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也就是说，大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已有一百年的时间了。相对于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而言，一百年绝对不算短，然而对那段历史，尤其是晚清十年、二十年的历史的研究，我们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得要领。晚清的历史有些显然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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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强行进入中国，强行将中国拉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中国在屈辱中被迫踏上了走向世界之路。经过1860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向西方学习，应该承认大清王朝已经从先前的衰败中走出，正统史学家说那些年是历史上的“同光中兴”，或许稍有夸大，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大清王朝确实恢复了一些往昔的气势与实力，确实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动辄表示不高兴了。

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其实只是将中国推向一个正常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一个正常国家。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虚骄，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军事冲突，庞大的中华帝国重演了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竟然被东邻小国日本轻而易举地打败。

东邻日本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国最忠实的学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之后，才突然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竟然真的在远东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并一举成为中日战争的战胜国。

对于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的选择，中国人自始就不以为然。聪明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西方的东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更不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的主体性，强调中国之所以学习西方只是适应形势，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纲常伦理等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长之处，这是中国文明的财富，自然不能随便丢弃。所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并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政治体制、改造自己的政治体制。

一个庞大帝国败给小国，实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标、榜样，就是那个素来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小日本”。稍后所发生的“维新运动”，很显然是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像日本那样重构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非常强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中国却希望三年完成，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有为的焦灼意识使他认为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易暴的强势镇压，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异变和调整。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间的政治故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统治为前提，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然而事与愿违，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新政、预备立宪、钦定宪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间相继出现，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

当然，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都很难持久地主动变革。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于政治反对派。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着激烈赛跑，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孙中山原本“一个人的革命”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在那十年间，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因版面篇幅所限，文章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