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网上浏览了一篇文章，署名杜建的《海德格尔与纳粹》。此文不长，有似随笔、读书札记之类。虽然如此，其中锋芒所指昭然在目。当笔者看见此一篇名时便心意跃然。“海德格尔与纳粹”，经历史积淀与思想演历，其中含蕴说不尽的东西太多太多，至今都是乐道者所津津于此的“公案”。思想史上倾其巨多精力于此者代不乏人，这一张名单可以从海德格尔的在世年月一直开列到我们当下这个世纪刚被过时的第一个十年，也可以从作为事件之源起地的德国一直扩展到被全球化的世界。其中，力图寻获思想与时代之间的隐蔽应和与回响的著作成就斐然（如卡尔·洛维特、列维纳斯、理查德·沃林等的相关研究，这里不一一举例）。杜建先生在他的短文中也提到了一些相关研究的大体思路。只是后来稍有总结道：“这些观点虽然都很有说服力，但是又不能让人满意……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过于停留于现实的俗事，而不能将海德格尔的倾向纳粹的行为与他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杜建先生提及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属于一种“外在的”研究，即追踪海德格尔个人道德与生活中有否排犹倾向，此倾向与其伟师胡塞尔的犹太身份有何关联等诸如此类，也即杜建先生这里说的“这些说法都是过于停留于现实的俗事”。看来杜建先生也是对此一类的“现实俗事”甚不以为然的。只是笔者不知的是，超脱了“现实的俗事”的研究大有人在且成就响耳，为什么杜建先生单要挑取一些“停留于现实的俗事”的研究文献做一综述，并在后面批评一番呢？
杜建先生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首先就说“我认为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绝非偶然”。看来杜建先生之所以要在上文做一出这么一个有点自我反讽意味的小剧，很可能是为了下文这里提到的这个“我认为”。杜建先生即已做此说，我们自然期待他是怎么“认为”的。只是杜建先生紧接着说这“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的确如此，这个严肃的好问题是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这种坏方式去回答的。接下来，杜建先生好像并没有就那个好问题再做顾及和考虑，而是笔锋一转，转到了“有一点是确信的”问题上了。正是在这一转渡中，在杜建先生的这个“但是”里，笔者认为隐藏了杜建先生做此文的全部动机。也正是出于此一动机的仓促和急躁，使得这里的“但是”欠失了它本身应有的牵系。
杜建先生“确信”的是：“海德格尔是力求回到柏拉图之前的混沌全整的世界存在之中，这是他毕生哲学的理想”。我不知道海德格尔的“毕生理想”是不是就是要“力求回到柏拉图之前的混沌全整的世界存在之中”（何谓“回到”？何谓“之前”？），这个问题相信在谁那里都“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笔者不太确信但愿相信的是：所谓“回到”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回去”（杜建先生有否此意单从上面的引语中我们无法看出），而“柏拉图之前”似乎也不是年代学意义上的久远年月，毋宁说，“回到”乃是“返回步伐”之“返回”，是“逗留”而非“回去”，“柏拉图之前”乃是“老之又老者”的那个“老”，此“老”非年月之老，或首先非年月之老，而是源初之老，源初之老却正是真正的新与少。本文不是学术文章，具体问题不拟展开。杜建先生在表达了这一“确信”之后，接着说：“其师胡塞尔批评海德格尔将哲学滑向了人类学也在理，海德格尔不是像有的哲学家那样去关注单个人的精神发展，他关注更多的是“人”本身，人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他对个体的人有一种概括，海德格尔一直都大力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和科技文明带来的神性的消解，其最终指向仍旧是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带有全整性的世界维度之中的”。要不是最后一句话，笔者真不知道杜建先生写于此处的话语是要言及于何了。看来杜建先生只是再次确证他的那一“确信”。只是，笔者糊涂的是：杜建先生的此一证明何以会让笔者如此糊涂？杜建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人类学批评，因为“海德格尔不是像有的哲学家那样去关注单个人的精神发展，他关注更多的是人本身”。这是什么样的论证逻辑？至少笔者不知。那似乎是：胡塞尔批评海德格尔有人类学倾向，是因为他关注抽象的“人”，而不是关注“单个的人”？就笔者所知，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人类学倾向之批评，完全或首先不像杜建先生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关注了“抽象的人”而不是关注“单个的人”。这个问题要较起真来似乎基本著作也说不清，笔者只简单地提出自己的一点“认为”：胡塞尔对海德格尔人类学倾向的批评，必须要关注到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观念，扩大点就是要进一步考虑整个现象学运动的问题，方能有点眉目。
