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两项重要的翻译奖，一是以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名字命名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另一是以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名字命名的“戈宝权文学翻译奖”。
因为写作傅雷传记的缘故，我保存的与傅雷长子傅聪、次子傅敏的纸质通信多达百封。
我早就拜读过戈宝权先生的译作，但是与他并无来往。
戈宝权（1913.2.15—2000.5.15），江苏东台人。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他是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外交家，苏联文学专家。
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诗名篇《海燕》曾经有过诸多中译文，但是广为传播而且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是戈宝权所译《海燕》。
戈宝权在1947年出版第一部译文集《普希金诗集》。此后他大量翻译苏联文学名著，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名家作品，以及高尔基、爱伦堡等当代苏联名家名作。他先后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普希金文学奖”“苏联文学翻译奖”以及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他不仅精通俄文，还掌握英、法、日、乌克兰、罗马尼亚、世界语等十多种外语。
翻译家戈宝权
我给译界巨匠戈宝权先生写信，是因为1981年在四川《世界儿童》创刊号上，读到戈宝权的文章，其中提及，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苏联科学文艺作家伊林。这立即引起我的注意。
伊林曾对我的创作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伊林也是学化学的，但是他出身于文学之家，哥哥马尔夏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妹妹是小说《古丽雅的道路》的作者。伊林的妻子谢加尔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伊林明确指出，科学文艺就是“用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学”。高尔基称赞伊林具有“简单明白地讲述复杂现象和奥妙事物”的才能。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被伊林写的趣味盎然的《十万个为什么》所深深吸引。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之后，我应约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撰稿，我再度细读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一回重读，是“内行看门道”。伊林擅长用富有文采与诗意的短句，擅长比喻，善于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我写的《十万个为什么》中可以看出伊林风格。当时我找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能够找到的所有伊林作品（包括俄文原版伊林作品），还认认真真地读了伊林的理论著作《科学与文学》，我的床头也贴着伊林的照片。
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多年研究伊林作品。我知道，尽管伊林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大量译成中文，但是译者几乎都没有见过伊林其人。正因为这样，当我得知戈宝权先生见过伊林，当即给他去信，希望他谈一谈情况。以下是1981年10月5日我写给戈宝权先生的请教信：
戈宝权同志：
从四川《世界儿童》杂志创刊号上你的代前言中获知，你在一九三七年寒冬二月访问列宁格勒（即今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下同——编者注）时，曾拜望了伊林一家人。
我在研究伊林著作。关于伊林生平，只从普略诺夫的《伊林评传》一书中获知。你能否在百忙之中回忆一下当时会见伊林时的情景，这将是中国科普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如有当时的照片或伊林给你的信件，也请告，以便制版。我将在关于伊林的研究文章中全文转引您的回忆。
叶永烈
1981.10.5
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
大约是戈宝权先生一时找不到伊林给他的信件，未能答复我的问题。
1983年11月，我出差来京，曾去他家。可惜，他不在家。据邻居告知，他家的门虽上了门锁，但家中有人──老母在家。不过，她已年迈，难以接待客人。
1984年底至1985年初，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名册上看见戈宝权的大名，喜出望外。
我去拜访他。戈宝权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回忆了与伊林交往的经过。我在采访时全程录音。我根据这次采访，写了《戈宝权深情忆伊林》，发表在1985年第3期《科学文艺》杂志上：
伊林（1895—1953），苏联著名的科学文艺作家。他的作品被用四十四种文字印了五亿多册。他的名字在中国读者中是不生疏的。
