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任何一个初读理论著作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样的感受，即理论著作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认识的，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这让人困惑，更让人着急。困惑之处在于，这种表面熟悉但实质上却完全陌生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语言的这种运用，是达致一个思想世界的必要手段，抑或完全是一种误用或故作高深？细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当阅读者焦躁地面对一个理论文本时，他更多的是着急。一个跑去读理论的人，无论最终是否读得懂，但在他准备读理论之前，一定受到某种激励或刺激；在通常情况下，还有一种近乎挑战自我的心情，想在与理论家的思想辩难中，进一步提升自我，增强思想的战斗力。但一读理论，他就遭到极大的挫败，一下子掉进沮丧的迷雾中。
一个想读点儿理论，但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在一片着急的情绪中不安地搓手。他一方面感到读理论是有必要的，但在初次“交手”后，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真正读懂理论，心存疑惑。但在另一方面，他对理论本身是否有用，多多少少也有怀疑。少数人在疑惑与焦虑中，继续“啃”读理论，有时得着点儿营养，有时消化不良。更多的人放弃阅读，一面在心中自我悔恨，一面在口头上批判理论的无用。
理论的这种品性，从一个方面说，是语言使用的效果。理论中语词的使用，有别于日常语言，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割裂。一些关键的术语，由此过着双重生活。正如泽诺·万德勒（Zeno Vendler）在《哲学中的语言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哲学话语中的一些关键术语过着双重生活，在理论上这一点众所周知。可是在实际讨论问题的时候却常常得不到充分的认识。我们在日常交际中理解这些语词，使用这些语词，于是它们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时，我们也认为自己理解它们，事实却是：从上下文说，甚至从语法上说，这些语词在日常交际中和在哲学著作中的用法都有所不同。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处理的不止一个概念：在自然环境中碰到这样一个语词我们能理解它，这一点本身并不确保把它移植到哲学原地之后我们也能理解它。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文本自身出发把它（或它们）作为新的概念重新来学习。”
阅读理论著作，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的难度在于，我们不仅要学习理论表述的具体内容，还要学习关键语词在理论中的使用方式。这种学习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理论在根本上，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说了点儿什么。理论在根本上对世界有所说，在语言的层面上，表现为一些关键的词语，在理论表述和日常语用中，尽管有相当大的不同，但仍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将理论视为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不尽准确。因为游戏的本性，在于遵循一套规则，在此之外，游戏无需关涉太多。但理论不然，理论固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要做到我们常说的“自圆其说”；但光是做到这一点，理论尚不成其为理论。理论关涉世界。
无论在学术论文，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主义”。其中有些主义，是标准的理论主张，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主义是披着理论外衣的意识形态。现代人在一个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动物，这也没什么。但某种意识形态一旦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所征用，就意味着思想的“泯灭”，大规模的恐怖和血腥屠杀。
不过，如果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在种种主义之中，亦可发现理论关乎世界的实例。关于理想主义，爱德华·克雷格（Edward Craig）在《哲学的思与惑》一书中写道：“物质主义始终关注的是物质产品，不是内心、精神或智力产品，而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指那些总是关注精神却并不关注物质的人，它是指那些坚持自己理想的人。理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关心灵的事，因为理想是对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无法拥有的一些境况的希望。但是如果生活状况允许，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尽力实现这些希望。理想的这种精神属性将idealism一词日常使用的意义与作为哲学术语使用的意义联系了起来。”这里有必要提一句，idealism一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译为“唯心主义”或“唯心论”，不过现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其翻译为“观念论”更妥当。
