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谣言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谣言：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谣言能在公共危机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联网能力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同化能力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的行为。

关键词 公共危机 谣言 生存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谣言？卡普费雷将谣言界定为“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否认的信息。”[1]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的、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2]彼得森和吉斯特将谣言定义为“：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在私人间传递，涉及人们关切的对象、事件或问题。”[3]由这些定义来看，谣言涵盖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内容层面，谣言涉及特定的事件，并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发生、传递、演化。二是心理层面，谣言影响人们的利益，关乎人们的需要，甚至引致对权威的质疑或否定。三是路径层面，传递谣言需要借助一定的路径。“口口相传”是一种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技术，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被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深深影响着，它们不但影响谣言传递方式，而且改变了信任结构。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公共危机中的谣言界定为特定社会情景下产生的、借助一定路径传递的、扰乱人们心理或行为的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

谣言是信息的异化。信息贯穿于危机管理过程的始终，是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信息反映了对事物可能性空间的了解程度，它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性的[4]。真实的危机信息可以让人们所知的公共危机的可能性空间变小，比如暴雨预报，让我们知道（1）有暴雨，（2）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大的暴雨，据此决策（，3）如何行动。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5]，虚假的、真实的，质疑的、捏造的，错解的、误读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危机谣言应运而生。危机谣言的信息量为负值，致使人们所知的危机可能性空间扩大，对于危机比较确定的认识模糊起来，这会诱发人们心理的恐惧，甚至导致行为失序。

谣言之于社会，好比病毒之于生命体。病毒对生命体造成的危害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病毒的毒性，一方面取决于生命体的抵抗力。转型社会的中国，危机谣言的“毒性”格外强，政府和社会的“抵抗力”格外弱。此类现象不胜枚举，耐人寻味。我们仅看2012 年7月份映入国人眼帘的三起公共危机事件———四川什邡钼铜事件、天津蓟县大火事件、江苏启东水污染事件，就会发现：谣言与危机相伴生，有时谣言是危机的导火索，有时是危机的催化剂。人们不禁心存疑惑：“为什么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质疑声这么容易就把官方的伤亡统计数字淹没，为什么一个公共危机在今天的中国这么容易就能发生。”[6]俗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高度概括了谣言的生存逻辑。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解构，它实质上包含两个维度：（1）“假”为什么能作“真”？（2）“假”如何作“真”？这对应着危机谣言生存逻辑的两个层面：（1）人们为什么相信谣言，即谣言为什么能生存？（2）谣言是如何让人们相信的，即谣言是如何生存的？这些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

二、谣言的寄生性

人们为什相信谣言？这是由谣言的寄生性决定的。所谓谣言的寄生性是指谣言自身无法单独存活，必须寄宿于一定的客体中才能生存，它由内容寄生性、心理寄生性和路径寄生性三个部分构成。

1. 内容寄生性指危机谣言需要寄宿在真 实 信息中，也就是说，谣言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这给危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

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谣言需要以特定的社会情境为依据。信息不是在社会真空中产生、传递和演化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神秘性，造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生活的“神秘之幕”，有利于政治谣言的生成；传统政治生活具有封闭性，正式渠道信息的不充分，使一些人可以借此制造政治谣言，而另一些人则会以联想、猜测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意愿、希望传播政治谣言；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压制性，使人们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信息传递阻塞，出现“大道难言小道言”的现象[7]。历史的发展是累积性的，这些历史因素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构成了谣言产生的文化背景。现实环境是指风险社会的来临，“随着烟雾警报、毒物泄露等或多或少的增加，在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是一种灾难的政治可能性。”[8]这种可能性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为了降低或者消除不安全感，促使相关的个人去寻求风险信息以选择“最优化”的风险决策，实现个人的安全需要。危机谣言是对这些信息需求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这种风险情境的一种反映。“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9]

第二，危机谣言需要以部分真实的信息为载体。从突发事件中产生的危机谣言一般存在三种形式：一是“无中生有”，不知真相、不顾事实，肆意捏造危机信息，比如多地盛传的“地震预言”。这类谣言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公共危机的导火索。二是“添油加醋”，片面夸大或拼凑危机信息，模糊了人们对于危机的真实认识，比如最近网络上流传的蓟县大火中死亡人数各种版本。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谣言发生模式。三是“移花接木”，将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直接嫁接到现在的危机上，掩盖了事件的真相，混淆了事件的性质。这种危机谣言的形式最具有迷惑性，比如西藏“3·14”事件中，某些西方媒体将救护车报道为囚车，把武警对遇袭汉族平民的救治描绘为逮捕藏族和平人士；原本是不法分子制造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却被说成是“和平抗议”。

