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代学意义上讲，十九世纪起于十八世纪的最后之年，终于二十世纪开始的前一天，它属于历史学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之间”。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与年代是历史学这门科学的“事质领域”得以标画并保持的基本要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十九世纪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历史归置于历史学的“架座”之上，即历史的意义只有依靠唯一的历史学方能得到澄清。然而这里的“某种意义”是何种意义呢？持有异议的观点大可从十九世纪上半期得以聚集起来的德国观念论的群山之中拣选一个峰顶来做出关于世界历史乃至“救赎历史”的思辨，以反驳我们上面所陈说的十九世纪历史观。
十九世纪的真正风格是什么样子的？伽达默尔在作于1962年的文章《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中做了一个导源于“真正历史的观点”的决断：“从一种真正历史的观点看，20世纪当然不是指一个按年代顺序定义的时代——即从1900到2000年这么一个时代。正如19世纪事实上是以歌德和黑格尔的去世为起点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终点，20世纪则是作为世界大战的时代而开始的。”[1]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十九世纪的终结事件，“把19世纪牢牢地归入过去的范围之中”，是因为世界一战带着它特有的现代性特征终结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所抱有的美好信仰。这种信仰不独属于资产阶级，它同时也被工人阶级分享。[2]这种信仰将技术进步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九世纪的风格是科学的（后面我们会把它深化为“科学论的”）、乐观的、进步主义的。如此描述的十九世纪风格让人回想到曾站在卢梭批评过的位置上的那个时代。另一方面，何以十九世纪的开端要以歌德和黑格尔的去世为起点？歌德与黑格尔是德国精神的两大高峰，在他们之下聚集涌动着整个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浪漫主义和观念论哲学。虽然说歌德的精神世界与黑格尔的精神世界存在着一些不可通约的差异，[3]但面对十九世纪科学论的反对姿态，两者则站在了同一条地平线上。他们的身份通过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唯心的等词语得以标画出来，并在科学论的激越声讨和继之而来的遗忘中持续的现身和在场。以黑格尔为例，一般认为黑格尔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十九世纪的风格则是反形而上学的；[4]黑格尔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十九世纪的风格则是唯物主义的；[5]最后，黑格尔主义是思辨的，十九世纪的风格则是实证的。这里的实证当然首先指法国和英国分别以奥古斯特·孔德与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等思想，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实证主义指的是在当时所有科学学科中流行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不仅被理解成了具体研究的指南，而且还被理解成了关于一般认识和一般文化的理论。”
在对十九世纪的科学论特征进行说明之前，我们还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劳作中对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的概观。胡塞尔的主要著作在年代学意义上属于二十世纪，但就胡塞尔本人及其著作的精神风格而言，它毫无疑问的是前二十世纪的，是近代的。就其公开出版的著作看，其中某些主要的思想关涉在十九世纪均能找到鲜明的否定性呼应。1900年的作为“现象学开山之作”的《逻辑研究》，其第一卷主要是以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为批判对象的。而当时的心理主义早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作为科学的心理学那里即有其根源。1911年的文章《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则主要是批判在十九世纪复活的改头换面的十八世纪的自然主义，在十九世纪，“随着精密科学的进步，黑格尔派导致了许多反动，作为这些反动的结果之一的是十八世纪的自然主义获得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动力，由于其怀疑论否证了一切绝对观念性与客观性，它就广泛的支配了其后的几十年中的世界观和哲学。”[6]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发表，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集中阐发了作为现象学根本原则的“直接被给与性”原则：
每一种直接的直观都形成知识的正当来源；任何通过直接直观向我们呈现自己的东西，可以说在其真正现实性上应当简单地被当做它自身呈现的东西，而且仅仅在它自我呈现的限度内被接受。[7]
胡塞尔对这一原则的讨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休谟的古典经验主义及其现代变种。然而本质不同的是，胡塞尔的“直接被给与性”在一开始就强调直接所予的一般本质、共相，而不是像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经验的所予只能所予经验而非本质。这可以看作他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胡塞尔现象学所批判的心理主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客观主义（比如在先验还原那里），可以概括在广义的实证主义名下。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十九世纪的风格是实证的，实证主义的。
所谓十九世纪的科学论的促逼，实质就是实证主义的促逼。在这一转渡过程中，有些特殊的细节需要具体地阐明。
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海德格尔写道：
