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资流失：一道难解之题》（3月20日《新京报》）中，我谈到了国有资产流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世上并无一剂消除之灵丹妙药。但我也提到，还是有可以找到一些药方。文章发表后，编辑频频催稿，希望赶快将解决办法“端”将上来。

可是，且慢！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是不能谈如何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而必须先谈另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国有资产流失。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连“国有资产流失”如何界定都做不到，谈何防范与疏解之道，岂非无的放矢？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界定，世界银行专家张春霖和经济学家樊纲曾有专文阐述。我这里只略作介绍。

确定某项国有资产到底价值几何有“重置法”与“市场法”。所谓“重置法”，指的是如果重新添置此项国有资产所需几何。当然，很多国有资产不容易找到完全相同的均质产品来作比较。好比说，你的资产与现在的资产已经不完全是相同的产品，你怎么能简单通过折旧作比较呢？不可以的。也许，账面上我们根据当初添置这一资产时的价格，再扣除折旧，是否就可算是这一资产的价格了？也不可以。因为这样的算法过于简单，既没有考虑供求关系，也没有考虑现金流量的不同。

在我国，如果采用公开招标的办法，则成交价格形成的基础便是卖主和买主的底价。其中，卖主的底价是其愿意接受的最低出售价，或所谓“保留价格”，而买主的底价则是其愿意支付的最高购买价。通常，卖主和买主会根据两个因素来估算一个企业对自己的价值，并以此作为买卖底价：一是其对该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二是折现率。其中，未来预期现金流一般表现为息前与税前收入或净收入，而折现率则是投资者认为自己必须获得的回报率。

举例来说，某投资者预期某企业在今后某一时期的现金流为50万，与此同时他给自己所定的折现率是5%，那么他对这个企业的出价一般不会超过1000万，否则将不能覆盖掉全部融资成本（也就是说还不如不融资），或者不如投资于其他项目。同理，卖主如果是自己经营，在某一时期的预期现金流是10万，而拿钱买国债可赚5%的利息，他以此作为自己的折现率，那他的底价最低就可以是200万。

当然，上述的卖主和买主的底价，都是典型的“私人信息”，外人并不知晓，但双方正是借此而成交的。至于国有资产流失，最重要的是要依卖主底价而定。好比说，在上面的例子中，卖主只要将企业卖到200万以上，就已经优于自营，因此也就不存在资产流失的问题了。但低于200万，则不如自己经营，那就肯定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了。

我们再假设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对于卖主值200万元的国有企业最后以500万的价格成交，但买主转手却以800万的价格出手。能不能说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不能。原因就在于前面谈到的只要成交价已高于卖主底价，就说明国家通过出售企业的收益已经大于继续经营的收益。如果非要抱怨，那只能说国家利益在国家的经营者手里没有达到最大化收益。

国有资产成交价格高于国家底价却低于再出售价格售出，未能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因是复杂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1、买主对资产进行了重组，这种情况下300万差价便是其资产重组的市场回报；2、买主比国家更善于推销此项资产或具有更多的其他买方信息（如摩根士丹利等三家境外投资机构联合参股孚再将其控股，最后高价转卖给美国吉列的案例）；3、代表国家出售国有资产的工作人员能力不够，只能卖到500万；4、出售人员其实有能力卖800万，却没有这样的积极性，或干脆被买家收买从而出现“道德风险”，结果只按500万售出。

那么，上述四种情况是否符合标准的“国有资产流失”？不符合。理由还是前面讲到的，可凭据的参照系只能是“卖方底价”，而不能是“再出售价格”，以及“账面价值”、“评估价值”等，更不能根据自己估价而推论。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成交价，总有人可以质疑说还能卖价更高。那么究竟卖多高才算是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客观标准呢，才算是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呢？显然，我们是找不到确切答案的。

在通常情况下，卖主和买主之间总会有一个差额，或者一个蛋糕，否则交易不会发生。这个蛋糕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得自交易的收益（gain fromtrade）”。买方或多或少的获得“得自交易的收益”可以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能仅因蛋糕的存在而断言“国有资产流失”了。

在实践中，即使国有资产的出售未达“保留价格”，因而可认定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但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则还需要其他条件，因为根据当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查处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国有资产流失“必须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人为造成的、并应当承担责任的国有资产权益损失的行为”。这说明，要以国有资产流失追究责任，必须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必须找到可依据的流失的法律依据，必须确认存在人为的主观动机。否则，很难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更不能凭空想像。

“国有资产流失”的界定清楚了，解决办法自然水到渠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