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了开场表现杰出和饶有特征的新一代领导，他们掌握与先前多年相比大大增强了的中国国力，但同时处于几乎远不那么有利的、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环境。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中，存在两类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内在紧张或两难，那就是：

（1）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互相间常见的抵牾或两难，特别是国家军事/经济战略需要vs.国家外交战略需要；

（2）甚至比这更重要和更难办的是另一类更基本的抵牾和两难，即国家战略需要本身vs.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中国尚未形成经过较持久实验的对外大战略，以致难以对下列基本问题作出哪怕是很粗略的回答：如何对待急剧增长了的国力和急剧增长了的“大众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复杂的国内有关力量？如何对待美国，特别是与美国之间愈益广泛、深刻和显著的军事/战略对立或竞争？目前，中国对前者（军事对立）大致只有在中国国内大力加强和加速军力建设一途，而对后者（战略竞争）仍在多个方面的基本乏力，作为短、少。

与之密切相关，如何对待亚洲邻国，特别是与他们愈益突出和尖锐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并且一方面能够强有力地推进实现中国的主权存在、合法权益和民族愿望，另一方面使得强劲、持续崛起的巨型中国，能在战略和外交领域成为对邻国来说可以接受的国家？

还有，鉴于中国军事投射能力的经久急速建设和中国海外经济存在的极有力扩展，它们的综合效应怎样？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防止或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防止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战略竞赛？或者说，如何争取将下列两者较为平衡起来，即中国人民大大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如何应对中国愈益广泛巨大的海外经济存在、经济势力与当地社会和国家的愈益复杂的关系（后者在文化、社会和宗教等最基本方面一般是中国人很不熟悉的），如何未雨稠缪地避免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被迫或被逼的帝国主义”——那开始于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保护天经地义的合法的域外自身利益？如何贡献于“全球治理”而不损伤“中国治理”？还有，如何对待“电子通讯世界”、“非政府组织世界（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和各种各样的“软实力”问题？

有一个近期甚而中长期的关键问题：如何着眼大局，管控风险，经略周边？又如何使新近得到着意应用的“底线思维”下的“近底线操作”不急剧增大风险和令风险突破控制？换言之，如何对待——借用军事类比——“战区作战方式”与更广大的战略/政治目的之间的两难？

特别可以注意到中共十八大以后的相关的主要事态，即（1）习近平总书记兼主席屡屡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或用中央正式概括和频繁宣讲的话语说“中国梦”主题；（2）关于军队头号使命和军力发展之直接目的、首要军事原则有所变化，从“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变为目前较简单但更全面也更有力的“能打仗，能打胜仗”；与此同时，多少有如《纽约时报》在2013年3月中国“两会”开幕前夕所言，“习近平正在强调他作为军队促进者的作用，使用军队来强化他的政治权威，并在太平洋地区的愈益增长的领土争端中展示强硬态势”；（3）关于军力跃升的官方报道在十八大前后的好几个月里空前频繁，不断宣告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的突破性成就，宣告武装部队实际战力的重大增进；（4）中国对与个别邻国（特别是日本及菲律宾）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态势更加强硬，迫不得已时不惜武装较量的意向近乎显著昭彰；（5）多半由于媒体舆论的作用，直到习近平首次出访和在博鳌论坛上的非常重要的演讲为止，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引人注目地较少着力重申和平发展原则——那是过去多年一贯反复和频繁地强调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势将经久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特别是如何使国家战略需要克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这将是中国在对美和对周边邻国的政策上面对的主要挑战。这挑战已经尖锐，但回应依然准备不足，且远未整合。

（本文系时殷弘教授在4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讲座中的部分内容，经其授权刊发）

来源: 《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