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常丹琦，是我的一块心病。现在心病已除，不是因为我的治愈，而是由于她的死亡。

她原来是我的同事，皆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我在戏曲理论研究室，她在中国戏曲志编辑部。她工作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也善处他人，不像我经常放炮。

1996年，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我要调到广东工作了。”

“去哪儿？”

“广东教育出版社。”

我直言道：“你调动工作，恐怕有钱的因素吧？嫌研究所工资低，出版社工资高吧？”

她承认了。我用严肃又激烈的口吻告诉她：“搞什么出版！再也没有比从事学术更好的工作了。”

常丹琦回敬一句：“戏曲志不是学术。”

二人谈崩，她南下了。

十年后，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我想回到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搞研究，能帮忙疏通关系吗？”

怒气顿生，我不客气地问：“现在回到事业单位，是不是想多拿点退休金？当初你走，为一点钱，我不同意。现在你为了一点钱，又想回来。告诉你——我不能帮忙。”

二人谈崩，电话断了，我们的联系断了。没过多久，从同事那里得知她得了癌症的消息。我没有问候她一句，直至病故。

如此绝情，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了一点钱”而调动工作是犯罪，还是犯错？我为什么这样苛求一个人？我有什么资格去“教训”她，就因为她叫我“老师”？关于学术和出版，到底哪个更好？也都是说不清的烂账。现在的研究所花上千万元，搞皇皇巨著“京剧大观”、“昆曲大典”，撰稿人和研究者大多有博士硕士头衔，却分不清皮黄，更不懂曲牌，无非抄来抄去，连查资料的渠道和方法都不大会。有人搞研究，也是从“文化”、“美学”所谓的宏观角度谈戏曲，大而无当，“三分学术，七分吆喝”。若询问有关戏曲本体的事情，如一出老戏的具体样态和衍变，他们多是一问三不知。这样虚无缥缈的研究和实实在在的出版摆放在一起，到底哪个更好？究竟哪个有意义？常丹琦到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工作，就搞出一套中小学戏曲辅助教材，这件事让我们这些研究者羞愧，她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许研究单位的重大研究成果能隆重推出，获得奖项；而她留下的东西，却让后人受用无穷。

常丹琦为人善良，有一颗仁慈之心。

2001年春，我的丈夫去世。闻讯后她回到北京，一定拉我到她家做客。她说：“章老师，我老公给刻了一枚图章，要亲自送你。”我知道，她的丈夫吴鸿清先生图章刻得好，日本人尤其喜欢。夫妻二人的一大乐事，就是买石，玩石。

我去了她的家，位于双安商场背后的一套二室一厅的老式单元房。房间安静洁净，有很多的书，还有很好的盆花，狭小而温暖。常丹琦让丈夫把礼物拿出来，原来是一枚闲章。我没带老花镜，看不清。

常丹琦站在窗前，举着血色图章，对我说：“这上面有四个字，是‘一日三生’，吴鸿清和我都希望您重新安排生活，好好写作，把一日当作一生来过。印钮是一匹马，也是老公刻的，章老师，您不是属马吗？”

拿着印章，感动得说不出一句！那时，我六十岁，已是下坠的夕阳。落日，可以成为一道很美的风景，但是很美的东西总是稍纵即逝。生命流程亦然，故而要“一日三生”。后来，我送给他们夫妇一副老木匾以为回赠。常丹琦喜茶，她像一杯好茶，要慢慢体会才能品出味道来。

我与她交往最频密的时段，是她的母亲查出肝癌，住进医院的一两年。她把广州的房子卖了，用于母亲的治疗。我说：“癌症的最后结局是人财两空。你要想好了。”

常丹琦答：“我要尽力。”

之后，她隔三差五去菜市场，买仔鸡，买乳鸽，买鲜鱼，亲自煲汤，给母亲端去。路上，她常打电话过来，说自己做的汤有多么香，又说到北京也想做一碗，让我尝尝。常丹琦的孝心像泰山一般厚重，热情如江河一般奔流。尽管明知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送走母亲，不想她自己得了绝症。患病期间，有人给她煲汤吗？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广州探视，但我没去，我不能原谅自己！她顽强地抗争，2013年春还是走了，撇下了丈夫和儿子。

常丹琦是个娇小端庄的女人。一次，她逛王府井大街。一个法国青年跟在她的身后，她走，他走；她停，他停；尾随了一路，还不离开。

常丹琦开口了：“你要做什么？”

法国青年说：“我想和你认识，想请你去法国。”

她笑道：“我有丈夫和孩子。”

对方也笑了，说：“这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常丹琦当笑话告诉我，听了，我兴奋得大笑，说：“不行，你要送我一张照片，我也要好好欣赏你的美丽。”

她送了一张，现在成为遗照，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

四年疾病的折磨超过她一生的痛苦。但是，生命中许多东西是疾病夺不走的，比如笑容，比如心灵，还有美丽。

2013年清明节前夕

写于北京守愚斋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