

我也认识白桦的双胞胎哥哥叶楠。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白桦与叶楠都是代表，长得如同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叫人难分难辨。幸亏，白桦穿绿军装，叶楠穿蓝军装，以衣取人才算使这对孪生兄弟有了明显的不同标志。我细细观察他俩。我发觉，虽然叶楠外貌酷似白桦，但是眸子没有白桦那么明亮，身材也比白桦消瘦。

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回，白桦是当选代表，由于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我到了北京，很多外地代表向我打听白桦来了没有。尽管上海的代表都说白桦没有来，但是很多外地代表却说白桦来了！一细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把叶楠当成了白桦。

叶楠因癌症不治先白桦离世，使白桦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2003年4月6日，白桦给我用电子邮件发来讣告：

家兄叶楠因患癌症，经过四年多的顽强抗争，仍然无法战胜死神，不幸在4月5日晚8时41分心力衰竭逝世。我曾在3、4月之交专程到北京看望过他，我是他最后最想见到的人了。他极为艰难地向我说了一些我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话。他的一生太累了！正如他儿子叶文所说：他真正地解脱了！我和他是同一天降临这个世界上来的，但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白桦

2003.4.6

白桦还附了他悼念叶楠的文章。正因为他的文章充满诗人的泪水和兄弟的亲情，使我读了格外感动。

白桦在所附悼念叶楠的文章《我的胞兄叶楠》中写道：

昨天深夜，我的侄儿叶文来电话，告诉我：“二叔！我爸在今天晚上8时41分心力衰竭去世了。二叔！你也不要过分哀伤，对于我爸来说，是一个解脱。”

叶楠、白桦（右）兄弟合影

我的孪生兄长叶楠是和我同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却先我而去了。他早年的经历和我十分相像，因为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生活在一起。我们出生在3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那时的中原大地极为寒冷，大雪过膝，房檐上挂着五尺长的冰溜儿。我的母亲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我的父亲是一个热衷政治的地主兼商人。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爱国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名字，叶楠的原名叫陈佐华，我的原名叫陈佑华。显而易见，父亲的原意是辅佐中华、护佑中华。到了后来，谁也想不到竟会变成另一种宿命的解释了。我们出生的时候，家境十分富裕，父母为我们这对孪生兄弟雇用了两个奶妈，当时，我和叶楠唯一的差别就是我手腕上多一根红绒线，那是母亲为了识别长幼给我拴上的。两位奶妈经常为维护自己的养子发生口角和激烈的争斗。好景不长，1938年秋天，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举家逃亡深山。由于山大王太多，难民成了他们最好的猎物。为了求生，母亲只好屈辱地带领幼小的儿女回到沦陷了的城内。父亲仍在乡下东躲西藏，因为日本人传出消息，要他与皇军合作，他却抵死不愿出卖灵魂。当他决定西去巴蜀的时候，却舍不得他的五个儿女，竟然会萌生冒险进城把他最喜欢的一对双生儿子接走的主意。这一强大的亲情诱惑，使他陷入日本宪兵的圈套，见到妻儿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五分钟不到，大批日本警宪就从房顶上跳下来了，不容分说就逮捕了他。一直到抗战胜利我们才知道，我可怜的父亲在1939年的秋天就被日本宪兵活埋在城东的阳山下了，骨骸无存。在铁蹄下，我们连顺民的资格都没有，成为受人欺凌的另类。1942年我和叶楠流亡潢川，半工半读，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家乡，与母亲团聚。接着我们同时走进学生运动的行列，那时我是“左派”，因为我在行动上比叶楠更为激进。我敢于公开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抨击国民党，敢于和同学们去围攻警察局。我很快就遭到敌特的跟踪。1947年的秋天我离开了家，冬天，叶楠也离开了家，不同的是，我们分别走向了两个战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悄然离去，给予母亲的打击有多么深重。1949年以后叶楠到处写信才在云南把我找到。1953年，我到旅顺口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潜艇支队实习，已经是第一代中国潜艇轮机工程师了。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无法和他初恋情人结合，因为干部部门怀疑那位姑娘的家庭有问题。由于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他因此而很快被调离了他熟悉并喜爱的工作。正因为如此，中国意外地又成就了一个作家，电影剧本《甲午风云》的成功，使他对文学创作有了信心。虽然他是受我的牵连，却比我还要痛苦，心身负担比我还要沉重。从此他就染上了极其隐蔽的忧郁症，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抽烟。这也许就此种下来肺癌的诱因。而我的灾难一直没有间断，他的忧郁症也就与日俱增。因为这个无法逃脱的牵连，他曾拒绝过我对他的看望，使得我从未跨进过他的家门。1981年春天，客观上在电影界树立了两个相反的典型，一个是叶楠的《巴山夜雨》，获得1981年的多项金鸡奖；一个是我的《苦恋》，正在接受铺天盖地的批判。叶楠在回答中国新闻社访问的时候，为我的动机进行了煞费苦心的辩解。当时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真诚的维护，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洞若观火，但是，他对包括海是动荡的，夜是黑色的这样最普通的常识，都难以心平气和地去承认和接受。后来，他也有一部影片拍摄完成却没能发行放映，于是，他就更加郁闷了。我以为：任何不能发泄出来的愤怒而又不能由自己去化解，戕害的最终当然还是自己。他唯一排解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抽烟。为了社会的正义和公正奋斗过、付出过自己的青春，已经足够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病症。理想的境界对于人类来说，还很遥远。而且每一个是非曲直的分辨，都需要时间。即使是米粒和沙粒那样渺小的是非，何况还有鹿与马那样庞大的是非呢！到了晚年，面对许多事都应该泰然处之。叶楠一直到最后的日子，当他儿子问到“得失”这个曾经折磨了他一生的问题时，他才意识到已经很晚、很晚了。

