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格瓦瓦奥希波夫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说：“党的领导层首先想的是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苏共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当有的领导者亲属，依靠权力影响在极短时间内“空于套白狼”地暴富起来，甚至在国外富人区购置了耗资千万的豪宅，领导者本人却保持沉默时，不管他做出多少廉政许诺，老百姓都是不会相信的。个别领导者可能认为，只要子女完成了原始积累，共产党垮了也能高枕无忧。
其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在台上时，家人都风光无限。剧变发生后，不只齐奥赛斯库夫妇死于非命，家人也被新执政当局没收了全部财产，甚至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手上挎的、脚下踩的国际名牌奢侈品，也无一漏网。齐奥塞斯库的哥哥姐姐均死于极度贫困，女儿卓娅在剧变后头几年甚至领不到退休金，夫妇两人只能靠在大街上收酒瓶子卖到酒厂或废品站为生。即使腐败分子把非法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境外，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日益加深的今天，同样难逃法网。
在我国也是一样。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是把个人和家庭利益同党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惜以丧失群众信任、危害党的执政地位的代价来追逐西方富豪的生活方式，逃脱惩罚是侥幸，身败名裂是必然。
反腐倡廉教育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制度的保证作用和法纪的威慑力。例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应在适当的时候出台。财产公开还不成熟时，可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当然，最终还是要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是国际反腐败的成功经验。
当前，有些地方政府为实现GDP增长，成为了开发公司，自己制定规则、自己当裁判、自己还下场踢球，“政府搭台还唱戏”。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也会制造更多腐败机会。
政府驱动而不是市场驱动，不能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某些地方却出现了“上瘾”的趋势。有的市委书记，“手里”有十几个亿，就敢上上百亿的项目，有上百个亿，就敢启动上千亿的规划，甚至出现古城再造之类的事，而且是说干就干。建设规模越大，腐败发生的概率就越高。这些决策有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有没有在领导班子内充分讨论？人大是怎么审议通过的？建成后每年的收益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地方政府有这样任意花钱、任意负债的权力。
为什么非常荒诞的事在内部却听不到反对声？这种鸦雀无声极不正常，恐怕和领导者滥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组织手段分不开。既然哪里出问题都要“一把手”负责，绝对的责任就需要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又很容易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些群体性事件，我们常发现老板的背后有政府、政府的背后有老板。为此，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和企业家允许有一定的利益交换，但必须讲原则、讲公平，只能有利民生而不能有害民生，也不能导致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权益流失。二是领导干部个人在经济上绝不能和老板有粘连、有利益勾兑。要把暗箱操作变为一切交换条件要摊开，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实现社会公众监督创造条件。
此外，要重视网络监督的作用，对于群众在网络上有根据地曝光腐败问题给予重视、回应和鼓励，实现体制外监督和体制内监督的有效对接，把毛泽东对黄炎培说的发动人民监督政府进一步具体化。
（2013年第1期《中国改革》黄苇町）
来源: 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