由这一变革，我们将可以理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以怎样的方式重又尝试让科学的哲学获得一种自身独具的权利。这一尝试是在这种趋向中进行的：首先，让各具体的专门科学获得其独立的权利，与此同时又给相对于这些专门科学的哲学确保一个特有的领地。由此趋向出发，导向了一种带有科学论、科学的逻辑学这种本质特征的哲学。而这个特征就成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哲学革新的标识。[8]
在这里，科学论与科学的逻辑学是作为哲学的“本质性特征”出现的，而哲学在这里指的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哲学所获得的科学论、科学的逻辑学这种特征之成为“本质性”的，要靠十九世纪这一限制条件的在场。并且，哲学作为带有科学论性质的哲学，是“重又尝试”的结果，这种重又尝试的本来目的是让“科学的哲学获得一种自身独具的权利”。在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论述新康德主义学派的部分，海德格尔写道：“在维护具体科学自身权利的同时，确立哲学本身的独立任务。这一科学论的课题唤醒了人们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回忆”，在这里科学论不再作为哲学的一种属性出现，而是成为使哲学确立自我意识的课题。科学的哲学是哲学自其从反智者运动中产生以后一直保有至今的普遍冲动，“哲学从最早开始就要成为严格的科学。不仅如此，它还要求成为能够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能够使得从伦理—宗教的观点来看是受纯粹理性的规范规整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科学。这一主张时而强时而弱地被强调，但是从来没有被放弃，甚至在对于纯粹理论的兴趣与能力处于萎缩的危险时代，或者在宗教压力限制理论探讨自由的时代，人们也未曾放弃过这种主张。”[9]这一冲动在十九世纪获得了它的新的定在身份，即科学论的哲学，科学的哲学转变成了科学式的哲学，哲学在十九世纪自识为科学式的是因为：首先，哲学通过追问科学本身的结构而赢得了自己的课题，并获得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其次，它欲求一种作为基础科学的心理学和意识科学来为所有知识学奠立基础。[10]前一种情况指涉新康德主义，后一种情况涉及胡塞尔大力批判的心理主义。新康德主义的科学论“成了一种完全处在康德眼界中的有关认识之结构的研究，成为了一种在关于意识的科学意义上的对认识的诸构成环节的清理……意识成了认识论的课题。”而心理主义同样必然地将心理与意识活动作为其科学考察的对象。由此可以见出，十九世纪科学式的哲学、科学论的所有思潮在世纪末都聚集在了“意识”的山脉之下（海德格尔将这视为笛卡尔幽灵在十九世纪欧洲的游荡）。对意识进行科学式的（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索，这本身就是广义实证主义的风格和促逼。
根据上面的分析梳理，所谓“科学式哲学”指的乃是十九世纪哲学的定在身份和本质特征，而这在根本上即是哲学的实证化、实证主义化。这是哲学的“严格科学”的冲动在十九世纪特有的但并不成功的变式。这一同样的冲动曾支配了希腊鼎盛时期的哲学活动、近代的笛卡尔主义，并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以坚强的活力更新了自己”，但这一激情在康德以后的浪漫主义哲学那里遭到了扭曲，因为整个浪漫主义哲学“活动在要么削弱那种朝向严格的科学哲学的冲动，要么给这种冲动掺假的年代中”。
胡塞尔的任务就是批评并解构十九世纪科学式哲学的“朴素的”“自明性”，还原出最高的明见性来重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一工作的实施，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书中首先是从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和清理入手的。接下来本文将十分简要地概述胡塞尔在此书第一部分“自然主义哲学”中所做的自然主义批判。
胡塞尔所批判的自然主义，首先指他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初）的自然主义，然而二十世纪初的自然主义其实就是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而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同时是十八世纪自然主义的变种，这一变种是随着精密科学对浪漫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主义的反动和胜利而复活的。作为自然科学对哲学促逼的结果，自然主义是“作为人们发现自然之后的结果的一种现象，这个自然指的是被考虑为服从精密的自然法则的时间—空间存在的统一体的自然”。自然主义观审下的自然不再是“冥顽的理智”，更不是荷尔德林及后来的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活生生的涌现，这里的自然只以实证的方式到场，而实证的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首先在特别限定了的实在性（Realilat）意义上得到理解，即实在性就是可计数性、可衡量性和可测定性。胡塞尔在某处将之称为或者是以康德为基础的自然主义化了的实证主义，或者是休谟的古典经验主义。如此理解的自然主义其根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意识自然化，即将纯粹意识经验化、心理学化，二是将绝对观念性自然化，用《逻辑研究》中的术语说就是将逻辑内容判断活动化、心理主义化。自然主义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其实是盛行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并不陌生的“还原热”的一个突出表现。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还原热”就开始盛行起来，它带领人们从高山上和巨人的肩膀上走下来，“满足已有的世界”，而已有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啊——按萨弗兰斯基的隐喻：已有的世界无非是分子风暴和能量转换的世界，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统治的世界，这个世界排除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一句话，这是个侏儒的世界。[11]
