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社会信任情况，尤其是政府公信力问题。信任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虽不能直接看到，但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反映出来，尤其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更是如此。

监测公众信任度的三个关键词

“执政满意度”：这是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最关注的一个民心指标，而且通常是委托专门的调查机构来进行调查。群众满意度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如果人们的满意度高，说明执政基础比较稳固；如果满意度很低，就是危险的信号。这里最重要的是动态调查，即看人们对执政党“执政满意度”走向的变化。如果满意度总的还高，但已出现走低的趋势，就要引起警觉，看在什么问题上遭致了群众不满。如果原来满意度低，但在逐渐走高，就要研究哪些方面的改革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就要树立信心，加大施政力度。

“社会共识度”：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和利益不同，存在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执政党的施政措施，能够兼顾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看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和利益所在，社会共识度就高，对这个政权的认可度也高，否则认可度就低。

“思想整合度”：一个社会要维持和谐，执政党的整合作用非常重要。如果通过整合理顺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和谐共处，说明能够在现有政治框架内部或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来巩固执政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已经无法进行思想整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尖锐对立，甚至达到势同水火的地步，说明社会发生断裂，执政党的权威已受到挑战。

社会情绪变化的五个关键短语

下层情绪激烈化：反映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其根源是少数人独占维持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资源。例如各个朝代后期出现的豪强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赋税沉重，官府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还有就是滥用民力，秦始皇建阿房宫、修长城，隋炀帝挖大运河，都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中国各个朝代的更替都与此有关。再有就是社会分层固化，下层群众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把现政权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如元代被农民起义推翻，就与他们按民族把人分为几等有关。

中层激进化：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的情绪尤为重要，因为这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时，对政府的态度就会由希望、观望、失望发展到绝望，甚至走向激进和革命。这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尤为典型。当时很多沦陷区的城市居民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仍然视国民党政府为正统，欢迎国民政府回来，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把接收变成“劫”收，搞“五子登科”，使百姓由希望变为失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商囤积居奇，更弄得民怨沸腾。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刊登过一篇叫“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评论提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背景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滩的“打虎”，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触动了“四大家族”利益，结果被蒋介石“叫停”，不了了之。表面上看是“四大家族”胜利了，其实，是使中间力量对国民党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也丧失了，国民党失去了挽救人心的最后机会，其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社会高层分裂化：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统治阶层中一部分比较清醒的人士认识到，老的统治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主张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另一部分人担心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更趋保守化。这样，客观上一是削弱了整个统治力量，不能采取及时的正确应对措施，二是往往开明方被既得利益方所打垮，结果导致整个政权被颠覆。清末的改革就是如此。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动下进行的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扼杀了。慈禧死后，部分地方官员和士、绅、商等社会中坚阶层，再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要求。时任摄政王的溥仪的父亲载沣是比较开明的，主持设立责任内阁，准备召开立宪会议，试图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在保守派的阻挠下，清政府将开会时间推迟到1916年，连梁启超这个保皇派也失望了，认为到了那时，已不知是谁家天下了。而且，统治集团中主张改革的一派也担心大权旁落，13人的责任内阁中有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还有7个是皇族，尽管其中多数也具有改革意识，并不属于保守派，但清政府这种任人唯亲的政治格局，首先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接着又“与民争利”，把由四川士绅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由此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信仰和信念缺失，反映了对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缺乏认同。在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之前，出现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纲纪废弛”，甚至“荡然无存”。而信任和信心缺失，直接导致对执政者和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执政者和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是错，都难以获得认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量存在。

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不稳，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缺乏安全感。官员谋划改换门庭，富人忙于转移财产，被有些人称为“跳船”现象(比喻大船即将沉没时各自逃生)不断发生。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其中有的是革命党举起义旗，更多的是看到清廷大势已去而投机革命的旧官僚和士绅。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最缺乏安全感的是社会中下层群众，而且他们可做出的选择也最少。谁能够较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占有优势，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改革首先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与历代统治者有根本不同，但在执政过程中，也要高度重视民心变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例如，在更加关注低收入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农村养老、医疗、对务农者的各种直接补贴等方面，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好评。但在如何让人民休生养息方面，有些工作还需改进。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城市扩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增加速度。一方面容易导致“大城市病”爆发，另一方面也容易侵犯群众的基本权利。我去过很多发达国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现代化建筑与几百年的老建筑并存，很宽的公路与过去跑马车的窄巷并存，但照样很有城市魅力。而我们过于追求豪华和现代的大拆大建，反而把很多古城风韵搞没了。我们经过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很多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今后可以适当缩小建设规模，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建设宜居城、让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上。

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先易后难的渐进性改革，这对于减少阻力，增加改革的成功系数非常必要。但也必须看到，很多过去作为改革次要矛盾的一面，已经累积起来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障碍，如果长期不解决，就会危及群众对我们政府的信任。现在确实有些人，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用改革发展的不平衡和不配套，实现了既得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希望把过渡时期的临时性措施长期化，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固定化、永久化。有位北大教授在报告中称，邓小平讲要“摸着石头过河”，是为了通过实践探索正确的改革道路。但现在有些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我看比喻得很形象。因此，对改革的态度首先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信任，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作者为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