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我以为首先不是GDP增长了多少和福利有多大的改善，而是计划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施政选项中排除，这倒不是计划经济的设计本身有多大的错，而是凭人类目前的智慧和能力根本做不到。从客观效果上看，这种集权型的经济体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损害也委实太大，比如前苏联或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时代。现在的情形是，尽管在一些转型国家，计划体制的思维仍在，体制仍有回潮的可能，但已构不成现实的威胁。
一
对于计划经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的概括是：“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相信自然演进，相反，它把各种资源和要素统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的制定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着其所要求的方向运动”。保罗·萨缪尔森甚至一再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将会超过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是，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加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繁荣和自由。计划经济的两个大本营——苏联和中国也都先后放弃了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得出的经验和结论，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
战后世界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极大地造福于人类，应主要归功于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西德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将这个因战败而被彻底摧毁的国家建成欧洲大陆上最强有力的经济体，就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奇迹。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虽然政府对经济领域实施了较为广泛的干预，但因保留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较多的政治自由，经济发展的情况就要比邻近地区的其他国家，如埃及等国要好得多。在远东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因广泛依靠私人市场来发展经济而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印度声称废除种姓制度的藩篱，在实践中却进展甚微，但那里还是成批地产生优秀的企业家，特别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他们成为促进这个难以进步的国家的推动力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此。
尽管有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实践并且市场实践已经提供了多样的经验，西方学界内部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的争论至今仍然辩驳不清。战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综合起来看，实际上就是一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相互碰撞的历史。两大辩手，哈耶克和凯恩斯，前者是个体自由的捍卫者，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越频繁，对市场的伤害就越大，“政府应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后者则认为，政府干预就像是给一部轰轰作响的机器加注润滑油，所以只有对市场进行有效干预，才能使它运转得更加良好。这场争论绵延甚久，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也颇费周折。2007年以后，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轮番大战再度上演，甚至蔓延到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奥地利学派”等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并未明显占据上风。如弗里德曼所说：“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几十年来，各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开支的份额一直没有明显下降，有的国家甚至还有所上升。
二
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为何如此不易呢？这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倒退，给整整一代人带来恐慌。这以后，扩大政府职能的主张便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也引发了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变化。其标志性事件是1946年美国《就业法》颁布，联邦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管理经济的职权，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在这以前，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体系常会发生运行不畅的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仍把这种波动归于正常范围，认为经济体系能够自我纠错，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依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也能痊愈。人们产生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末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制度的严格限制，几乎不能集中起什么像样的权力以威胁到普通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了。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仿佛一切又都回去了，就像回放一部黑白默语片。
凯恩斯确实与众不同，他不认为经济体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系统，它不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在他的理论推导中，自由市场经济就像一艘海面上行使的船，船舵已然出现破损，海风的吹打使它左右摇摆，已无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平安抵达彼岸。他给出的方案是，在经济衰退期，政府应该大规模借债以提升总需求，并在他的新经济理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是恰当的。他尤为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加大投资——架桥修路，或减税，或给家庭直接增加购买力，来提升对商品和货物的需求，进而引导企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却与此迥然不同。在他们看来，用于分割的“大饼”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多支出1美元，居民就会少消费1美元。而在凯恩斯学派看来，当私人投资支出过低时，政府就应该用自己的财政支出来替代它。政府额外支出1美元，会把大饼做得更大，从而同时增加政府和居民两者的可支配收入。
在“二战”早期的年代里，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扩张正巧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紧迫局面相合，凯恩斯的灵丹妙药促使经济体从低谷迅速反弹，失业率应声下降到历史的低位上，人均产出最终回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这正是凯恩斯所要达到的效果。
这个理论并不复杂，但实用性极强，更主要的是，它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从来难以撼动的定论，并且影响深远。人们转而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是自由市场经济失败的结果，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放弃了本属于自己的经济自由。公众和知识分子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最终改变了政治运作结构的某些变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5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道：“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今，凯恩斯的影响力已不如从前，但也不能否认，他还有力量。
三
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蔓延至世界各地的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如以往发生的那样，这一次的争论也渗入到政治高层。2008年至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仍在依据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的合理性，尽管在此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理论的影响力已经有所下降了。在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和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之间甚至发生了一次公开的争执，萨科齐坚持认为，如果经济陷入泥潭，大量财政赤字是可以接受的。在德国，2009年6月通过了一项平衡财政预算的法案，企图将公共债务减少到零。美国一些对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问题本身。
凯恩斯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迷失了道路”。实际上，这一理论在战后就逐渐暴露出其缺陷。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而难以通过增税来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借债来支付军费。凯恩斯主义者的预期是，这些预算赤字将首先推动充分就业，然后引发通货膨胀。然而事实却是，赤字预算政策并没有推动失业率下降，它只是推高了物价水平。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而通胀率则高达13％。这就是著名的“滞胀”的发生，这种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与凯恩斯理论相矛盾。至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是失效的，其失败的方式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古典经济学全面回归、由美国引领的全球性大减税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维持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失业者则失去购买商品的能力。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学者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是不对的。事实上，人们是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水平来决定应该花多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
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了这个道理：收入的暂时性波动对消费只有次要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收入”，即居民的财富。财富才是决定商品和就业数量的关键因素。当财富数值下降并较为长期地保持在低水平上的时候，居民就很可能削减自己的消费，于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就下降了。这个判断对于判断一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2008年以后，凯恩斯的“幽灵”又一次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上空徘徊，许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观点引导着各国的各级政府一次次地大量举债，它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换来的只是一时的增长，却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者说，相当于后世的税收都被我们这一代人“预征”了。
四
话说回来，凯恩斯主义有问题，并不是说古典经济学就十全十美。当离我们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降临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对危机形成的原因和治理之道的解答，看上去是如此无助和无力。
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说“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立即被奥巴马抓住并受到其激烈抨击。麦凯恩所依据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定义。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经济就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下滑，并大量流失工作岗位，大批工人失业。实际上，在战后6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战后出现的十次经济衰退都没有超过最早的那次大萧条，大多数衰退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二次大战后，经济波动的程度比战前小了将近4倍，可见，几乎完全忽略成百上千万投资者之共同信心的因素，以及过分相信市场自我修复的功能而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派面对经济领域新问题时所暴露出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这两者中，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支持前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经济自由都比经济被干预要珍贵得多。政治权力不能高于个体自由，以平等的名义也不行。有经济自由才会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可保证人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强制和命令，由此政治权力的领域便罕见地被市场所挤压，而变得相对狭小。其次，自由市场有把权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容易将其“解构”而难以在人间兴风作浪。值得庆幸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挽救人类的强有力的手，其力量还可以抵御来自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和社会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100年不动摇”，就能够品尝市场经济之树结下的丰硕果实。于是，100年以后更没有动摇的理由。
经验表明，如果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则必然导致专制和暴政。一个一权独大为所欲为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繁荣，葬送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弗里德曼夫妇说，“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人们也迟早会明白一个有关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起码的道理：一个被权力过度管制的社会蕴藏着怎样的危险。多少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通常想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人们总是受其所害，却总是不能醒悟。
不管怎么难，人类总还是有能力找到一种既能纠正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弥补制度的缺陷，同时又保留自由市场经济长处的方案：既不限制个体自由和压制企业家创业与创新的热情，也不会导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此为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两难问题，人们要获得答案，只有不断探索，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