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已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编辑：

让我们先从书名谈起吧，这部书为什么要把张春桥、姚文元放在一起写成一部传记呢？

作者：

大家知道，汉代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的人物列传，就有合传的写法，把进行过共同活动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例如《廉颇蔺相如》、《张耳陈余》。好处是互相照应，举一而知二。也有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但社会地位、思想感情相近的人物，如《孟子荀卿》、《屈原贾生》，放在一起，好处是前后照应，更加突出人物的特性。我这部传记就是力图结合这两种合传优点的一个尝试，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无论从共同活动，思想感情，还是从个人经历、从属社会群体来看，都是非常相同的。

“四人帮”里，江青虽然标榜“文艺旗手”，但本质上并不是个文化人典型，没有很高的文化品格，只是利用其特殊地位飞扬跋扈。王洪文，是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代表，他的爬上高位，和本人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文革浪潮掀起来的一个社会渣滓。

张春桥、姚文元则有所不同，两人虽然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青年学生时代都喜欢文学创作，较早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十八岁在上海就加入了“左联”，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时才二十一岁；姚文元一九四八年读高中入党时还不足十八岁），长期从事新闻和编辑工作，写过大批有分量的“文艺评论”文章，在文革前的文坛就有些名气。尽管我们可以蔑视那种“假、大、空”，专以他人为靶子的文章的水平，但谁也不敢小视那些文章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可以说，他们的崛起道路，是用自己一篇篇苦心琢磨迎合政治风向的文章铺垫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靠自我修炼“成才”的文人。按照过去的划分阶级成分标准，两人在各种履历表上填的“个人成分”也确实都是“学生”。和林彪集团的诸位“大将”相比，他们是“笔杆子”，称他们作“书生”也许是合适的。正如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所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毛毛《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所谓“书生祸国”，并非指“祸国”是因为“书生”，而是说这两个“书生”出身的笔杆子，干出了“祸国”的行径。实际上，这种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会里，虽然不是多数，但也不罕见，代表着一种政治流派，或者说畸形的文化群体。

说起两人的共性，有个近似戏言的比较。人们也许不知道，张春桥三十岁以前右眼就失明了，姚文元十几岁右耳便失聪了。在文革的十年里，几乎就是这样两个一瞎一聋，用仅存的“左”眼、“左”耳俯视天下、倾听动向，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两报一刊”之类文章，弄得天下不得安宁。

编辑：

是啊，我也有同感，不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如果气候合适，执掌了宣传喉舌，确实可以“以文乱世”，使多少人家破人亡。你在书中引用的“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就是这个意思吧。那么，在你编写这本书以前，已经有人分别写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记实文学传记，你这部又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称为“实传”？

作者：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在资料方面，过去已经有人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但严格地说，限于条件，并没有能够利用丰富的档案，较多使用了粉碎“四人帮”不久后中央印发的罪证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不完全、不准确的，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特色。我写张、姚传记的念头，虽然即萌发于此时，但也因为档案的原因，总觉得不够充实，迟迟没有下笔。现在，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各种有关部门档案相继披露或经过努力允许查阅，才能给我们勾画出一副比较完整的传主形象。而在此之前，连一部比较完整的传主活动年表都难以写成，流传的种种说法也使人不敢轻信。比如说，张春桥、姚文元的出生年月日，过去都不清楚，遑论他们的青年时代活动了。这些正是传主人生里程的重要奠基阶段，不了解他们的过去，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后来。所以，这部传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首次利用了大批张、姚的档案资料，包括他们自己在若干年后的回忆、自传、日记、供词，填补了张、姚二人学生生涯、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参加革命初衷的大量空白，其中不乏许多有趣的细节，能让读者兴趣大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与此前出版过的一些文学传记（如师东兵凭空杜撰的《张春桥在狱中》）完全不同，是一部在史实上注重真实性的历史传记，所引述的事实和人物话语，都有依据，没有杜撰和推测、编造，因此相对而言，可称为真实的记录，故称之为“实传”。喜欢读“张春桥心想……”或是张春桥在狱中“策反”看押解放军小战士一类近似天方夜谭“故事”的读者，可能会失望。