我在《世界儿童》杂志创刊号上，读到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文章，他提及曾在苏联访问过伊林。我很想知道详情。有一次，我出差北京，曾去戈宝权家探访，可惜他不在家，未遇。1984年岁末，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名单上看到戈宝权的名字，便打电话给他。他热情地跟我约定了时间，详谈此事。戈宝权已经年逾古稀，但是仍显得很有精神。他用手梳理了一下黑白参半的头发，沉思了一下，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向我叙述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那是在1936年，他才23岁，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以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等报刊的特约通讯员。当时，他收到胡愈之的一封信，希望他代为请教伊林。因为胡愈之以笔名“陈仲逸”翻译了伊林的《书的故事》，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在翻译时遇到一些疑难问题，便托戈宝权向伊林请教。
当时，伊林住在列宁格勒。戈宝权给伊林写了信。很快的，他收到了伊林的复信。伊林说，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中文，非常高兴。伊林逐一答复了胡愈之的问题。
1937年2月，苏联文学界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戈宝权在参加了莫斯科的纪念活动之后，来到列宁格勒访问，然后又去普希金故乡采访。他路过列宁格勒时，便去看望伊林。
伊林的家，在涅瓦河畔的一座楼房里。戈宝权上了楼，敲门。开门的正是伊林。伊林瘦削，个子不高，文弱书生的样子。听了戈宝权自我介绍之后，伊林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写信请教问题的中国人，很高兴地请他进屋。
伊林的家不大，只有二十个平方米左右。他的妻子谢加尔以及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儿也在家。
谢加尔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除了与伊林合著许多作品外，还独自创作了许多作品。她的个子也不高，很热情。
伊林夫妇在一间会客兼起居室的屋子里，接待戈宝权。伊林知道中国人爱喝茶，拿出了茶叶。他还用果酱招待戈宝权。
伊林问戈宝权，从中国什么地方来。戈宝权说是从上海来。伊林马上拿出地球仪，让女儿寻找上海在什么地方。
戈宝权告诉伊林，上海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许多伊林作品中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译者有什之（姜椿芳的笔名）、赵筱延等。伊林笑了，拿出俄文版《东西的故事》以及《五年计划的故事》英译本，送给戈宝权。
伊林说，“伊林”其实是笔名，他的真名叫伊利亚·亚科弗列维奇·马尔夏克。他的哥哥叫萨穆依尔·亚科弗列维奇·马尔夏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可惜他哥哥最近不在列宁格勒，不然，他可以介绍戈宝权结识他哥哥。他的姐姐叶列娜·亚科弗列芙娜·伊林娜，是儿童文学作家。
伊林还说，列宁格勒的皇宫，现在已改为少年宫。许多家工厂给予帮助，把少年宫打扮得挺漂亮。他建议戈宝权到那儿去采访。
伊林的脸色苍白。他说，他的身体不好，生过肺病。他本是学化学的，肺病迫使他离开了化工厂。他拿起笔来，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从事创作“用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学”——科学文艺。
戈宝权告辞了。他接受伊林的建议，去采访列宁格勒少年宫。
此后，戈宝权与伊林之间，常有书信来往。伊林的信都是手写的，不用打字机。
戈宝权在1949年，见到了伊林的哥哥马尔夏克。马尔夏克个子高大，他亲热地称戈宝权为“小弟弟”。
戈宝权不断把伊林作品，一本本地寄给天津的女翻译家王汶，由她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解放初，戈宝权担任我国驻苏大使馆参赞。王震同志到苏联，一见到戈宝权便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什么好事呢？那就是把伊林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王震说，伊林作品的中译本，差不多每一本他都读过，很受教益。
是的，戈宝权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伊林作品，为了促进中国科学文艺创作的繁荣，戈宝权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问及伊林的信件是否还在，戈宝权惋惜地说，伊林写给他的信，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了。
这是一批很珍贵的信件。如果能够保存至今，将是中苏文化交往史上的重要文献。
临别，我对戈宝权先生说，你今天所谈的关于伊林的回忆，也很珍贵——因为你是至今健在的唯一见过伊林的中国作家。
他，笑了。
1985年6月11日，我致函戈宝权先生：
戈宝权老师：
寄上《戈宝权谈伊林》一文，不当之处，多指正。
照片印得太模糊了。望谅。
多保重。
祝
著安！
叶永烈上
1985.6.11
就在发表了《戈宝权谈伊林》一文之后三个月，我又一次致函戈宝权先生，向他请教。这一回，不是关于苏联作家伊林，却是为了核实1946年上海《周报》上的一桩公案。