危机谣言的生存轨迹同危机生命周期的演化轨迹是一致的。公众对危机信息的关注度通常随着这些危机的实际变化而变化。人们对于某地的危机信息关注度，与人们同此地的关联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正在发生的危机或刚刚发生的危机，它们的相关信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同一危机而言，危机不同阶段的信息关注度也是不一样的。危机前关注度最弱，危机中关注度逐渐趋高，随着危机的不断化解，关注度逐渐减弱，到最终消失。因为危机谣言是以真实的危机信息为载体的，这也勾勒出了危机谣言的生存轨迹：一般来说，谣言与公共危机事件相伴生、相依存，谣言的生命力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强度、持久度、影响度的函数。

2.心理寄生性是指危机谣言需要和受众的心理预期一致，它给危机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

危机谣言不仅是事件的叙述或信息的传播，还是一个心理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危机谣言有一种心理预期“，在这里，预期实际上是人们心中的选择。对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人们心中不仅有自己的预测，而且也有自己的偏好导向。”[10]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谣言之所以能产生、传递，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潜在的心理需要。公共危机事件中，这种心理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匮乏引起的，表现为一种理性恐惧下的感性反应。危机面前，人们一般会产生恐惧，而恐惧、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是谣言最好的温床[11]。这种恐惧是理性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安全需要匮乏时，有机体受其主宰，以调动有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尽可能的去搜寻相关的信息，以实现安全需要的满足，这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1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机信息供给不足，理性恐惧会引致一种感性反应，即相信谣言甚至传播谣言。信息认知与两个系统有关，系统Ⅰ是迅速的、联想的以及知觉的，而系统Ⅱ则是缓慢的、慎重的以及分析的[13]。恐惧状态下，系统Ⅰ启动，并抑制系统Ⅱ，限制了人们对于信息的分析推理能力，不能有效分辨真实信息与谣言，导致认知偏差。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出现社会“连锁反应”[14]和“网络效应”[15]，使谣言不断被放大，相信谣言的人也越来越多，谣言的生命力越来越强。

突发事件的可及性又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所谓可及性是指风险与个体利益和个体安全之间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人们更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可及性是经验主义的。就个人而言，风险社会只是一种宏观叙事或理论抽象，缺乏可及性，公共危机事件则是具体的、可感知的，可及性程度更高。可及性的程度与三个变量成正相关关系：一是时间，即危机发生时间越近，可及性程度越高；二是空间，发生地与个体的关联度越高，可及性程度越高；三是人际，危机对个体或个体联接的关系网络危害越大，可及性程度越高。危机可及性影响人们的信息选择，进而决定谣言内容。比如在“非典”危机中，谣言的内容是与非典相关；什邡的市民关注钼铜的谣言，蓟县的市民更关注火灾的流言。危机谣言的生存价值在于契合人们的心理预期，改变个人的预期收益评价。卡普费雷认为，谣言要让人能够相信，需要三个条件：(1)可靠的信息来源；(2)必须是人们所预期与希望知道的；(3)听起来似乎像是真的[16]。公共危机中，这种心理预期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恐惧心态，是对满足安全需要的渴求。谣言尽管本质是虚假的，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某种程度上，它往往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而且由于内容的寄生性和路径寄生性（下文述及）会诱使人们改变对预期收益评价，使得相信谣言似乎要比不相信谣言带来的预期收益要高，这时候选择相信谣言似乎是理性的。

3.路径寄生性是指危机谣言的传递机制是寄生在社会信任结构之上的，它是危机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