哲学上的观念论，与作为一种日常伦理的理想主义，有其内在的关联。不过，在这篇小文下面的部分，我更多讨论理想主义与大学的关系。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里的“高”和“深”，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其实所谓高深学问，不过是说，跟一般的经验知识相比，大学中人所研究的学问，带有更多的普遍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在大学中，读理论才成为一种必需。在理发店当学徒，跟师傅学钳工，一点儿理论都不要。理论有种种不同的观点或主张，但在追求普遍性这一点上，相当一致。在学术的层面上，大学研究普遍性的学问，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大学培育理想主义。如此说来，理想意义上的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理想主义者的乐园。
不过，理想之所以是理想，就在于和现实生活有所不同。理想是规范性的，而非事实描述。讨论理想主义与大学的问题，有不同的进路。我下面的讨论，是凭借对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学院大厦：学界小说及其不满》一书的评论而展开。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文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关乎理想的；比如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也总是通过对“这一个”人或世界的想象性“刻画”，力求达致普遍的人性。以文学的眼光观照大学和大学中人，由此来讨论理想主义的问题，再恰切不过。
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学界小说“这种文学类型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大约始于1950年代，当时，美国大学正处于急剧扩张阶段，先是吸收退休人员返聘，然后又录用了越来越多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出现这种情况跟美英高等教育的实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大学的急剧扩张，发生在1950年代，而在五十年之后，中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因此从大学着眼，讨论理想主义的问题，就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小说作为一种迟到社会评论，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1950年代的学界小说，实际上写的是十年之前的大学。在那个时代，尽管已有尖锐的讽刺声出现，但大学作为一个象牙塔的隐喻，仍闪耀着其往日的光芒。教授们生活在封闭的大学校园里，追求着他们自以为是真理的东西，相当精英主义。但在此之后，大学的光芒逐渐暗淡，“到了1990年代，直至世纪末，找工作要凭运气、政治正确、文化战争，为争夺终身教职而发生的种种悲剧，这些都成为学界小说中耳熟能详的话题，把理想主义的最后一点痕迹给抹去了。”
在伊莱恩·肖瓦尔特笔下，理想的大学，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一群献身于文学、文化、学术和教学的人可以形成一个友谊、慈爱和相互支持的乌托邦社会，这是他们的梦想。”但在实质上，大学因为缺少足够的流动性，不过是一个村落。在这个村落里，失败的纪录时时刺激着一颗颗敏感而脆弱的心。伊莱恩·肖瓦尔特分析道：“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失败永远不会被人遗忘；过去的争吵、过去的竞争依然令人痛苦地历历在目。失败和损失，如果不为人知晓、哪怕至少不为你所相识的人知道，也就不会这样痛苦了；然而在学院范围内，它们给放大和加强了。”“学术生活的极大讽刺就在于，虽然别人也许并不会注意到败者如何优雅地、或是刻薄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是对于失败者而言，失败的记录会始终困扰着他，让他每时每刻都意识到它的存在。”
大学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堡垒，的确已经是过去式。但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则是另一个问题。理想主义的失落，让不少人伤感，并在一种沮丧的情绪中发出他们绝望的抗议。索尔·贝娄笔下的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在伊莱恩·肖瓦尔特看来，理想主义的衰落，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因为当代多元主义文化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她就此评论说：“拉维尔斯坦[指艾伦·布鲁姆——引者注]体现了他受益匪浅的包容性与他所教导的保守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我个人而言，我情愿在雅典娜、埃菲尔德、半山腰上的大学（College-on-the-Hill）、沃特茅斯、卢米奇、尤弗里亚，或其他任何一个由这些讽刺家所想象出来的校园里做教师，以政治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争论，对同事们的愚蠢报之以大笑，对学生的错误呻吟不满，而不愿意跟齐克[指索尔·贝娄——引者注]和拉维尔斯坦讨论柏拉图（Plato）和黑格尔（Hegel）。”
“啊，所有的乌托邦最终都不免流于乏味。”确实如此。不过，我想问的是：物质主义是否也是一个乌托邦呢？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物质主义在带来巨量快乐的同时，不也正让生活趋于乏味吗？
二○一二年十月三日
[本文发表于《读书》，2013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