3月1日我赶到北京，当即到了医院，正好遇见来探视叶楠的作家陈建功、吉狄马加和柳萌，他们告诉我：王蒙、抗抗、顾艳等许多作家先后都来看望过叶楠。叶楠完全能辨认出每一个人，但说话极其费力。我知道他在此时此刻最想见到的还是我。我坐在他的旁边，他竭尽全力向我说了三段话，前两段连一个字都没听清。我很想问个明白，又没敢问，怕他着急。我想，此时此刻他要说的话一定都很重要。第三段话倒是听清了，但没听懂。他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让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在澳大利亚。后来找到了，他给了我一个东西，结果我就被钉在这儿动不得了。”只有最后一句话是符合逻辑的，他的躯体内已经出现了普遍性的病理性骨折。看来，他的生命已经被艰辛的梦游所替代了。最后，海军总医院危重科的刘主任向我介绍了叶楠入院以来前前后后的治疗方案和过程，同时对于这个病人的坚忍和个人修养赞扬备至。他说：叶楠除了接受治疗，没有任何要求。他对待医护人员非常谦逊、随和，律己很严……我们以现有最好的条件对他进行了治疗。我对他和所有的医护人员说：你们尽心尽责地扶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受累了！谢谢你们！

2003.4.6

上海

我在收到白桦电子邮件的当天即回复：

白桦先生：

请代我向叶楠家属致哀！我在大兴安岭与叶楠相识。多多保重！

叶永烈

2003.4.6

2005年10月1日，我从香港凤凰卫视看到了专题节目《苦恋》，翌日即致电子邮件给白桦：

白桦：

凤凰卫视的《苦恋》，是前天晚上7：55首播，昨天中午1：45重播。节目很感人。我用电脑录下了节目。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刻光盘送你。

叶永烈

2005.10.2

当天，我收到白桦两封电子邮件：

永烈：

谢谢你，我没有看到，也许他们会寄一个碟片来。你全录了吗？

白桦

2005.10.2

永烈：

谢谢！我6号去云南参加红河电影周，15日回来。20日去新加坡—香港，月底回来。这两天麻烦你让一快递人送给我。

白桦

2005.10.2

2006年在香港听了白桦的《文学的河流》发言之后，我觉得白桦很值得写一部自传，以记录他那“河流”般坎坷的命运。他告诉我，已经在写，大约写了十几万字。

2006年11月30日，笔者与白桦（右）在香港合影

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纷纷上台表演一番。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不张扬，不结派。他是我打心底里敬重的不多的文学前辈中的一位。

毕竟岁月不饶人。2008年5月5日，白桦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透露他的夫人王蓓患病：

永烈：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陈钢的音乐会，听说你来过电话。王蓓记忆力严重缺失，根本记不住，请再给我电话或电子信件。谢谢！

白桦

2008.5.5

后来，白桦在《守望底线》一文中写及夫人王蓓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况：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祸不单行。2010年9月7日白桦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及，他不幸罹患癌症。那天，我给他发了一份电子邮件——

白桦：

近好！

我在写柯庆施，看到一份资料涉及您，未知确切否：

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右派”，三年后被“摘帽”，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继续劳动改造”去了。（见朱健国：《唯有孤独多壮志——白桦珠海说孤独》）

