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难题
科研机构本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但如同其他事业单位一样，一些科研机构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恢复学术独立性、自主性。
“这是典型的行政化改革思维。”4月26日，王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再三强调。 之前，王键在一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困境》的署名文章。为了更能体现文章的主旨，王键特意提及其所在的机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改革存在“行政化”倾向。王键批评改革方案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 去年9月，两位知名科学家——饶毅和施一公在《科学》杂志上合作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在其中探讨了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和科研气氛问题。该文从宏观层面，反映出科研单位和行政机关在科研活动中存在冲突。但在微观层面，中国的科研单位存在着更多更加具体的问题，例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行政化”倾向
“我们毫无疑问是一个科研机构，我们主要是为上海市的科技决策者服务。”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刘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表述。 改革开放初期，以软科学研究为主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建成“科学学所”）应运而生。成立之时，科学学所就围绕科学技术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作为自己的科研定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行政关系上科学学所被划归上海市科委系统，由上海科学院领导。 作为上海市委组织部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2009年2月，刘伟从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转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一职，试用期为一年。 2010年8月，刘伟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之后，开始大力推动科学学所的机构改革。 “全国都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上海市因为世博会而被推后。”刘伟进一步解释改革的背景：上海市科委明确对科学学所提出要围绕上海市科技创新工作大局开展研究；另外，要加快对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今年年初，《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岗位设置实施办法》最终出炉，新的改革方案把原来的机构进行了重新设置，并且在原来机构两个层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层级，即：在所领导与研究室之间设置了三个研究中心，并且把原来的四个研究室增加为六个。 在改革前，科学学所以两级进行设置，即所领导下分成四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约5-7人。 在改革方案征求意见时，对于新增加的层级，一些科研人员提出质疑，认为只有三十几个人的科研单位，没必要设置三个层级。 3月中旬，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基本完成。改革后，六个研究室主任全部换成新人，原有的科研项目几乎停滞，由此遭致老科研人员的不解。 “我认为改革应以增量改革为主，即使搞创新工程，也不要去侵犯原来的科研项目。原有的项目还是应该继续做，而不是推倒重来。”该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说。 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样一种动外科手术式的改革方案，会对科学学所的科研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甚至还有研究人员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单位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决策行为。 而刘伟认为，一项较为深入的改革会触及少部分同志的利益，因此必定会引起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更饱受质疑的是科室研究方向和定位。王键认为，改革后研究室根据自己对应服务的几个上级科委的处事，来设置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计划，以此来整合蜷缩工作内容，提高对上级单位的服务效率。“研究机构完全沦为附庸，丧失科研的独立性”，而且这种状况将以制度化方式确立。 2010年6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研究所的每个研究室完全抛弃掉学科和研究方向的限制进行设置，这是典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做法。”王键批评说。 “上海市科委对科学学所提出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导向，谁最有资格评判科研机构运行好坏？就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刘伟回应道，“当然，我们现在兼顾了按学科、按职能、按现有人员能力、兴趣等标准进行机构设置，因为机构管理是多参数、多目标的系统。”
被指集权化管理
一般科研单位获得课题经费有两种途径：一是采用竞争的方式，主管部门列出一些课题项目，并为之准备相应的课题经费，研究人员如对项目感兴趣，就列计划书、上交申请报告，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将课题经费分批发放。 另外一种是采用策划的方式，研究人员自行建立课题、进行尖端技术研究时，一般无法依靠个人经济能力完成，可以将策划方案、计划书和申请报告递交给主管部门，争取课题经费。在争取到课题经费后，该研究人员组建课题组。当初争取到课题的研究人员就成为课题组的“带头人”，即课题组组长。 “现在经费的使用权、管理权，我是大权独揽，这是特殊时期，必须如此。”刘伟表示，在科研经费的管理上，实行两个“统筹”，即科委对科学学所的经费实行统筹管理；科学学所对内部经费实行统筹管理。 据该所不愿具名的某位科研负责人透露，在改革方案出台前，科研经费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科委直接统筹到所里，主要费用用在全所的福利上面；另一种项目经费来源于个人从外面接课题，交给所里5%的管理费后，剩下的由科室主任即课题组长分配管理，这样保证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对于这样一种科研经费申请方式，刘伟认为有很多弊病，“我来之前，这个所一般的科研人员收入很低，而课题组长收入非常可观。实际上，普通员工就是在为课题组长工作，而不是为这个机构工作，课题组长更像是‘个体户’。” 上述负责人表示，刘的说法不客观，“我们原来的课题制已经实行了9年，所里的收入是蒸蒸日上。新的做法推行后，目前一些科研人员拒绝接外面的课题，甚至有的绕过所里，和其他单位合作”。 “实行经费统筹，主要是想把科研力量整合在一起。”刘伟将此形容为“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对于刘伟的这种改革，以为不愿具名的原研究室负责人慨叹，这个不叫改革，他（刘伟）是想通过掌握课题经费来管人，“只能说以改革为名，搞集权式行政化管理模式”“我们没有行政化，但我们一定要有行政，一个机构没有组织没有管理如何运作？”刘伟反驳说。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
近年来，在中央和各省级机构公务员招考序列中，一些知名科研机构赫然在列。并且一些官方科研机构已经“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俗称“参公管理”。这意 味着，这些科研机构的学者变成了“准公务员”。如果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是在改革过程中被质疑为有“行政化倾向”的，那么中国工程院则被指在招聘人员中存 在“参公”管理，利用“行政”在绑架“学术”。 中国工程院冀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其在查阅了《201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考指南》后，发现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以及各省级机构的公务员报考序列中，很多学术机构均在招考公务员。 “以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局为例，该局综合处所招录职位就纳入了2011年公务员招考目录。”冀星认为，学术机构参公管理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相矛盾。该《纲要》指出：“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学术类事业单位的参公管理，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些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与行政化管理模式。”冀星批评说。 在去年，教育去行政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今，事业单位的改革引起了人们对科研机构行政化问题的关注。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行政化”和“官本位”倾向在科研机构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汪玉凯看来，科研机构行政化表现有多种：科研单位有严格的行政级别，比如副处级研究所、副部级研究院等，基本就是模仿党政机关进行设置；人的身份更加 注重领导职务，出现研究员争当处长现象；科研单位领导职务大小决定了能否拿到科研经费以及能否当上课题组长，而不是凭个人的科研能力等。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认为，有些事业单位本身没有行政职能，但属于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其内部又分为参公管理的行政人员和属于事业属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种双重属性的单位改革相对复杂一些。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汪玉凯认为科研机构改革应该彻底一些，从体制上、与上级关系、取消行政级别几个方面改革，恢复学术的自主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