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早已家喻户晓，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12年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毛主席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其中“历史周期律”的“律”字不同于黄炎培《延安归来》原著的“率”字。 “律”指有某种客观必然性的“规律”、“定律”，包含一定的因果关系；“率”指效率、比率、概率等数量关系，不包含因果关系，没有黄炎培所说的“支配力”的含义。从当年黄炎培、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论说的主旨来看，显然都包含因果关系的“律”的意思。因此，准确的文本应该是“律”字。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一个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从唯物史观看，为什么会有历史周期律？它的作用条件和表现形式在历史上有何变化？
1.历史周期律的起源。黄炎培所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源出于《左传·庄公十一年》，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洪灾，庄公派大夫臧文仲前去慰问。臧文仲对宋湣公深切的自责之言深为感动，认为宋国该兴盛起来了，并引历史上的兴亡之鉴以证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王朝、国家兴衰的原因归结为君主能否严以律己，敬天保民。这是中华先哲对兴衰规律比较明确的早期表述之一。是否敬天保民决定王朝、国家兴亡的理念，缘起于周武王灭商之后，以周公旦为代表的新王朝政治家们总结商王纣耽于酒色、残暴虐民导致灭亡的教训：“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诗经·大雅·荡》中也有类似的认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一理念到战国时期上升为含有比较明确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的观念，突出表现为孟子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大儒韩婴在疏解“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句诗时抒发的一通心臆：“或曰‘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为之。”（《韩诗外传·卷五·第十九章》）作者在这里似乎表露了在兴亡定律面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思，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表明，这似乎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2.唯物史观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的原理。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这一论证曾经长期被忽略，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许多误解都与这一疏忽有关。
恩格斯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3.历史周期律的谜底。从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历史来看，大多数王朝都是在草根大众造反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旧王朝的废墟上建起来的，新王朝的主政者多为造反的草根所拥戴，甚至本身就出自造反的草根群伍，因此大都能切身感受到“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和“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教训和压力。几代以后，草根大众散归田里，各谋其生，对统治集团失去了压力，统治集团也只顾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骄奢淫逸，恣意妄为，以至完全丧失“公仆”人格。整个统治集团就像一座被贪婪私欲朽空的大厦，最后只有让揭竿而起的草根大众再来一番摧枯拉朽的大扫荡，然后开始新的轮回周期。
这样，我们已似乎能见到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初建之时大多能践行“前车之鉴”，而最终都跳不出“重蹈覆辙”的命运的谜底了：因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那时不可能有“民主”和“监督”的制度。
然而，谜底没有那么简单。
当今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是早就确立了“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票决民主制度、多党竞争的互相监督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吗？它们是不是就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劫数呢？
答案很明确：历史周期律至今还在紧紧纠缠着它们，只是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变了，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周期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每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劳动大众不堪忍受的贫困。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经济暴力，迫使一批最疯狂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家掉进“过剩”黑洞而破产，迫使资本利润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分配比例重新达到某种新的平衡，促使一个新的复苏——繁荣期到来。但资本家阶级追逐超额利润的贪婪行径也随之而重新嚣张起来，由此又引发新一轮的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遭遇的历史周期律。
人们由此不得不问，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未能保证资本主义国家免除历史周期律的痛苦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那种民主制度并不是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它主要是不同的资本利益集团争取劳动大众的选票来壮大声势以压倒对手的“拳斗”舞台。普通大众按照自己对那些政党宣传的竞选纲领的是非得失的判断去投了票，结果总是发现自己选出的议员和政府很难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而主要是按利益集团的需要行事。如果不相信这个判断，就请看一看普通大众自己怎样表达他们的感受：
2012年12月3日盖洛普民调：美国人对22行职业人士的诚信和德行的评价中，国会议员获得“高/很高”评价的得票率倒数第二，获“很低/低”评价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州长和参议员获得好评的得票率也相当低。
2012年12月30日拉斯穆森民调：5%的人认为国会干得“不错或很好”。
2013年1月16日拉斯穆森民调：53%的美国人认为两党都不代表美国人民。
2013年2月17日拉斯穆森民调：11%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国会真正反映美国人民的意见，74%的成年人认为国会没有真正反映他们的意见。
2013年3月7日拉斯穆森民调：9%的可能的选民相信一般议员能够听取他所代表的选民的意见而不是国会政党领袖的意见，81%的可能的选民相信一般议员主要是听取其所属的国会政党领袖的意见。
2012年9月14日盖洛普民调：1974年以来美国人在选举年对国会作为做肯定评价比率的变化：
2012年11月26日盖洛普民调：2004年以来美国人对国会作为做肯定评价比率的变化：
2011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为《1%所有，1%统治，1%享用》，同林肯宣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国家截然相反。作者写道：“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顶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当你审视这个国家顶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
果然，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抗议运动，示威者呼喊着“我们代表99%”、“华尔街须为一切危机负责”、“把金钱踢出选举”、“要工作，不要战争”、“现在就革命”、“重塑美国”等口号。