叶永烈

2010.9.7

永烈：

是的，这是1962年的事，柯是从“大写十三年”讲起，当时我正在和郑君里合作“李白与杜甫”，他要郑君里放弃这个题材。他讲后，厂里向我传达，没说是谁（后来郑告诉我是柯提出的批评，很严厉。那时我真切地感觉到我是阶级敌人了），我要求去云南劳动，市里只许以上海为圆心，半径三百公里之内，我选了绍兴。上影是个很多人都很“左”的地方。

去年寒山碧来过多次，总是要找你。

我最近查出前列腺癌，这病现在很普遍，保守疗法。顺告。

白桦

2010.9.7

白桦：

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千万！沙叶新似乎好了些。

叶永烈

2010.9.7

那天，我给白桦打电话。他显得很坦然。他跟王蓓在病中互相扶持，勇敢地面对病魔。

白桦越来越显得消瘦，坐上了轮椅。

白桦是坚强的。“潜流”也罢，“寒冷”也罢，他不断地向前奔腾。“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白桦在《守望底线》中写及他的小孙女，使我极为感动：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在香港，我看到一本白桦的书，书名令人震撼——《白桦的心在流血》。白桦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读着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的诗一般的语言，浸透着他对祖国的无限的爱。

白桦的《叹息也有回声》一诗，就是他的心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白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一些嗡嗡叫着的蚊蚋——它们专叮埋头苦干的人。但必须前进，前进的速度越快阻力会越大，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2016年，《中国新闻周刊》约我写一组文化名人的文章。4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出了我的《“苦恋”者白桦》。周刊社给我与白桦快递了这一期杂志。4月29日，白桦给我打来电话，白桦的声音低沉而微弱。他对我的文章表示满意。

2016年4月30日，笔者夫妇访问白桦夫妇（前排左一、左二）

4月30日，我和妻一起去看望白桦。他家在一幢旧式的高层楼房里。乘电梯上去之后，走过一道长廊，来到他家。他仍住老地方，只是他家的钢门是新装的。

保姆开了门，屋里传出欢声笑语。原来，白桦的儿子一家，还有儿子的朋友正在跟白桦夫妇一起聊天。

白桦看上去显得苍老，一头雪白而又有点凌乱的头发。他在家已经无法自己步行，而是坐在轮椅上。我递给他一束鲜花，他用颤抖的右手接过去，俄顷就有点吃力，交给了保姆。夫人王蓓倒是很清秀，一头整齐的短发，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她只是神情有点发呆。

过去来白桦家，觉得整齐而又干净。现在大约由于女主人患病，家中无人整理，杂物一堆又一堆，显得凌乱。另外，白桦的住房是多年前福利分房的年月分配的，在当时算不错的，如今看上去显得小。那时候的房子只是两室户而已，连客厅都没有，虽说他家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正因为这样，当我和妻到来之后，白桦的儿子带着他的朋友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

白桦思维清晰。他告诉我，两年之前犯了大错误：向来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他，不觉得自己已经84岁，竟然去搬沉重的氧气钢瓶。只一秒钟，咔嚓一声，腰椎骨折，从此站不起来，只得坐上轮椅。他叹息着，后悔那一秒钟的错误，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

我问他还写作吗？他说，已经一年多没有摸电脑了。

他的右手本来就有点抖，现在抖得很厉害，连左手也抖。虽然他没有往日潇洒的神情，但是消息依然灵通。他跟我说起，陕西作家陈忠实昨天去世。他问，陈忠实生什么病？我说，他患舌癌。白桦听了感叹道，现在真是生什么病的都有。

他的独生子从美国回来了，以照顾年迈的双亲。白桦说，儿子的工作单位远，每周只能双休日回家。

在我跟白桦聊天时，王蓓静静地坐在一侧。

我告诉白桦，7月我将出差香港，出席香港书展。我问，你在香港有什么事吗？我曾经两度与白桦去香港，知道他在香港有许多朋友。白桦摇头，说没有什么事。他说，2006年跟你一起去香港之后，再也没有去过香港，十年了。

考虑到白桦年迈，我不多打搅，跟他、夫人王蓓一起合影留念。白桦叫保姆把那顶白色鸭舌帽拿来，戴上，这样凌乱的白发被帽子遮住。王蓓也过来，坐在他身边。白桦让保姆把在隔壁房间的儿子叫来，替我们拍照。

告别时白桦举起右手，朝我不断挥手，王蓓则拉着我妻子的手，一直送到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