具体来说，社会信任结构包含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它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对符合自己利益的客体的心理认同模式；群体层面，它是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路径寄生性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结构的“移情”现象[17]，是人们将对其它客体的信任或不信任投射到危机谣言上，它包括正转移和负转移两种机制。所谓正转移是将对其它客体的信任投射到谣言上，从而相信谣言，包括角色寄生和关系寄生两种类型。角色寄生，是指人们将对所在共同体中角色的信任投射到谣言的身上，这种共同体包括宗族和村庄。这些共同体属于传统的信任结构，主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差序格局为基础构成的。角色就是社会成员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和位置，“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8]这种由“熟悉”而产生的“可靠性信任”是由于在共同体中，每一个角色的行为方式、行为目的都是可预期的。简单地说，在共同体中，角色与角色之间彼此了解，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行为，大家都了然于心。这种信任是直接的、感性，因而这种信任结构是封闭的、信任关系是盲目的。危机谣言一旦寄宿在这一信任结构之上，谣言的内容、传递方式等本身的属性都退居次席，大家在乎的是传播的“角色”是谁？“角色”是否可信？在这种结构中，人们信任的不是谣言而是共同体中的角色。角色寄生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之中；在城市中，这样的信任关系主要存在于农民工等边缘性群体的社会生活中。

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危机谣言的正转移更多的呈现一种关系寄生模式。所谓关系寄生，是指危机谣言寄宿在由人们的社会互动连接而成的关系结构上。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展、共同体角色日益模糊，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日益分化，“习俗型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19]，信任关系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重新建构。个人需要先在“陌生人社会”中寻找身份认同，它是通过组织转为实现的。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先进入一种社会组织，然后通过这一组织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在国家中，你是某省某市的人；在学校中，你是老师还是学生等。角色之间通过一系列的纽带相互联系，角色定位影响联接纽带，“虽然这些社会联系中的任何一种都与情感性亲密关系有关，但亲密关系本身并不构成维系个人信任的条件。制度化的个人纽带和非正式或非正规的真诚和荣誉法则，提供了潜在的信任框架。”[20]由此，人们通过各种联接纽带，以社会行为轨迹为基础重构了信任网络。当危机谣言寄宿其中，它通过各种联接纽带传递，在信任网络的边界内传播，进而嵌入到角色之间的信任关系中。也就是说，在信任网络中，人们信任的不是谣言，而是关系。

负转移是指将对其它组织、个人或行为的否定情绪投射到真实的信息身上，从而相信谣言，本质上不是信任谣言，而是不信任真实信息的发布或传播主体。公共危机中，典型的表现为人们不相信或者质疑政府公开的相关信息，进而通过听信、散布谣言来弥补由不信任政府造成的信息“真空”和心理失衡。这种由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的负转移呈现“具体→抽象→具体”的演化逻辑。个别公务员的虚伪行为或者个别政府的失信行为致使人们对于公务员群体和政府整体的不信任。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权力的“绝对化”和“垄断化”，造成了官员中普遍的“官本位”意识。在某项调查中，80.6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中官本位“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危害，“加剧了政治腐败”、“破坏政府的公信力”[21]。这种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呈现一种累积性，它并没有随着对一些违规、违法的官员或政府的惩罚而消除，而是在人们的心里储存、发酵，逐渐消解人们对于作为“整体”的政府或官员的好感和信任。当出现公共危机时，人们的这种不信任感会转移到具体政府或处理危机事件具体行为中，不管政府是否尽力甚至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人们都会通过怀疑和谣言来表达对于公权力的不满。从这一点来讲，人们不是相信谣言，而是不信任政府。

三、谣言的生存能力

谣言是如何生存的呢？这依赖于谣言的两种能力：一是“联网能力”，二是“同化能力”。

1.谣言的联网能力是指谣言借助于路径寄生性，实现谣言的不断传递和扩散的能力。它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迅速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

“差异逻辑”实质上是一种“包含/排除”关系，包含在信任网络之内的是可以信任的，排除在信任网络之外的则是不可信任的。这种信任逻辑只以网络边界划线，而忽视信息的性质和内容，为危机谣言提供了生存空间。

