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Cato Journal, Vol. 33, No. 1 (Winter 2013)，作者James A.Dorn是在加图研究所和在美国马里兰州Towson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本文最初发表在Hillsdale College Free Market Forum，“Markets,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Good,” October 4—6, 2012, in Houston.
2001年，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约为6万亿美元，十年后为14万亿美元，到2012年年底总额超过了16万亿。很大一部分新增的国债被外国持有人所吸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央行。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GDP，这还不包括高达万亿美元的无资金准备负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该停止由于债务危机而对中国的指责了。
中国是美国债务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估计达到1.2万美元，或占美国2011年底债务总额14.3万亿的8.4％（见表1）。所有的外国持有债务额为4.5万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信托基金、美联储和国内投资者持有其余债务。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和美联储目前持有近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当然，不管是谁拥有的公共债务，美国纳税人最终不得不偿还。
造成美国债务危机的原因是过度消费和津贴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应对2008-09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也促进了美国公共债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大大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并成为2011年新发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收购77％的新增负债（Gramm and Taylor 2012）。
中国也购买了相当大份额的新发美国国债，但请注意中国用低估汇率的方式保持出口主导的增长，以及建立了一个现在总额为3.4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然而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资本贫乏如中国一样的国家，成为一个资金净输出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美国的债务危机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它是由于挥霍无度的政府支出，但中国的金融压抑政策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扩大了美国政府的规模和范围。
下文检测了中国的金融压抑及其对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再平衡需要推进市场的作用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和美国为了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所需要的改革。
一、中国的金融压抑
中国的资本市场受到严格控制。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是由政府定的，以确保国有银行有一个有利可图的低存款利率和更高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通常情况下，实际存款利率都是负利率。
资本管制限制了投资替代品，国家普遍防止了私有化和真正资本市场的形成。其结果是金融部门是非常低效率的，国有商业银行拥有的投资基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缺乏资本自由意味着对个人开放的投资选择范围是狭小、被限制的，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创造财富的机会。
由于中国没有私人竞争的资本市场，投资决策被政治化，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的寻租和腐败。虽然放开利率，放松资本管制，增加透明度等措施都在被采取，但是在一个没有公正法治的一党制国家，政治因素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想要通过低估汇率来保证出口，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必须在固定汇率下用人民币购买美元。除非对冲或“冻结账户（sterilized）”，否则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如果人民银行通过提高利率来收紧货币供给，这却会吸引来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为了对抗通胀压力，政府依靠行政管制（信用额度）和存款准备金，央行票据三种方法。
放松利率和资本管制，让市场决定汇率，这些都会使得中国摆脱金融管制。政府不会持有过多的美元资产，而是以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形式。随着实际汇率升值和存款实际收益率的上升，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增加。
多年来，国会议员，包括纽约民主党议员Charles E. Schumer，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Lindsey Graham等，攻击中国被低估的汇率，并试图用保护主义的威胁来推动中国加快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中国有一个真正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它也可能上下波动。此外，自由化的市场利率将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管制的结束，由此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将急剧下降。国债和机构债的利率将会增加，国会就必须整顿财政机构。那些指责中国对美国的弊病的言论是否有利于这一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短期内，中国不太可能放弃美元资产，但它可能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的公共债务，特别是当中国预期美国将会由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时。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专门为促进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保护主义而专门开展的论坛。美国和中国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Dorn 2008）。
自由化进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其速度将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步伐。如果中国要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它必须允许信息的自由传播，并且需要拥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被低收益的美国国债所占据，使得本可以增加中国人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私人部门投资减少，美国政府却可以肆意挥霍。Invesco Asia首席经济学家John Greenwood (2001: 93) 指出：
