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越发展高技术产业，带动的低端服务业越多。这就是经济规律。
过去十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40.5%增长到了2012年的44.6%，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的门槛。细心的读者会发现，50%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
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鼓励了投资，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挤出了服务业的增长。同时，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做检讨，如果不及早纠正，将遗害多年。
一、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
上海的杨浦大桥和翔殷路隧道连接着黄浦江以东和以西。这两条通道非常有趣，在早高峰的时候，是单向从浦西往浦东堵，反向则非常畅通，而在晚高峰的时候，拥堵的方向则正好反过来。换句话说，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东，宁愿承受堵车之苦，也不搬家。
子女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居住选择的因素。浦西是传统的市中心，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浦西，结果，一些原本住在浦东的人，也为了孩子而搬到了浦西。
问题并不只是这样简单。最近，我指导一个本科生团队，比较了浦东和浦西的两个社区。这两个社区房价相当，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差不多，但两个社区有一个突出的差别，浦西的老社区人口密度相当高，而浦东的社区则是低密度的。
低密度的结果是，街道上的人流少，而人流少的地方如果要发展服务业，就达不到服务业所需要的“进门人口”，实现不了盈利。在我们的对比中，高人口密度社区的餐饮、健身房、KTV、咖啡厅、超市、水果店等的数量远远超过低密度社区，而且前者的餐饮业上座率也明显高于后者。
更有趣的是人口密度与物价的关系。由于浦西的社区人口密度高、人流量大，出货速度很快，资金周转率高，同时，商铺的固定投入被货物量分摊，高密度的商铺之间还形成了竞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物价。虽然类似瓶装水这样的标准商品是厂商统一配送的，不同地方没有价格差异，但蔬菜、水果的价格是商铺自己定的，浦西社区的蔬菜和水果价格更低，新鲜度更高。
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在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宽马路，这就错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而不适于行走，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很多城市在建设新区的时候都追求低密度，结果发现服务业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区发展得更好，就是这个道理。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而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在我们调研的浦东低密度社区，到了周末，很多人选择开车外出，到别的地方消费，本区域的服务消费受到了制约。
二、“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行业区分为体力型服务业、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在更多用脑的专业服务业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而在制造业里，这个数据是11年，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大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有吸引力，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里的政府和居民会想，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欢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城市居民抱怨，周围怎么那么多外地人？而且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
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些目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这些外地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求，他们找不到不作，也就不来了。
有人可能会说，产业升级了，不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在一个生产单位里，既需要工程师，也需要清洁工。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个城市的产业不断升级的时候，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其产生的消费性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也不断增加。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需要更少的低技能劳动者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同样道理，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三、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我们运用中国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制造业和体力型服务业中有更高比重的劳动力是大学毕业生。对此现象，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大城市劳动生产率更高，理应其所有产业都有更高的比重是大学生，换言之，同样的行业，大城市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实现了升级。而另一方面，这其中恐怕还有低效率的问题。
由于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城市的鼓励。结果呢？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容易在大城市“供给过多”，于是出现大学生“工作难”的现象，大量“低层次就业”(underemployment)的现象出现，大学生在做银行柜面的工作，大学里的秘书甚至是研究生毕业。
对低技能劳动者数据的限制，将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其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比如说，上海的住家保姆月薪已经接近香港菲佣价格。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某次，在一个会上，有位在上海多年的香港籍人士发了个言。他访谈了一些曾在上海工作，后来又离开了上海的外籍（含港籍）人士，问他们什么是让他们留在上海的关键。受访者的回答让人大跌眼镜，但又在情理之中，他们说，关键是让太太和孩子能够留在上海才行。外来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但不可忽略的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这是人才公寓之类的硬件所不能替代的。
城市都喜欢高技能者，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人才，比如对创业的扶持，这对于发展城市来说是必要的。一些城市型的国家（如新加坡）更是直接采取了倾向于高技能者的移民政策。但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却不应照搬一个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对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城市也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