单个的信任网络是通过“直接信任”缔结的，它涵盖两个维度，一是信任方式，二是信任内容。就信任方式而言，它是一种关系信任；就信任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人格信任。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22]。这种血缘关系缔结的信任网络由家族推延到国家进而固化为社会行为规范，“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23]同时，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往往是自然聚居的群落，这种群落空间有限、人数不多、累世聚居，“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24]。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都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彼此熟悉、相互了解为基础的，这种信任网络实质上是对于直接接触的人的高度信赖。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性善”的假设“，向善的集结，以善的通约，在四人的言述中，可谓一个表面分歧之下的共同归结和一致特性”[25]。这种对于人本身的认同的人格信任，导致我们对于契约信任、制度信任等非人格化信任的忽视和怠慢，不利于信任网络的持续和扩展，无助于社会信任的发展。直接信任具有“低文本文化”的信息特征，它以非规范信息为主，而信息不规范加剧了人的因素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26]。危机谣言是一种非规范信息，它一旦嵌入这一信任网络，借助于路径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谣言不但会迅速泛滥，而且能够改变人们的态度、情感和预期，左右人们的行为，引发社会的震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关系信任逐渐过渡到合作信任，人格信任逐渐转化为制度信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血缘关系的网络仍没有冲破，地缘与血缘的结合依然存在”[27]，直接信任仍旧在发挥影响，只是形式有所变化而已。一方面，血缘和地缘缔结的信任网络，虽然有所衰弱，但依然发挥本源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发展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人际网络，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中，人与人之间又建构了各种社会关系，譬如学缘关系、业缘关系、军缘关系等，在“移情”作用的影响下，人们会将直接信任转移到新的社会关系上，重新缔结以直接信任为基础的信任网络。“中国人的祖先把中国人的信仰共同体建立在利益共同体之上，把利益共同体建立在情感共同体之上，把情感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之上，”[28]作如是观，契约信任、制度信任、合作信任也只不过是直接信任的“移情”罢了。在单一信任网络中，危机谣言遵循差异逻辑，提高了谣言的繁殖力和生长力。

如果谣言只在单一信任网络传播，其影响力和破坏力是有限的，我们无须担心。但是，谣言是如何实现全社会扩散的呢？这要从社会和技术两个层面分析。社会上，“个体会有一批相当亲密的朋友，其中大多数相互之间也都有联系———这是一种高度密集的社会结构。”[29]在这一结构中，由于“连接者”的存在，信任网络之间总可以联网。“连接者”是和各个领域都有交往、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这些纽带实现了网络之间的信息流动和结构互动。但是，由于谣言具有可及性，如果网络之间联接的长度过长或者信息流动的速度过慢的话，谣言也不可能实现广扩散和强破坏。现代技术的出现为谣言插上了翅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确立了网络社会的技术范式，“这一范式建立在人们依靠微电子、软件、基因工程革命增强的信息处理和通信能力的基础上”[30]。技术范式的确立，提高了“连接者”处理信息、重组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效率，实现了信任网络之间的瞬间联网，危机谣言也借助这一平台迅速生长、广泛传递。谣言一旦寄宿到互联网上，互联网的开放性、分散性、多方向性、交互作用性，也成了危机谣言的生存特性。它变化的速度之快使人们无暇辨别其真假，只能盲目跟从；传统媒体、专家系统、权力系统的信息搜集能力、分析能力和发布能力很难跟上它变化的步伐。社会成为谣言的“汪洋”，政府陷落其中。面对公共危机，由于“负转移”作用，人们的恐惧情绪很容易强化、转移、积聚，并进一步固化，将谣言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发挥到极致。互联网上，各种论坛、跟帖、微博客、微信等扮演着“连接者”的角色，使单个信任网络分解、重组以缔结新的信任网络。它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公共危机事件为载体，以对权威（包括政治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不信任为纽带缔结的。譬如，在王帅案中，人民网做过一个网民调查：“河南灵宝青年发帖举报被囚八日，官方称其伤害领导，您怎们看？”93.4%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以‘诽谤’政府为由打压民声”[31]。这说明以这一事件为载体，信任网络已经建构起来。在很多的网络事件中能够可以看到这种信任网络的魅影，它虽然生命长度有限，但是破坏力极强，容易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2. 谣言的同化能力是指谣言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 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行为的能力。

根据谣言的作用层次，它可以分为内化和外化两种类型。内化是指谣言进入信任网络，没能威胁或者挫伤接收者的基本需要，仅仅作用于其心理层面，无法影响其行为，因而就此终止。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就个体而言，在谣言迷惑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个体的防御能力决定了谣言的内化程度。譬如“谣言止于智者”，这是典型的谣言内化现象，“智”是指谣言的辨识能力，是个体自我防御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个体都会受到谣言的蛊惑。“事实上，网络舆论在发展过程中，自身就带有一定的修复功能，对于非理性和偏激的言论，网民会自发在跟帖或恢复中表达不同观点，网络舆论最终往往都会走向平衡。”[32]网络舆论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虚拟社会自我防御能力的体现。现实社会也具备防御能力，譬如媒体对于事实真相的追踪采访，可以澄清各种谣言。