像中国人均收入这么低、资本贫乏的国家输出资本是不合理的。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及其产业百变得正规化（方式有放松管制，加强法治建设，鼓励私人市场，扩大私人所有权），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国际收支将会经历重大的转变。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1990：5）提出的中国“自由的私人市场”将使得个人而不是国家来决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资本私有化的和利率的自由化，投资者和储蓄者可以协调他们的计划并达成互惠互利的交易，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新的财富。与此同时，财产权利得到更多保护，私人资本开始流入中国，服务行业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缩小了贸易产业规模。
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专注于通过采取货币规则和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长期价格的稳定，而不是积累低收益的美国公共债务。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允许市场来决定利率的同时，与单纯的法币制度不同，以商品标准将人民币锚住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领导人已经倾向于在一篮子货币下设定更灵活的汇率。
1980年，中国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对外贸易是极少的。现在，虽然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相比仍旧比较低，但是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增长是金融行业的一个特例，从1980年的区区250亿美元，到现在约为3.4万亿美元的储备依靠的是计划，而不是市场（见表1）。
通过金融管制来促进出口和国内投资的增加，中国已经剥削了大量可以大大推动国内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私人资本。以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形式来持有美元资产是有风险的：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削弱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现在看来，未来美国通胀率可能较低，但如果随着经济的好转，超额准备金开始被借出，经济刺激计划以来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将转化为与实际产出相关的超额货币。为了保证美联储可以继续操纵利率和干预信贷市场，在低利率时都会出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实际上，美联储正在进行金融管制，使得债券市场产生泡沫，且鼓励大家承担风险。
通过购买数十亿美元的新国债债务，中国帮助美国保持了低利率。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如果中国和美国都不再向政府倾斜，那么这种失衡将不会再持续下去。
二、经济和政治的再平衡
197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基本上没有对外贸易，并且重点是通过发展重工业来达到经济的制高点，这属于国家主导模式。林毅夫，蔡昉，李周（1996）分析了这一战略，并且说明了应该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而达到“比较优势战略”，大大促进了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随着贸易障碍的减少，国家垄断贸易的结束，以及经济特区的出现，市场的力量扩展到沿海地区。小渔村成为了巨大的工业发展平台，出口和进口均有了大幅增长，但官方的政策却是以牺牲消费和服务来促进出口和国内投资。在与美国交易中，产生了巨大的贸易盈余，并导致美国恶语相向，它力图给中国打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尽管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但与中国的贸易中，美国一直保持赤字，从2001年的83亿美元，到2011年增长到295.5亿美元。当然，贸易赤字本质上来并非坏事，也只是反应了经常账户的盈余。但是，如果流入美国的资金都用来购买政府债务并实现权益，私人投资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于国会来说，指责中国的问题比解决美国本国经济根本问题要容易得多。这些问题包括由于过度消费产生的私人和公共债务，较高的资本边际税率，越来越多的国家再分配，低储蓄率，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过度管制，以及在背离宪法原则下缩小政府规模，从而也导致了财政和货币的不确定性。
就这部分而言，中国在人为的低利率、固定的汇率，还有对能源和其他投入的补贴下行成的价格体系保护了国有企业和银行。如果开放私人市场，这种失衡可能会结束。这种体制上的转变，需要树立资本资产和土地的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法律体系来保障个人权利。
规范中国的收支平衡（即相对进口放缓出口）可能会在一个更灵活地汇率下实现，让名义利率根据自由市场而调整，让通货膨胀率在相对价格水平下变化，或增加生产力因素。中国公开宣布的政策是运用市场机制重新平衡出口和进口，使用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要做到这一点，实际利率也必须是自由浮动。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被一个较高的实际汇率所消除，实际利率上升，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提高投资者信心的法律体系。
中国在2008年出台庞大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纠正主要的相对价格以及对国内消费调整经济结构没有起到很大贡献。第12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要求利率进一步自由化，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更灵活的汇率。但Lardy（2012:152）指出，“在提出经济再平衡目标的同时，十二五计划没有具体提出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中国的新领导人开始新一轮的政策，他们将面临提高透明度和促进经济和个体自由的挑战。最近他们做出了承认非正式私有银行的决定，允许更多地外国资本进入，并且放松利率管制，希望中国能向真正的资本市场靠拢。
在2012年3月，北京宣布在浙江温州这个市场化的城市成立“金融试点”。国家批准并允许借贷者以成立私人企业的形式进行注册。这一行为将增加竞争，降低利率，并促进资金向非国有经济流动。此外，也将个人投资者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额度增加到300万美元（银行业除外）(The Economist 2012) 。
在6月，又有两个进一步促进开放的政策被实施。首先，宣布在深圳前海湾设立一个新的经济区，在这个地区允许直接从香港的银行借人民币，这是趋向资本自由的另一大举措（Rabinovitch 2012）。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银行在目前一年期存贷款的利率为3%、6%的情况下，将允许将其调高到20％、10％。瑞士银行（UBS）驻香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称该政策为“前所未有”的，是存款利率改革和自由化的一个“里程碑”(Bloomberg 2012）。