在明晰了自然主义的内涵之后，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主要展开在上面所说的自然主义的两个根本特征上。首先是对第二个特征即绝对观念的自然化的初步批判，对于这一倾向的更深批判在通过对第一个特征即将纯粹意识经验化进行批判而赢得必要的地基后得到进一步展开。初步批判实际上延续的是在《逻辑研究》中对怀疑论的批判方法和精神。[12]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在知识论上的背谬必然会在它的价值论与实践论中体现出来。自然主义在知识论上预设自在的真善美，并且毫无反思地认信根据精密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完全通达这些假定的客观实在。在价值论和实践哲学上同样如此，同样是毫无批判地预设价值判断应当遵循的价值准则。对自然主义的知识论和实践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客观论之批判，集中在它的不彻底上，而这种不彻底性其实就是自然主义的非批判性。自然主义作为怀疑论不可能达到彻底的批判性和批判的彻底性。正如胡塞尔所说，如果不实现绝对观念的自然化，自然主义将自我崩溃，然而，即使实现了这种自然化，从批判的视角看，自然主义仍然不能自身持立，因为作为自然主义的基准的自然科学本身就处于危机之中。
自然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对意识的自然化，显示出更为根本的重要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意识的自然化为观念性的自然化奠立了根基。如果意识根本就不是什么纯粹意识、先验意识，而只是一种经验现象，是唯有实验心理学才可以大肆过问和把捉的心理—生理现象，那与意识相关的观念性内容也就绝不会再是高渺的和不可还原的了。实验心理学强势的认为，“通过科学心理学，逻辑学、认识论、美学、伦理学等就可以获得科学性的基础”，不仅如此，“严格的心理学甚至可以是形而上学的基础”。胡塞尔在这里对意识自然化的批判，实际就是对心理学—心理主义的批判。胡塞尔提到的反驳根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指出，实验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事实性科学，而事实性科学是不能为哲学提供基础的，因为哲学不是关于事实性的，它是关于超事实的“规范、纯粹逻辑和纯粹价值”的。如果心理学强要自识为哲学的基础学科，那将导致与怀疑论同样背谬的困境。第二点是反对认识论的自然主义的，进而反对心理主义。认识论的自然主义不承认认识论的权利。所有自然科学是一种直思的话，认识论就是一种反思和思出，它必然活动在对科学范围的超越之中。科学之思是一种“素朴性”，这种素朴性不会对经验所与者的存在问题进行焦点化。然而，正是这种使科学成其自身的自明性，却为认识论的存在权利提供了空间。认识论的自然主义将认识论圈囿于心理学、意识科学领地，从根本上就取消了认识论的活动空间。从对认识论的自然主义的批判中升起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论何以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就是胡塞尔紧接着提出的“意识现象学”的概念。
意识现象学在胡塞尔看来就是那个“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或至少是以这一目标为定向的正确道路。意识现象学的确是关于意识的科学，但它与自然主义的意识科学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自然主义的意识科学中的意识指的是经验意识，而意识现象学中的意识则指纯粹意识；其次，前者中的科学指的是实证主义科学方法与研究，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精密性，而后者中的科学指的是现象学观审，强调的是彻底性、绝对确定性。
[1] 伽达默尔，《20世纪的哲学基础》，见《哲学解释学》。
[2]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美国主义和苏联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形而上学的技术虚无主义，只是海德格尔这一论断的语境是二十世纪而非十九世纪。
[3] 可参见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中的相关论述。
[4] 这里的“反形而上学”并不等于非形而上学，非形而上学的思之可能与否这里暂且不论，反形而上学意味着反对、拒斥、排弃形而上学，而这种反对、拒斥、排弃是行进在同一条形而上学的路上，还是出离了形而上学则还是悬而未决的。
[5] 这里的唯物主义有两种理解，其一专指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并在以后的年代里发扬光大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其外部特征而言是明显的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然而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多大程度上它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则是有待继续深究的。其二唯物主义则首先泛指十九世纪中叶在反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进程中出现的粗俗的唯物主义群落，人物有卡尔·福科特、雅克布·莫来肖特、路德维希·毕希纳等，其次指在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进程中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众成员，如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实在论、舶来实用主义等。
[6] 见《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胡塞尔选集》，译名稍有改动，旧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7] 胡塞尔《观念》1
[8] 《时间概念史导论》，P13
[9] 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又译《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83
[10] 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P20
[11] 关于“还原热”的精彩论述可参见吕福尔·萨弗兰斯基的《来自德国的大师》第二章
[12] 《逻辑研究》第一卷第25—29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