外化是指谣言进入信任网络，威胁或者挫伤接收者的基本需要，引致其产生恐惧感，并据此采取行为以释放恐惧，它包括“接受———消化———释放”三个环节。由于个体的自我防御能力比较弱，导致认知偏差，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并激发恐惧情绪，谣言的“接收者”变成了“接受者”；接受者或者照猫画虎或者通过润色、加工、补漏，消化谣言内容，形成自己对谣言的认识；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人们或者（1）搜集更多的相关信息，鉴定真伪，缩小可能性空间，或者（2）采取一些措施，保障自身安全，减少自身的损失，或者（3）进一步传递谣言，宣泄恐惧情绪。这构成了谣言的外化机制。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真实信息、心理预期和信任结构构成了谣言的“宿主”。同时，借助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谣言实现了自身与“宿主”之间的“协同进化”，不但强化了自身的影响力和破坏力，而且改变了“宿主”的性质、损害了“宿主”的结构。在与谣言互动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逐渐演化出防御机制，以遏制谣言的不断繁殖与传递，实现自我保护。个体或信任网络接收谣言后，发生内化还是外化取决于防御机制的能力。政治社会化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传授政治技能，“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化连续性很高，并且不断得到加强，那么他的态度就会呈现出最高度的稳定”[33]，人们也就不会因为质疑权威而相信甚至传递谣言。具体到危机管理，就是要明确危机管理利益相关者，逐步建立以政府为核心，NGO、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社会自我防御机制。

注释

[1〔]法〕卡普费雷：《谣言》，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

[2]Gordon W. Allport and Leo Postma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Hiver， 1946

-1947，p.501.

[3]W. Peterson & N. Gist“，Rumor and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1，Vol. 57.

[4]参见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5]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2 页。

[6]单仁平：《火灾后续风波凸显政府公信力不足》，〔北京〕《环球时报》2012 年 7 月。

[7]沈远新：《政治谣言：界定、生存机制及其控制》，〔重庆〕《探索》2000 年第 1 期。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 页。

[9〔]法〕G.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第 105 页。

[10]常健、金瑞：《论公共冲突过程中谣言的作用、传播与防控》，《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

[11]P. A. Caputo“，Rumor of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Winston， 1977，

p.293-314.

[12]参见〔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48 页。

[13]Elke Weber“，Experience -Based and Description -Based Perception of Long

-Term Risk：Why Global Warming Does Not Scare Us(Yet)”， 2006，p.103.

[14]社会连锁反应的特征是，参与其中的人们同时放大他们受到影响的社会信号。通过他们的参与，那些参与谣言传播的人扩大了它的规模，使其他人也更可能参加。参见〔美〕凯斯·R.桑坦因。：《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88 页。

[15]所谓谣言的网络效应，就是一个人是否相信某个谣言取决于人群中相信者的数量。网络效应是一种社会放大机制，它会一进步扩大相信谣言的人群规模。参见李国武：《谣言实现的社会机制及对信息的治理》，〔上海〕《社会》2005

年第 4 期。

[16〔]法〕卡普费雷：《谣言》，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1-89 页。

[17]所谓移情，来源于精神分析学说，是指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病人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人的情感投射到医生身上的过程。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347-362 页。

[1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版，第 10 页。

[19]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2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4 页。

[21]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页。

[22〔]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89 页。

[23]孔子：《论语·学而篇第一》。

[2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版。[25“]四人”是指孔子、孟子、荀子和董仲舒。参见任剑涛：《伦理王国的构造

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6 页。

[26] 参见陈凌：《信息特征、交易成本与家族式组织》，〔北京〕《经济研究》1998 年第 7 期，第 27-31 页。

[27]王沪宁：《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状况与前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 年第 1 期，第 107 页。

[28]周生春、杨缨：《信任方式的起源和中国人信任的特征》，〔杭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1 期，第39 页。

[29〔]美〕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 网络新科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9 页。

[30〔]美〕 曼纽尔·卡斯特主编：《网络社会 跨文化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31]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1 页。

[32]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5 页。

[3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9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