2011年11月22日，美国当局对位于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强制清场后的第六天，美国著名学者、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赫芬顿邮报》发表博文，题为《宪法第一修正案遭到颠覆：为什么我们必须占领民主》。作者认为，引起“占领华尔街”抗议风暴的原因是收入、财富和政治权力向顶层高度集中，以及普通大众生活困境加深；而2010年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限额的裁决，加深了华盛顿官府与华尔街大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结，使金钱的权力压倒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由此“颠覆”了保障公民言论集会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造成对抗加剧。他对华盛顿官府与华尔街大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结导致普通大众度日维艰的谴责，鞭辟入里，令人钦佩。可是，由此推出解救出路在于撤销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限额的裁决，似乎这样就可以关掉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权钱交汇的“旋转门”，使美国民众“占领民主”，就难以说得通、也更难以实现了。
实际上，“占领华尔街”运动被美国当局强制清场以后，势头日益衰减，到2012年5月以后，群众性的“占领”活动就难以见到了。而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权钱交汇的“旋转门”则照旧“旋转”。
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在美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是所谓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赖克2007年出版的《超级资本主义》一书中，有三幅图表鲜明地显示出这场危机的历史积累过程。该书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出版，就像是对这场危机发出的震前警报。
图1显示，1947—1973年这2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五等分”各梯级中的分配比较均匀，其中间三个梯级的收入大约都增加了100±3%左右，只是最高和最低两个梯级之间差距较大，而且最低梯级收入增加幅度反倒比最高梯级多出31.3%。赖克把这个时期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而且按他的标准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民主资本主义”时期。但那只不过是美国大资本集团经过1929—1933年大危机的打击和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压力，在工人阶级抵抗力量空前增大的形势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欲望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劳动阶级争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再加上面临战后经济恢复大潮流激起的世界市场需求空前旺盛的大好机遇，使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将近30年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延展到70年代开始转入滞胀困境。大资本集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某些行业（特别是出口行业）生产过剩、增长停滞，劳动大众收入下降，危机症候已初露端倪。但此时的工人阶级已经大都满足于资本主义繁荣期带来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失去了抵抗力，致使资产阶级攫取财富的贪婪欲望不再有所顾忌，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更多的财富。1980年，里根高擎“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旗帜和服膺“富必济穷”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我国大都按照Trickle Down的字面含意直译为“涓滴经济学”或“涓滴理论”。实际上该理论的含义是，让资本家少纳税，多赚钱，他就必定多办企业，多雇工人，让工人多挣钱。因此译为“肥水必下渗”或“先富必济穷”理论似乎更贴切）入主白宫。到2008年，赖克的图2显示的巨额财富向顶层高度集中的汹潮最终冲破了号称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所能承受的底线，导致空前的经济灾难和空前激烈的“占领华尔街”大抗议的爆发。
4.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周期律。不少论者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解为资本主义从始到终的整个过程都在连续不断地加深两极分化，直到工人阶级被剥夺到“皮包骨”的绝对贫困境地才奋起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后以现实中工人阶级并没有绝对贫困化，而且暴力反抗日益少见为由，认定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成立。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用大量篇幅论证过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反复经历无数次的繁荣—危机的周期性轮回。他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而“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同上书，第8卷，第247页）这里所说的“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指的是此前繁荣、扩张和两极分化逐步加剧的过程必然要被危机的“暴力”打断，然后重新开启一个新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的周期。在每一个新的周期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必然会重新启动，但是工人阶级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也必然要比前一个周期有所提升。经过如此一轮轮螺旋式的提升，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水平都达到使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多余的阶级”之时，就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消亡之日。
罗伯特·赖克的图3显示，1920—1927年这段时期两极分化急剧增大，1%的富豪占据了20%以上的国民财富。这显然是引爆席卷全球的1929年大危机的首要因素。这次危机和紧接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大资本利益集团遭到重创，劳动阶级逐渐争得较好处境，逐渐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的时期，也就是赖克的图1显示的1947—1973年间的所谓“民主资本主义”时期。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贫富差距又开始扩大，逐渐转入了赖克的图2显示的占总人口1/5的最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增长比最占总人口1/5的最低收入阶层高出22倍的时期。这显然是引爆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不包括比较轻微、短暂的小危机）都必然激起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表现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政治动荡，乃至政府倒台、政党政权更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律同时也是它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周期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周期律。
5.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周期律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历史周期律的表现形式自有其特点。封建地主阶级主要通过封建官府逐渐加重农民阶级的租税负担和政治压迫，利用封建官府庇护的封建特权扩大土地兼并，逼得农民揭竿而起，暴力推翻封建王朝；资本家阶级主要通过支持承诺保护“自由的”市场交易的官府，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集聚资本，形成大资本利益集团，进而操控选举，操控市场，集聚更大资本，最后酿成大规模过剩危机和工人失业，导致政治震荡，乃至政权更迭。
