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走势看，2013年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发展趋势。
增长阶段转换与寻求新平衡
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呈现超出历史经验的反常现象，用短期、周期性因素不足以充分解释。表现为，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中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增幅。上述反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
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即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改变。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年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成本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后发优势逐渐削弱；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1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天津市的20%，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中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未来十年中保持7-8%的增长趋势。
从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处在从接近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8%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原有增长动力、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预期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具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投资、出口高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则需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建立起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把经济增长转变到立足于消费扩张的轨道上来；过去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实现经济高增长，未来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过去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未来则需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新竞争优势；过去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长期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未来则需要在中速增长的环境下实现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等目标。
2013年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是在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以后，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针对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的状况，宏观调控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变，并为平稳转换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既不能以回归高增长为目标，也不能放任经济自行下滑。
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新变化
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同时，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客观上需要重新认识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
1.全球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时，由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更快速度的增长，中国出口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表现为一般贸易占比超过加工贸易，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占比持续上升，已超过50%。
国际分工的深化使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持续提高，难以出现所谓的“脱钩”现象。2012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GDP增速均大幅下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这是中国出口增长大幅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以往的相关分析中，通常将外部环境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纯外生变量。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达到10.5%左右，经济增量占比超过20%。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中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世界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均产生明显影响。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
2.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下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地方投资快速扩张，为中国经济在全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率先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投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等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获得巨额信贷资金；房价、地价持续上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回升，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增幅逐季提高。
2012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与2009年相比，政策传导不畅，效应低于预期。除了力度相对较小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配套能力明显下降。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后，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土地购置，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二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大幅缩减了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大幅回落。此外，由于前景不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约束明显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
3.出口竞争力出现下降迹象。近5年来，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2012年前三季度，出口仅贡献0.6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从市场份额和出口增速看，似乎尚难得出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结论。中国海关统计，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基本稳定。根据美、欧自己统计，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今年微增，欧盟份额仅略降。但是，2012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不少外贸企业反映，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等。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中国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
4.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增长随GDP增长的波动而波动，且波动幅度大于GDP。1996年以来，GDP年平均增长9.8%，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9.8%和18.9%。16年间，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为1998年一、二季度和2008年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2012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将持续、大幅度回落。显然，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将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5.货币政策效应减弱。中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2012年前三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
出现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它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013年中国总需求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1.出口增长与去年大体持平。近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1.7%，比同期全球贸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1年的10.4%。但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中国进、出口增长也明显下降，难以达到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结合2013年总体国际形势和以往经验推算，并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以及结构调整升级等，预计2013年出口增长与2012年大体持平。
2.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为消费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房地产销量持续回暖，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有所回升；根据汽车购置周期和原油价格走势，汽车及石油制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受通胀预期影响，珠宝和贵金属消费因保值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3年消费增长14%左右，实际增幅略高于2012年。
3.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首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2012年相比，2013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其次，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中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明年出口增长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2012年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投资扩张动力减弱。再次，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明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4.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受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2013年的CPI。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国际、国内供给冲击或货币宽松都容易使物价上涨预期转化为上涨现实。随着PPI逐步回升，将部分传导到CPI。2013年物价综合压力将略有上升。再考虑要素价格改革等，应为CPI上涨预留一定空间。
综合判断，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需求面临一定下行风险，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全年经济增长与2012年大体持平。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中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2013年经济增长大体与2012年持平，CPI涨幅达到4%左右。
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推动增长动力平稳转换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即8%左右的经济增长能够创造约800万个就业机会，从而保障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明显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2012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已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应做好相关预案和政策储备，重点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2013年，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期，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中国总需求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二是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三是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四是以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五是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为重点，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趋势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因此，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衔接，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