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撤拆点并校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一方面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成为小手拉大手，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这种方式在过去60年里，创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5%左右的水资源，养活全球20%人口的奇迹，农业成就的普惠化，又进一步创造了对全球减贫贡献67%的另一奇迹。而且这些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剪刀差、农民进城打工之余兼职的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对于这些奇迹，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它，反而更多的是不满和批评，以及坚定不移地改造。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在启动。按照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应当是让中国农村应该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来养育80%的城市人。
然而，在现代化农业的背后，恰恰是另一番景象：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将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惨状。此外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会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我们所憧憬的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之日，即是失去经济基础的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彻底消失之时。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家庭原子化，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碎片化解构，与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输入外来制度密切相关。在乡村就是愚昧落后、城市就是进步文明的主流认识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比如，我们不加改造地、将适应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导入乡村，其结果导致了中国乡村传统熟人社会自组织能力丧失，劣绅驱逐良绅，处在输入新治理模式而又无法消化的断层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笃信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面对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诱惑下，农民离乡背井，撇妻离子进入城市成为顺理成章的不二选择。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的状况。这是因为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是农民非常清楚，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进城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乡土纽带撕裂、乡土知识离弃、乡土文化缺失带来的精神损失的代价。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远高于城市。农村不仅承受着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在国家工业化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在当前的城镇化时代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过程中，全球性的城市危机，又一次地以社会成本外部化和生态成本外部化，将危机代价向农村转移。
二、正见：拯救与保护乡村文明的三个理由
第一，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
城市化过程中导致乡村消亡、从两元走向一元是城市化发展必然规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的观点，更是无法成立。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历史前提就不存在。鉴于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是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相反，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则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第二，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从逻辑上判定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前提，就是认为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乡村消亡是时代的必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
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
因此，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相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第三，乡村兴则中国兴，这是中国文明史的铁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于中国的今天，更适用于中国的未来。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警觉的是，目前正在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
三、使命：乡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六个作用
逢生态文明兴的中国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具有城市无法替代的六个功能：
一是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
现代的工业文明病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而且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
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不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为中国城市染上的这种文明病，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还要重。医治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解药，就在中国乡村文明中。在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中，中国先民发现，大自然虽然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给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中国五千年中形成的诗经与易经、道家和儒家等丰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国先民“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几千年历史形成中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而中国古代耕读的乡村文明携带着我们可利用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二是新能源革命使生态文明建设再度从农村起航
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的边缘化地位。非均衡分布、集中开发、高运输成本的传统能源，使分散居住的农村处在分享工业化好处的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地位。相反具有高度分散性、相对均衡分布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越是人口分布密度低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新能源这种特性使农村获得了城市不具备的新优势。而且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和消费的国家，而太阳能热水器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村沼气，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新能源在农村生活领域的使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而且新能源经济在农村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新能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农村将会成为引领低碳经济与绿色消费的新生力量。
三是乡村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态文明需要的新模式
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来看乡村生活时，恰恰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另一种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所捆绑和刺激起来的高消费、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病态生活。环保部披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能耗是农村的3倍。目前的乡村虽然没有城市的收入高，但农民享有城市用货币无法购买或成本很高的另一种福利，这就是人类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真情、健康、清洁空气、宁静和生态化食物等。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需要倡导的新生活方式。
四是生态农业革命：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目前，威胁人类大多数人的最大危机是粮食危机，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是造成当代人类粮食危机的深层根源。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工业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推广失灵的危机。把解决工业领域化合物的科学技术方式，简单地搬用到农业中的生物世界，由于违背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结果导致了生物世界的破坏和危机。同样，将满足追求无限增长的加工化合物的生产方式，搬用到以生命为对象的农业领域，也严重违背了生命物特性和规律的生产方式。由此破坏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并造成了许多灾难性后果。
中国五千年农牧业发展，所使用的智慧和技术，恰恰是在遵循天道和命理的生命规律中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互助为主的游牧生产方式，同样也是服从于生命物质财富增值的规律形成的。一个美国专家曾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耕种了5千年的土地，都没有耕坏，而现代工业化农业，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不可持续了。就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是符合天道与命理的科学农业，而现代工业化农业是违背天道和命理的反科学农业。