两者在本质上有共同点：都是在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大众除了暴力革命或起义外缺乏有效的常规性抵制和监督，经济和政治上占有优势地位的阶级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从而必然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历史周期律必然要继续发挥作用。
二、怎样理解毛泽东所言“民主”和“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什么是“民主”？怎样实现“人民监督政府”？
1.什么是民主。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都把“民主制”视为“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政治权力建构形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政体”，而不是指国家制度的本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体。马克思是从国家制度的本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讲民主的：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它对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同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是一样的。然而，在这里，类本身表现为一个存在物，因此，对其他不适合自己的本质的存在物来说，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因为国家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民创造”的结果，而“人民创造”也就是“民主”。因此，“民主”“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这是从“民主”和“国家制度”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上讲的。在形式上，“人民创造的国家制度”有君主制、共和制或民主制等多种政体形式。这些政体形式都含有“民主”的实质，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作为“民主”的异化的非民主成分。因此，马克思说：“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正因为这样，它们有几分民主制，就有几分不真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既然“一切国家制度”都是“人民创造”的，那“人民”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空间中创造出“民主”成分和非民主成分各不相同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呢？这是因为，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民”总是在一定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因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分别属于“人民”中的上层，即孟子说的“治人者”，统治阶级；下层，即孟子说的“治于人者”，是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互相对立的吗，怎能一起“创造”国家制度呢？那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把他们“拉扯”到一起的。被统治阶级由于自身生产能力、水平的限制，还离不开统治阶级的“保护”和“照顾”，不得不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管理。两个对立的阶级就这样共同“创造”了他们共存于其中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恩格斯曾经就普鲁士专制政府存在的原因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同上书，第9卷，第104—105页）正是因为底层人民也参与了中世纪封建奴役制度的“创造”，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为“不自由的民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相对于封建时代“不自由的民主制”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无论其政体形式是美国那样的共和制还是普鲁士的君主制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君主制，都可以说是“自由的民主制”。所以，马克思说：“在北美，财产等等，简言之，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因此，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的内容都处在这些国家制度之外” （同上书，第41页）。因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而那种“自由”制度又是以宪法形式宣告得到全民认可的，所以可以称为“自由的民主制”。但是，通俗地说，那种自由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自我挣钱的自由”。它在理论上承诺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挣钱”的机会和权利，但实际上你能拥有多少权利取决于你衣袋里有多少货币。马克思早就对这个所谓平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秘密做了透彻的揭示，指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里，衣袋里的货币最多的人永远是资产阶级，囊中羞涩者永远是工薪阶层。
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民主制”同封建时代的“不自由的民主制”，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治人者”、“食于人者”阶级的“民”主导和享有的“民主制”，都是“异化的民主制”。
2.遗憾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民主制”具有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竭力要把那种“自由的民主制”移植到中国。然而，在那个“自由的民主制”出生的母国，我们却看到不少真诚追求真实的自由民主的著名人士奋起揭露那种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罗伯特·赖克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号发表文章, 题为《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他指出：“民主绝非仅仅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过程。民主是唯有依靠公民联合起来推进共同利益的制度。虽然自由市场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它同时扩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使得就业更无保障，造成了全球变暖那样的环境危险。……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当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民主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了”。他认为公司操纵政治来维护自己的私利，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是资本主义扼杀民主的重要原因。
罗伯特·赖克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得以扼杀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它使广大公民同时成了似乎受惠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想法：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想要好的交易；作为公民，我们不喜欢这些交易带来的诸多不好的社会后果。……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欲望往往成为胜利者，因为我们身为公民的价值观缺乏有效的表达方式，最多不过是以激烈的言辞直接批评错误的对象。这是在超级资本主义时代，民主的真正危机所在”。为什么这是“民主的真正危机所在”呢？因为每个公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时，往往就顾不上维护作为公民应该维护的大众公共利益；在投票时就会投下维护自由的市场利益和公司利益而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支持票。这些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公司认同为自己“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的庇护者，就像当年恩格斯说的把普鲁士的封建依附农制度和封建领主认同为自己利益的庇护者的农奴一样，不自觉地维护着实际上使自己遭受剥削压迫的制度和政府。这样，公民们维护自己共同利益的价值观自然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表达方式”了。也就是说，公民们就不可能对公司和维护公司利益的政府施加有效的监督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和人民就不可能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劫数”了。
