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2]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3]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4]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5]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6]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7]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8]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9]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10]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1]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12]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3]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14]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

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5]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16]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17]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18]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19]

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胡乔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19日和20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该修改稿。

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关于群众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但群众是无罪的。

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二、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应该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泽东反复强调：“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和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苏共的争议。

从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决定，28日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20]

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

与《一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21]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转载。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22]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Sachiukov ）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23]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24]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25]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26]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他们对波匈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了许多疑问。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兰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如此等等。[27]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已经变质了，建立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错误做法，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有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出兵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这样做“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28]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还是苏联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29]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0]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31]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32]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33]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34]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35]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2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535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50个基层单位，共计398人。[36]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37]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发动了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38]

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39]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40]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以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41]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42]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43]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

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44]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粮、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

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它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45]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

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46]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7]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48]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49]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则认为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50]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51]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52]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

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53]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54]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55]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56]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57]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58]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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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参见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

[3]关于这个问题，凡是研究1956－1957年中国历史的论著几乎都会有所涉及，例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但是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却很少见。

[4]八届二中全会记录：第一次会议，1956年11月10日。这次会议的报告和发言，除毛泽东1月15日讲话经整理全文发表外，其余都只节选了部分内容刊出，或完全没有发表。本文所引相关文件，除注明者外，均为与会者个人记录。

[5]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关于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的部分内容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

[6]《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第515-518页。

[7]以上引言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9-238页。

[8]以上引言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周恩来报告，1956年11月10日。

[9]八届二中全会记录：陈云报告，1956年11月11日。

[10]《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6页。

[11]八届二中全会简报和小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

[12]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13]八届二中全会记录：毛泽东在小组长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

[14]以下毛泽东11月15日的总结讲话，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3－329页。

[15]《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5页；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第47－49页。

[16]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5-37页。

[17]原载1956年11月19日《真理报》，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第39-40页。

[18]参见195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19]关于195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一系列会议的情况，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而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做了详细笔记，这成为有关会议情况的唯一史料。据说，《毛泽东传》一书的有关叙述，主要也是源于吴的回忆录。此处及以下关于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和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2-82页。

[20]关于文章起草和初稿讨论的过程，《毛泽东传》（第607-608页）与吴冷西的回忆差距很大。由于看不到原始材料，无从对此作出是非判断。所幸对于讨论的内容，两者的描述大体一致，因此不影响读者对实质问题的理解。

[2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

[22]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5日，第117页。《内部参考》是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刊物，1949年创刊，1964年停刊。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等机构和图书馆有收藏。

[23]《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页。

[24]《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第51-52页。

[25]《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页；1月4日，第51-52页。

[26]《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第52页。

[27]《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127页；11月2日，第61页。

[28]《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第3-9页；11月5日，第127-128页；11月6日，第167-168页。

[29]《内部参考》1956年11月6日，第167-168页；11月5日，第129页。

[30]《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第5页。

[31]《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0日，第295-298页。

[32]《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129页。

[33]云南省档案馆，7-1-804，第1-4页。

[34]《内部参考》1956年9月24日，第621-622页。

[3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22、643、649、655页；《内部参考》1956年10月19日，第1086-1087页；10月24日，第1178-1179页；10月30日，第1337-1338页；11月6日，第178-179页；11月21日，第499-502页；12月29日，第671-672页。

[36]《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6日，第1258页；10月31日，第1547-1549页。

[37]《内部参考》1956年9月24日，第615-616页；11月15日，第367-368页；12月17日，第342-343页。

[38]《内部参考》1956年10月30日，第1328-1331页；12月26日，第561-564页。

[3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40]《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1178-1179页；10月26日，第1258页；10月31日，第1547-1549页。

[41]详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42]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622、630页。

[4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13-421页。

[4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640、648页。

[45]195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46]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4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7-170页。

[4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4-177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2、383页。

[50]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51]《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9－430页。

[52]《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34-135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65页。

[54]《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41、143页。

[55]《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1-382页。

[56]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46页。

[57]《毛泽东传》，第615页。以下引言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0-362页。

[58]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有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