杜建先生在下文中又出现了他在上文中出现的“跳跃”：“这从海德格尔对学院自由的批判中可以强烈地看出”，笔者要问看出什么？上文杜建先生有一“确信”，这里说的“看出”是否指这一“确信”？按行文逻辑（显然要把握杜建先生的“逻辑”是很难的）看似乎是这样。也即是说：海德格尔在其1933年就职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表达的对学院自由的批评，乃是确证了他的“毕生哲学的理想”，即“回到柏拉图之前的混沌全整的世界存在之中”。我们看看杜建先生是如何确证这一“确信”的。杜建先生引了其中的几句话“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它由于消极而不真。这种所谓‘自由’的意思无非是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然后总结道：“海德格尔非但不是学院派的精神贵族，而且海德格尔对精神贵族的精神生活真的是深恶痛绝的啊”。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再次感到绝望。杜建先生行文运思之“逻辑”，不是数学精神，也不是诗艺精神，只是“跳跃”精神，笔者只能望尘而莫及了。莫及归莫及，笔者还是想试着探问一下杜建先生的“踪迹”。杜建先生的意思似乎是：海德格尔对学院自由的批评，最根本的乃是对精神贵族的抨击。精神贵族们“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现在只能跟随杜建先生，跳过那一本应在“看出”中看出的对“确信”的确信，来关注这里杜建先生提到的新的问题：对精神贵族的批评。显然，获得杜建先生击掌的乃是海德格尔对精神贵族的批评。精神贵族在笔者看来是个相当含混的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和境况，这一含混的概念根本无法给予我们被充实的意指。幸好杜建先生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最后的行文中给这一概念做了一定的限定（虽然说杜建先生的限定在笔者看来仍然是相当含混的），我们可以将杜建先生所理解的精神贵族的特征描述如下：单子的、孤独的、精神的、自大的、独白的、无视现实的、自我称义的、清白无辜的。海德格尔对学院自由的批评，可否看做对带有以上特征的精神贵族的批评？似乎从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中引申出这一维度的阐释路径也未为不可，海德格尔投奔纳粹机缘，正是用“绝对正确的集体”来批评绝对正确的个人。然而，在杜建先生看来，绝对正确的集体和绝对正确的个人一样都是虚妄不实的，“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可能成为神，神是天上的，地上只有一个个会犯错误，会有罪过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建先生想要明确表达的两个意思：其一，自大的孤独的精神贵族该终止其存在；其二，绝对正确的集体也是要不得的。
单就结论而言，笔者与杜建先生并无多大龃龉。所不同者在于：学院自由制度下的学术人在什么意义上是“精神贵族”？这里涉及到对贵族精神或精神贵族的理解问题。杜建先生已明确表达了他所理解的精神贵族，这里不妨把杜建先生给精神贵族下的定义引在下方：
“首先，精神贵族一般是不和任何人做平等的对话和辩论的，他们要说的只是自己想说的，说起来而且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大有将别人的话语打倒在地之势，简言之，精神贵族时时刻刻都掌握着话语霸权，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讨论或辩论的契机；
其次，精神贵族是无视现实的，他们对现实持一种俯视的态度，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们都漠不关心，即使关心也是一幅高度思想者的架势，现实的艰苦与困顿在经过他们思想过滤之后往往也变成的思想，而且不是别人的细想，只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这和第一点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精神贵族绝对不是一个集体性的概念，因为每个精神贵族都各自有自己的思想生活，他们互相之间的思想大异其趣，也是不可能交流的，所以精神贵族是散漫的一个个分散的，互不相同的思想者，而不是一个集群性的整体状态。
这些都决定了精神贵族在思想上可能终生都是孤独的，因为它们认为自己的思想便是真理，所以别人也没有和其对话的余地。
绝对的孤独带来绝对的颓废，颓废之后的人格分裂相必人们也是可想而知了”。
在笔者看来，以上描述毋宁说是相当含混的。比如说，什么叫“无视现实的”？当杜建先生这样描述时，他是已然先行预设了理论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二分，而这种二分的思维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所批评的学院派学术人的典型特征。在笔者看来，根据杜建先生的描述，精神贵族不首先是什么学院派学术人，而更多的是自由主义现代性中的冷漠市民。自由主义现代性中的市民风格是典型的政治冷漠、孤独、狭隘、怨恨。但在笔者看来，精神贵族应当是一个古典概念。学院学术人算不得精神贵族，他们不够“精神”，只是“技术”而已，他们不是“贵族”，只是“名利”而已。做古典理解的精神贵族的首要德性是高贵，其次是审慎。而恰恰是杜建先生批评的“无视现实的”学院学术人，他们最没品位和最不审慎的。在某种意义上，此时也即三十年代的海德格尔，作为现代哲人也是最不审慎的。
笔者多少能明了杜建先生这篇小文的意向，此意向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多有表露且一以贯之。确实，现实是艰苦与困顿的，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个人都不能潇洒地扭身而去。但是，我们即使扭身又能扭到哪里去呢？！人不可能生活在生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莫非我们太过现实，太过急于改造我们的生活世界，从而造就了当下的人之处境，在此一处境中，我们进入了与世界的源初关系的遗忘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