什么公案呢？那是著名作家柯灵一段鲜为人知的逸事——策划“围剿”伪上海市警察局长。
夜阑人静，青灯一盏。我在读着《柯灵散文选》。见到其中的《钱锺书创作浅尝》一文，忽然有一小段文字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小掌故。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不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宣铁吾在报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能行这种制度，并非他的独裁。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围剿”，那就是由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为文反驳，参加这次“围剿”的，就有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人，好像还有姜椿芳。锺书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青年戈宝权（后排右一）在上海与友人合影
正巧，我常去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查阅旧报刊，于是在1985年9月10日顺便查证了这则“小掌故”。
在1946年5月18日出版，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第三十七期上，我查到了“警管区问题特辑”。封面上登着丁聪的漫画《彻底的“警管制”》，对所谓“警管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老百姓所“享受”的，只是警棒下的“民主”而已！
“特辑”以醒目的地位转载了同年5月11日《新闻报》上宣铁吾“局长大人”的“妙文”——《论警管区与住居自由》：
最近自报载上海市警察局将于6月1日起实施警管区制的消息以后，跟着就有很多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法西斯的遗毒”，又说什么“天真的警局理论”，血口喷来，简直使人无法抵挡。其实这个消息，从何而来，挨户访问的办法，究在何处，或者由人代订，连警局本身也莫名其妙。笔者深恐淆惑听闻，影响治安，故不得不根据警察学理及法律立场，对本题有所阐述：
所谓警管区，广义言之，是整个警察局的管辖区，狭义言之，是每一个警士的警务区，凡是世界上设有警察的国家，无论民主集权都有这种区域的划分。在英美名为Post或Beat，在苏联为Okoromok，在德奥为Revier，在法国为Rayon，名称不同，意义则一。它是一个管辖单位，也是警察的基层组织，凡是研究警察或者办理警察的人，都了解它的意义，并且认识它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是一个教育落后的国家，国民对于警察没有深刻的认识，新名字（似为“词”字之误——《周报》编者）易引起误会，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这位警察局长摆出一副“学贯中西”的面孔，进行一番广征博引之后，道出了本意：“警管区的意义既经阐明，那是否需要‘抗议’，也就用不着申述了。”
最后，“局长大人”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人民之住所，依照法律，可以侵入、搜索，或封锢，又岂仅访问而已！”
我拜读了“特辑”中的文章，恍然大悟，明白了《周报》编者为何以头条地位转载上海警察头子的文章：原来，那是为了树起一块靶子。
假和尚怕念真经。警察局长引经据典，只能吓唬“教育落后之辈”。《周报》编辑延请精通西洋文化的几位进步学者，无情地剥下了“局长大人”那无知的外衣。
其中，萧思明的《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邱去耳（钱锺书）的《所谓“警管区”在英国》，曾经留学法国的傅雷写了《论警管区制》，李健吾以笔名刘西渭发表了《法国警察制度》，孟木的《美国人民权利的保障》，文西的《我想起盖世太保》分别讲述自己在国外了解的警察制度，以亲身的经历，有力地指出宣铁吾的“警管区制”非苏、非英、非法、非美，实乃纳粹德国的Revier的中国版。谎言的篱笆，挡不住真理的光芒。进步文人成功地从四面八方对伪警察局长进行了“围剿”，驳得那位色厉内荏的“局长大人”体无完肤，从绣花枕头里抖搂出稻草芯！
萧思明的《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一文，依据自己对帝俄及苏联的了解，针锋相对地指出：
照宣局长的文章看，说这种警管区制“在苏联名为Okoromok”，笔者为此事下了一点小功夫来研究一番。首先发现宣局长写了一个大错字，俄文字典中并没有“Okoromok”这个字，有的却是另外一个字：“Okolotok”（这两个字差别很大，可以断定不是手民的误植，而且直到今天，也未见更正）。什么是“Okolotok”呢？据字典中的解释，这是帝俄时代大都市中的警察区域的单位。请注意：这里讲的是帝俄，并不是苏联，那么我们进而就可以说，这个所谓“Okolotok”的制度，是早已和沙皇的暴政“寿终正寝”将近三十年了……
戈宝权化名萧思明在《周报》上发表批判国民党警察局长的文章 （部分）
萧思明是谁？不得而知，如同邱去耳一样，显然是笔名。
我读罢《周报》的“警管区问题特辑”，深深敬佩组织这场“围剿”的编者和挥戈上阵的进步学者。须知，这场“大批判”，锋芒直指身为“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可谓“虎口拔牙”“太岁头上动土”。
警察局长被激怒了，视《周报》为眼中钉，终于撕下“言论自由”的假面具。第四十八期出版那天，警察局就派大批警察驾卡车一辆，到代发行的五洲书报社，把所有的《周报》没收了……
《周报》创刊于1945 年9月8 日， 到了1946 年8 月24 日，印出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休刊号。