调整本质上是一个价格问题。在自由市场之下，没有政府官员知道什么样的价格是正确的，没有人知道最佳储蓄率和投资率应该如何设定，更没人知道如何能够实现各个部门的良好协调。真正的价格只产生于能够自由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和私有制的基础上。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变化，调整也在发生，尤其是适应性和灵活性。毕竟让经济正常运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为了延迟制度化而进行的政治改革，会产生对利益集团的保护从而减缓改革的步伐。市场价格被抑制时，压力也就产生。当实际利率被压低太久，房屋和股票资产便会产生泡沫。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但是这种态势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必须将重心转移到新的增长模式，改变用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方式，增加消费，更符合优化配置资源的市场方式。
通过采取发展不发达地区经济，并减少收入不均等一系列政策，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Naughton 2007: 108–10）。不过，他们仍然忽视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均衡。重新调整它们的势力将会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这样会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并使得个人选择增多。
三、创建和谐社会
当中国的领导人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时，是指自上而下的计划，而不是允许人们可以自愿并自由选择，私有产权也没能被明确界定。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下，自由（不干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且可以产生各种交流。正如亚当·斯密（[1776]1937：651）在《国富论》中认为，如果所有关于偏好或者管制都被完全取消，那么每一个自由制度都会发挥出其作用。“每个人会被允许提供完全自由来追求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把他的产业和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一群人来竞争，这都是不违反法律公正的。”
在《国富论》完成前的2000年，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写出了《道德经》，指出要遵循规律，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人们即使不刻意而为，也可以实现繁荣。在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他真切地认识到了市场的自然属性，他指出：“当所有的人都自愿为自己而工作，就像水不论白昼都自然不断地从高往低流，这样人们即使没有被要求，也会自愿生产。显然这符合“道” 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Young，1996：138；也见Chow2007：13）。
自然秩序产生于从不干涉（无为），其依据是财产私有化，契约自由和法律公正，这些虽然没有被老子和道家思想具体指出，但亚当·斯密和古典主义者却将其明确。然而，早期的中国思想家都明白从下往上、自然而然产生的社会秩序，目前的领导人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和谐就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并且要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
四、结论
在1988年，在美国Cato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在上海的联合会议上，米尔顿·弗里德曼（1990：15）指出，“全球范围内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是自愿合作，它最大的荣耀是世界和平和全球共同繁荣。”为了减少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冲突的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两国坚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原则。
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不断扩大联邦政府的规模和范围，目前每年花费近4万亿美元。美国公共债务已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增加看不到尽头。有很大一部分的新发债务被美联储货币化，以继续保持为期两年接近零的目标利率，并继续吸收美国和机构的债务。目前还没有协调一致的减少政府开支的计划，没有有意义的税收改革进展。把低迷的美国经济增长完全归咎于中国，而不是采取具体行动以恢复哈耶克（1960）所谓的“自由宪章”，这是相当轻松的一件事。
由于中国价格体系的严重扭曲（特别是利率管制，固定汇率，资本管制和信贷额度）而形成的金融压抑，导致投资决策政治化，并导致失衡。持续的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产生了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于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而投资和净出口份额很高。
为了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宣布了一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们，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余永定青睐于更灵活的汇率，利率自由化，以及最终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Lardy 2012：147）。但是，改革的步伐将取决于政治氛围，预期会较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2月的申明，走向开放的资本账户可能需要长达15年的时间（Bottelier 2012）。
中国需要的是“以市场为道”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Dorn 1998）。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学者，比如茅于轼，在2012年5月第一个被授予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的中国经济学家，正在研究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同时理解自发秩序的思想以及限制政府的重要性。
美国应该坚持它的第一原则，并在法律的规定下实践自由的理想。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污点。但是裙带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的私人市场，应该受到批评。
恢复经济自由和个人责任是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结束金融管制和通过市场重新调整经济。
每个国家都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在避免破坏性保护主义的同时专注于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一战略是走向一个和平与繁荣未来的最佳路径。
译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