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开仗，最怕攻城。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古人技术简陋，武器简单，攻城之具再好，也抵不过深沟高垒。守的人凭借地利，大占便宜，只要守城的一方有点决心，进攻的一方，伤亡率总是很高。死伤惨重，往往还得不了手。北方游牧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但碰上一道坚固的城墙，再骠悍的战士也打了折扣，即使最凶悍的蒙古骑兵，在坚城之下吃瘪的，也不少见。

其实，攻城难，守城也不易。尤其是被四面围困的孤城，守起来更是难。不禁要时刻提防敌人偷袭，有了炸药之后，还要在城墙周围安些大缸，注意防备人家挖地道埋炸药。围困久了，城里人吃饭就成了问题，易子而食的，屡见史传。张巡守城，杀妾饷兵，居然成为美谈。所以，能够坚守孤城而且守得时间长一点的人，往往青史留名。民国有四大守城名将，都出现在国民革命北伐前后。蒋世杰守信阳，刘玉春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都是孤城坚守，以弱敌强，少则一个多月，多则三个月。在当时，都是军界的美谈。只是，蒋世杰和刘玉春都昙花一现，后来没有什么作为，而杨虎城和傅作义，却都因守城而成名将，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其中，四位守城名将中，守的最小的城，就是涿州，而当时动静最大，偏也是涿州攻守战。

傅作义的阎锡山的部将。这个保定军校的高材生，虽然也是山西人，但不会说阎锡山家乡的五台话，跟阎锡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属于非嫡系。所以，在山西军界，一直都是边缘人士，十年，才混了一个小团长。但是，这个小团长，在1927年初晋军跟国民军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带领一个千把人的团，坚守平绥路上的天镇三个月，冯玉祥善战的部下宋哲元，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攻下来。晋军和奉军的合作，几乎全仗着这一仗，阎老西才有了说话的资本。所以，战后，明白事儿的阎锡山马上升傅作义为旅长，不旋踵又升他为师长。即便如此，在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众多的师中，傅作义也只能算一介偏师，全师不过万把人而已。

不过，形势变化快，主公阎锡山脑袋转的也快，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晋军还在跟靠近国民党的国民军过不去，等到他做了师长，阎锡山已经以一个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参加北伐，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友军了。作战的对手，也换成了几个月前的盟友奉系。

涿州之战，发生在1927年10月。此前，阎锡山突然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准了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完蛋，而唯一死撑的奉系，也在河南迭吃战败，此时出手，出兵华北平原，截奉军的后路，自可以捡个现成的便宜。但是，没想到，在各个军阀中，晋军一向是最熊的，阎锡山多年的保境安民政策，靠的不是山西军力的强劲，而是自己的滑头。山西虽然因此而少了战乱，但军队也没有得到锻炼。一出来较量，就露馅了。奉系从河南撤退，主力元气尚在，突遭晋军的横击，在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随即回过神来，打得阎锡山溃不成军，滑头的阎锡山，马上缩回娘子关，据说，在逃跑的时候，司令部的印信都丢了。之所以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娘子关也弃守，丢掉老巢太原，幸亏了有个傅作义，率领他的第四师，占领了涿州，出现在奉军的后方，直接控制了京汉线。奉军如果有心进攻山西，必须先解决了这个小小的心腹之患。

涿州是个小城，南北长3里左右，东西宽不足3里，但由于拱卫京师的缘故，城墙很厚，也很高，大约有三丈多高。城小，所以人不多，居民才一千多人，跟华北平原上一个大点村庄类似。奉军围住涿州之后，自1927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奉军一共进行了9次总攻。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和毒气弹，采用了爬城，用炸药轰开城墙，以及找来北京门头沟挖煤的工人，挖地道进城的种种办法，均告失败。奉军的飞机，在涿州城上投弹，撒传单，张学良还亲自乘机在涿州城上转过。奉军的炮兵司令邹作华亲自调集奉军的重炮，几乎把个涿州城轰平了，但就是攻不进去。没办法，总指挥万福麟把奉军看家的36辆法国造坦克也调了上来，结果是半数折损，坦克上的武器弹药，还被晋军拆走了。任你冲击千百遍，涿州城巍然不动。采用挖坑道的办法炸城，炸是炸了，但城墙的缺口很快就被守军堵上，无论怎样冲，都冲不进去。晋军打仗不灵，但兵工厂却挺灵光的，所生产的花机关枪（即后来所谓的冲锋枪），在近战中十分顶用，火力大大优于奉军，所以，每次炸城，攻防战中，晋军都占便宜。没有爆炸的炸药，还被晋军弄了回去，做成炸弹。最后实在没辙了，奉军总指挥万福麟被张作霖骂惨了，一咬牙，运来了氯气毒瓦斯弹，一口气向涿州城里发射了500发，把整个小城盖在了烟雾里。原因为这样一来，城里别说人了，连苍蝇都会被毒死了。但是一进攻，晋军还是站起来，把奉军打了下去。原来，这些毒瓦斯弹，都是一次大战的剩余物质，时间放久了，基本失效。任是如此，奉军此举，还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被骂的狗血淋头，名声大坏。最后实在没有招了，张作霖下令掘壕围困，饿也也要把晋军饿死在里面。同时，奉军还找来了当年保定军校的老师，出面劝傅作义投降。傅作义回答说，老师当年教的课程里，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

战事是残酷的，但此战的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是仗打到日趋激烈的时候，双方应红十字会的要求，停战一日，把城里的居民全部放了出来，避免了平民的伤亡。平民出来之后，奉军才动用了重炮和坦克以及毒气弹。

最后，坚守孤城的傅作义，是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经过跟奉军的谈判，才放下武器的。接近1928年，奉军大势已去，再坚守涿州，意义不大了。放下武器的傅作义和他的部下，受到了奉军的最高的礼遇，虽说放下武器，但没有人提投降二字。傅作义和他的部下走出涿州南门，在军乐声中，奉军总指挥万福麟亲帅仪仗队摆队相迎。张学良亲自把傅作义接到天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守军九千余人，也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后来，张学良居然放任傅作义逃走，让这位最强劲的对手，重新做了晋军的将领。

战场上善战的对手，得到敌手的尊敬，是一种具有古风的道德。在军阀混战时代，这样的道德，一般是能够得到遵守的。只有到了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道德，才被视为迂腐。越是优秀的将领，只要不投降，肯定是要灭亡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涿州之战，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烈度还是不够级别的。奉军在各个军阀派系里，武器等级和现代化程度是够高的了，但所谓的重炮，依然不能摧毁一座三里见方的小城。一座明代修的城墙，居然还可以成为装备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军队的障碍，看来，不是奉军的火力不够，就是他们的战术素养不足，或者说，炮火使用不当（飞机和坦克使用的不当，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据当时在军阀军队里的外国军事顾问讲，当时的军阀部队，虽然武器现代化程度在战争中日渐其高，但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却非常的不当，往往使得武器难以发挥其效用。其实，自民国的军阀混战开始，其战争的认真程度，现代化程度，一直都为外人所诟病。很多人讥笑说，中国人的战争，不是用枪炮，而是用银弹和肉弹打的，战胜，靠的不是战斗，而是收买敌方将领的倒戈。

其实，战斗一直都是有的，而且，越打，越认真，激烈程度越高，但即使打到1927年，老军阀（北洋）谢幕，新军阀（国民党）登台，还是有涿州。涿州作为一个试金石，测出了即使最现代化的奉军，也不过尔尔。现代化的战争，需要的是现代化的人，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