在休刊号上，主编唐弢、柯灵写了《暂别读者》一文，对伪警察局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当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盛行压迫舆论的政策时，讽刺家沙飞（Saphir）曾说，“只有做梦时无检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对于这种情形，实令人不胜向往，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即使做梦打鼾，也还有检查和警察的……
《周报》自称是“无党派人士”杂志，而它的倾向、它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它是左派文人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的一块阵地。正因为这样，当它在伪警察局的大棒下被迫休刊时，在“休刊号”上摆了左派文人的强大阵营：茅盾写了《周报何罪》，叶圣陶写了《什么道理？》，郭沫若的《自由在我——为纪念周报休刊而作》，巴金的《“封”与“禁”》，景宋（即许广平）的《猪猡的生活》，吴晗的《怎么办？》，马叙伦的《周报！总有再会的日子》，郭绍虞的《周报休刊了》，楼适夷的《悼——为〈周报〉的休刊作》，吴祖光的《必然的事情》……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读了《周报》，对那些曾与反动派正面交锋的前辈进步作家表示深深的敬意。1985年9月10日晚上，我写了关于1946年上海《周报》上这一桩公案的文章《进步文人“围剿”伪警察局长》，寄柯灵先生，请教尚未查明的几位作者真实姓名。承柯灵先生于1985年9月13日晚赐复，证实这场“围攻”伪警察局长的战斗，是他“计划布置的”：
永烈同志：
手书奉到，大作也拜读了。四十年前的旧事，犹承齿及，极感欣幸。
《读书》8月号，有拙作《“周报”沧桑录》一文，已见及否？该文对《周报》情况，大体都谈到了。围攻宣铁吾，是我计划布置的，对这一特辑的编排设计，也很花费了一点心血。
作者多是化名，可惜记忆力衰退，有的记不清了。萧思明不知是否戈宝权，你可以写信问问。
严景耀倒是真名实姓，雷洁琼同志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后是燕大（北大）教授，现已作古。
明日将离沪，参加缘缘堂重建落成揭幕典礼。事忙，请恕草草。大作随函附还。
此颂
文安！
柯灵
1985.9.13 晚
收到柯灵先生的复函，我于1985年9月15日致函戈宝权先生——
戈宝权先生：
前寄《戈宝权忆伊林》一文剪报，谅悉。
有一事请教，我查阅了一九四六年的《周报》，为该刊四十周年写纪念文章。其中有萧思明的《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一文，我作了详细介绍。我不知萧思明为何人？向当年的《周报》主编柯灵先生请教，他说可能是您的笔名，嘱我给您去信再核实一下。
便中盼复。若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更为感谢！
叶永烈
1985.9.15
戈宝权先生用蝇头小字于1985年9月19日复函，证实“萧思明”是他的笔名，取“小市民”之谐音也：
叶永烈同志：
你好！
我刚从南京回来，就接到你九月十五日的来信。承询《周报》文章事，现答复如下：
回想起来，这已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抗战胜利后，我在1946年春节前从重庆回到上海，当即见到柯灵和唐弢等同志主编的《周报》。记得这年夏季，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上海的统治，建立了“警管区制”，当时的进步报刊都发表文章表示反对，柯灵同志特请我写一篇文章，想当即《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记得文章还是我亲自送到《周刊》编辑部的。至于取名为萧思明，实在是个假名字，即“小市民”的谐音也。你如不来信询问，我也早忘掉这篇文章了。大作影印一份寄给我，则更为感激！记得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无视于社会舆论，还是建立“警管区制”，而且还举行两次“全市静态大检查”（检查时，从晚八时至第二天清晨，全市戒严，禁止有人外出，逐户进行检查，核对户口），企图威吓和迫害进步人士和地下工作者。
1985年9月19日，戈宝权复函笔者
函寄《戈宝权忆伊林》一文剪报，谢谢！我想等有空时再写篇访伊林去归的回忆文字。
我应邀于日内即去乌鲁木齐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活动。
临行匆匆，草复数语，并顺致
敬礼！
戈宝权
1985.9.19
1985年10月15日我致函戈宝权——
戈宝权先生：
来函敬悉，谢谢。谅已从新疆返京。
遵嘱寄上影印件一份，供存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也看到你的连载稿（1941年）。如没有，亦可影印送你。
致
礼！
叶永烈上
1985.10.15
我从《中国文学家辞典》“李健吾”条目中，查到他曾用笔名刘西渭。这样，严景耀、萧思明、邱去耳、刘西渭均已查明，唯“孟木”“文西”是谁尚不清楚——只知其中之一为乔冠华，另一位则可能是姜椿芳。但是，据姜椿芳先生10月4日函告：“我再三回忆，想不起我曾写过这类文章。涉及西方的这类问题，可能是外事方面的同志所写。”因此，这一问题尚未最终查明。
访问伊林、化名萧思明，只是戈宝权先生一生中两件小事而已，但是透过这两件小事，折射出戈宝权先生灿烂的人生。
戈宝权先生晚年在病榻上度过。2000年5月15日，久病多年的戈宝权先生离世，享年87岁。
转自叶永烈《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天地出版社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