当然，传主自己的回忆，是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的，但其中的一些“硬件”，如个人活动履历，一般结合档案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尤其是早期活动，做假的成分较少。因此，本书在选取时，也对传主的早期回忆着重引用，而对他们对文革时期的回忆，则有必要做大量的去伪存真工作。好在，这些年来出版的许多负责任著作，比如司马东去的《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就为我们披露了众多的有关张、姚文革档案。再如叶永烈的两部传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使用了不少有价值的口碑资料。应该说，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是在诸多作者锲而不舍的搜集、梳理、分析下才得以日益清晰的。因此，本书虽然披露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不少资料，我仍不愿说超越或否定了前人的话，只能说，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前进了一步。

其次，在评价方面，本书力图做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有人也许要问，张、姚二人不是已经被历史的审判钉在耻辱柱上了吗？还有什么“实事求是”的问题？不错，张、姚二人确可以说“棺”未“盖”而“论”已“定”，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随之而来的更深刻的问题是：通过张、姚的一生，要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人物的？怎样防止今后再产生这样的人物（至少不让他们爬到影响全国的高位）？这些问题，依靠一次审判、一个结论是远远不能回答的。

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一些材料和著作，都从历史的角度把张、姚描述成从小就坏透了的恶棍，一参加革命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说张春桥十五岁就参加法西斯组织，十八岁就接受国民党特务指令攻击鲁迅；说姚文元在高中读书就按叛徒父亲意旨伪装打入共产党内……且不从事实的角度分析历史背景如何，仅这种思维定势，就将一个严肃的课题引上了简单化的误区。似乎今后要防止文革的再演，只要严格审查个人历史档案，不让“阶级敌人”得到重用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加强“专案”工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仍然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当然，从写作传记的角度，这也是最省事、最保险的办法。然而，它不仅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也不能发人深省。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用大量激烈的语言怒骂各个资本家、地主，而是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说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在历史上包括现在有着推动生产的作用，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

同样，本书要说明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产生，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左”的错误环境里，才能使这种人得道升天。换句话说，没有五六十年代所犯的“左”的错误，就没有张、姚这样能够横行的“棍子”，没有文革，也就没有张、姚这样的祸国主犯。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阶级成分、早期活动经历所必然决定的。没有张春桥、姚文元，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也会产生“赵春桥”、“钱文元”之类。这也是一种“自然史”。而张春桥、姚文元没有改造好的世界观、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两面派的品质，决定了他们而不是别人走上了被审判的主犯席位。这是历史的偶然。

编辑：

你的说法我同意，毕竟，我们对文革这场灾难不能仅仅满足于“揭、批、查”式的总结。邓小平说过，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也是要求我们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那么，书中有什么具体史实描写是不同以往的呢？

作者：

如果读者能够理解并同意上述观点，那么你也就可以从本书中发现一些与过去描述不同的历史结论。

例一、张春桥写“狄克”文章，是否奉国民党特务之命攻击鲁迅？书中用不少翔实材料说明：十八岁的张春桥加入“左联”后写对《八月的乡村》的评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主要是对鲁迅、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不满，这是当时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阵营中的一次个人活动，是两个口号争论大潮中的一点浪星。这个问题他在延安和解放后已经有了犯“宗派”错误的检查，而非长期隐瞒事实。

例二、如何评价张春桥的两次加入中共，他是否“叛徒”？结合三十年代中期中共上海地下党各自为战的情况，参照其他人的证明材料及五十年代上海市委的组织结论，我们可以得出的分析是：张春桥第一次加入的确实是未与上级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的组织，但说其是“叛徒”或“混入党内”，则是扣政治帽子。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来到延安，重新加入中共，其动机也可以作为时代的潮流所驱使。需要指出的是，他隐瞒了一些细节，试图把加入中共时间提前，是取巧的表现。

关于姚文元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的动机及表现，书中也根据事实做了描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

这些写法，并非要为张、姚二人开脱，也即马克思所说“决不用玫瑰色描述”，而是想引起大家最终的一个思考：

《水浒》传第一回有个故事：“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宋朝廷派洪太尉去华山进香，误揭了天条，放出种种“妖魔”，使得“天下大乱”。那么，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究竟张春桥、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们出笼才掀起了文革？还是文革的特定环境彻底摧毁了本来就流于形式的民主、法制“天条”，使得一些虽然有严重问题但还不至于是“坏人”的人野心急剧膨胀，得以为所欲为，终于变为“妖魔鬼怪”？

要回答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读者不妨读完这部传记后，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