当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发源地就在中国。中国农业革命，要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结合中，探索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中国的农业革命，将为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五是乡村绿色发展新机遇：乡村新兴产业潜力巨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生态经济以及目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为边缘化的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为乡村承载现代产业经济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那么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文化性消费等，为中国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动力。从发展趋势看，有六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二是乡村旅游业。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乡村的旅游将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三是乡村手工业。在新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悄悄复兴。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六是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环境福利与浓厚的乡土人情，随着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乡村具有的养老作用越来越明显。
六是乡村就地文明化：创造城乡两元共生城镇化新模式
今天的中国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城镇化。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
生态文明需要乡村与城市两元共生的新人口居住模式。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是在生态文明的时空中，实现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物质与建设、创新与传承、生活与生产等一系列的系统整合，而承担这个系统整合的载体，只能是携带着不同信息和基因的城市与乡村两元共生的载体。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城市化目标，就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两元制衡、均衡、互动程度越高越好。
四、呼吁：共同建设乡村文明的五个行动
1.守住三条底线，给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让乡村消亡的步伐放慢下来，最好是停下来。面对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寒流的冲击，如果我们守护好以下三条底线，乡村文明就有自我修复和复生的希望。
一是要保护乡村文明的守护者。我们要关注留守在乡村三类20%的群体，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乡村中20%的贫困家庭，仍默默从事农业的20%的农民。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来看，这三类20%的弱势群体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淘汰者。但是选择在生态文明导向下走乡村文明发展的道路，这20%的弱势群体，不仅是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农业的守护者和载体，也是对乡村乡土情结最重的群体。因此，要从保护乡村20%的弱势群体开始。他们是乡村文明复生的希望和底线。
二是要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游子留下回归的巢
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目前萧条的村庄。人类感情变化是有周期性的，城市化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发展到一定周期后人们开始厌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到乡下去。目前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苗头，在未来5到10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回乡的高潮。在逆城市化中出现的回乡高潮，将是一个社会资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的过程，这也将是中国乡村文明复生的高潮期。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萧条的村庄拆掉了，让城市周边乡村社区化、城镇化，在未来逆城市化中和大量农民工怀着乡愁想回家时，他们将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回归的巢。为未来告老回乡的游子留下回家的巢，这是保护乡村文明不能突破的另一条底线。
三是要保护传统生产方式，为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集智慧、文化与传统技术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人类文明的财富，也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守住了传统生产方式，就为乡村文明复兴留下复活的根。
总之，守住了乡村中20%的文明守护者，也守住了乡村文明复兴的魂；守住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就守住了乡村文明发展的根；守住了乡土文明，就守住了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底线。
2.重新认识与定位乡村价值，给乡村以生的希望
目前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是，让判处死刑的乡村获得生的希望。在理论上，要走出主体缺失的西方之风，立足中国本土，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符合中国乡村文明的新理论体系。在社会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要重新认识与定位中国乡村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提升中国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建议启动制定“中国乡村文明保护法”，真正使乡村承担起中国五千年文明成长之根，确立民族自信之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本，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之源的时代功能。
3.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的道路
为适应十八大后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时代的要求，需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第一，乡村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按照乡村文明本质内涵，乡村文明建设应当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所主张的“五我乡村：即我村我素，我村有我村的元素和独特性。我村我品，我村能够建设成品位、品格、品质、品牌等四品的村庄。我村我业，在新历史条件下乡村完全能够形成自我发展的产业。我村我家，使建设好乡村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乐园。我村我根，这是一个能够吸引认祖归根、告老回乡、祖代相传的永续发展的乡村。
第二，乡村文明建设的原则，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需要进行。中国乡村文明有很强的自我复生的能力。政府应按照乡村的五个需要进行建设。即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精神是希望；最需要的帮助是信任，政府不要越位干预；最需要的投资是公共投资；最需要的服务是病有医保，灾有互助、老有所养的服务；最需要的组织是自治管理。
第三，乡村文明建设的动力，是内求式的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依靠的是外求式创新，其实是缺乏主体性，跟风、模仿的外求式创新，使中国城市成为千城一面的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城市。我们的村庄应该建成什么样，不需要去美国学习、向国外城市看齐，而是要我们智慧地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进行对话，从而找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那里去。依靠这样一种“内求式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五个我”的乡村文明。
4.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
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是人类文明中心在轮回中再次回到东方之后的一次新涅槃。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代需要我们的顿悟，需要我们从惯性思维的迷途中觉醒，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5.我们有一个梦：共建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美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样性的乡村文明，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遗产。
从文化与历史看：我们有中华民族历史活化石的少数民族的村寨文明，我们有承担着中国民族兴盛衰微、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农耕乡村文明，我们还有负载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游牧乡村文明。
从产业类型看：我们有农耕乡村、渔业乡村、游牧乡村、手工业乡村、商贸乡村等。我们还相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乡村还会成为现代新兴产业乡村，如画家乡村、禅修乡村、总部乡村、太阳能乡村、学者乡村、高校乡村、科学家乡村、养老乡村等。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象力，面对中国高度多元化的乡村，都相形见绌。
从自然环境看：我们的美丽乡村更是缤纷多彩，在丘陵地带的有“诗意乡村”，在濒海、滨江的有“渔歌乡村”，坐落在平原上的有“田园乡村”，位于高原的是“天堂乡村”，隐藏在深山中的是“桃园乡村”。即使人走房空的废墟乡村，也魅力十足，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立在自然博物馆中的“古老乡村”，因为她的历史一定会比美国悠久，可能与法国同龄。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乡村文明充满了希望，不仅因为中国的乡村文明接到了时代太阳之阳气而复生，还因为今天中国乡村文明建设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前行。当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一开始就是在“三高一新”的高位上进行。即中国有自有技术的高铁，正在酝酿中的移动多媒体高集中信息技术以及已经遍布中国的高速公路，再加上高度机动性、低排放的新能源。这种集工业文明遗产与生态文明新资源为一体的集成技术，将把中国带入突破空间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文明贡献的地球村时代。这个新时代技术，不仅为诗意乡村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且也是在18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所追求的在西方没有实现的、也无法实现的田园城市建设将成为可能。
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的新天地时空中，在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提供的多元世界中，不是让我们与西方比谁飞的更高，而是谁飞的更自由、更幸福，这才是我们的梦，中国梦。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