3.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剔除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误读和附加。正是为了挣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苦难，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达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在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由人民选举、人民监督的公职人员组成的真正民主的政府，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除脑体劳动分工，从而最后消除阶级差别和阶级再产生的土壤，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幸的是，后人对这一理论做了许多误读和附加，实践中干了许多错事，以致在苏联和东欧酿成导致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代替的灾难，在意识形态上导致许多人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剔除先前的误读和附加。例如，对“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误读和附加，认定由于私有制是阶级产生的根源，实现全面公有化就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由此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不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要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导致生产力的破坏。二是实现全面公有化以后忽视了隐性的阶级的存在和再产生的可能性，从而忽视了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的必要性，结果就像苏联那样，在欢呼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莺歌燕舞声中生长出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人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资产阶级，而在公众面前声称在苏联已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却在私下说“共产主义不过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由此决定，要消灭阶级，就必须“消灭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第1卷，第571页）这样就能使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发展自由个性，按照自己的天赋、爱好，发展科学技术、或文化艺术、或组织管理的才能，那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正因为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困，就必须实行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以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引起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危机给劳动阶级带来的苦难和对生产力的破坏，以保证劳动阶级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推动生产力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促进自身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提高，向着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目标逐步推进。
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开始阶段，只限于剥夺地产和流亡分子、叛乱分子的财产，在银行系统和运输系统首先实行国有化，以保证国家经济大命脉紧紧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只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之时，才会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其中“联合起来的个人”一语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当初似乎设想过社会主义可能要经历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那样一个“初级阶段”。
由此可见，认为彻底实现公有化就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是后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读和附加。
4.马克思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但着重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应该是像巴黎公社那样由劳动者选举产生、接受劳动者监督、并且随时可以被撤换的真正民主的政府。巴黎公社由民选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8、361页）
显然，毛泽东当年同黄炎培说的那个能够保证“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民主”和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正是马克思说的像巴黎公社那样的“真正的民主制”和那种民主制下公民对公职人员的直接监督。可以说，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是马克思和毛泽东说的那种真正的民主制度。
所谓民主，无非是有什么样的“民”，就做出什么样的“主”；任何时代，都是当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部分“民”做出有利于维护他们的主导地位的“主”。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私有制下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同交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资产阶级（上层的“民”）占据主导地位，包括“白领”劳动者在内的工人阶级（下层的“民”）的“自由的民主制”虽然比封建时代的“不自由的民主制”的“民”的基础宽阔一些，但仍然是“异化的民主制”，根本阻挡不了资本和官府之间的钱权“旋转门”的联通运转，阻挡不了大资本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收买甚至绑架，因此也就不可能阻止历史周期律的“劫数”。
5.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能够防止私人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保证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政治代表成为支撑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有可能实现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监督政府”，由此也就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劫数”。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表明，那个“劫数”确实在消退。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两条：第一，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第二，一些官员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漠视甚至敌视劳动大众的基本生存要求。广大劳动人民还不能对政府实行有力、有效、充分的监督。在这样的形势下，尤其要警惕历史周期律的“劫数”的征兆。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历史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