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到国内外旅行不算多，但已经足以建立起一个比较概念：中国本应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美丽”，但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尤其在人文景观方面，不堪言说的东西太多。触景生情，就有了关于“美丽中国”的梦想，而且是比较个人化的梦想，因为我将它说给别人听时，听者十个有九个摇头。

让多数城市家庭拥有独栋房屋

我梦想中国城市家庭十之七八有独栋房屋居住；梦想中国城市不像现在一样把老百姓居住区挤压在城市空间的一个角落，而让公共部门占用大量空间；梦想城市建筑的主体是低矮建筑，而只有少数体现人类技能的建筑物才伸向高空。

再过三四十年，即便中国经济总量号称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水平排位世界前50名，可我们敢说自己很幸福吗？不敢，因为按目前趋势，中国城市大多数家庭居住在类似欧美穷人住的房屋里，抑或连人家穷人的居住状况都不如。单就居住功能讲，100套通常面积的单元楼房比不上一座独栋住宅，除非一个人有极为奇怪的居住偏好。

别说我们没有土地。从极限上说，我们的城市家庭最终会在三亿个左右。如果允许大多数家庭（比如两亿）用220平米建造独栋房屋及其庭院，全国不过需要6000多万亩土地而已。中国大陆有5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现有各类建设占地不超过五亿亩，需要保护的耕地不过20亿亩，生态需求占地算12亿亩，还有不可占用的土地算七亿亩，这才44亿亩土地，剩下的10倍于城市独栋房屋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而城市独栋房屋占地的一半作为庭院，可以是林地、草地，且不用政府花钱维护。

当公共部门和那些似乎能产生税收的企业占地时，中国的土地似乎无穷无尽，不值一文（这是极端的话，但大抵是真实倾向）。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平均密度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日本城市独栋房屋占地比例远超中国。于是，中国城市在世界上有了一种可悲的“特色”：城市建成区的平均密度不高，而城市居民区的人口密度畸高。情形还在恶化。近些年各大城市建成出售的楼盘，其人口设计密度越来越高。

换句话说，提升中国人的居住品质，其实不用多占土地，更不需要占用耕地。需要改变的只是政治家的理念与土地管理体制。这种改变很难吗？如果说难，说不可做到，也就不必再提“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别说我的梦想好高骛远，是与中国人幸福无关宏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口高密度过高会导致人的负面心理扩展，人际关系恶化。高密度住宅区的居民会有很强的挫折感、沮丧感。我猜想，这里可能会存在一个“革命密度”，即人口密度过高的地区，人们会容易滋生反社会情绪，极容易被激进政治家动员起来参加反政府行动。这些人群，不论多么富裕，都很难有中产阶级的心态（认同政府价值体系），而中产阶级未能成为国民主体的国家，终归是充满政治风险的国家。以多数人贫穷和不幸福为代价来维护的特权，一定会分崩离析。

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围墙社会”

我的另一个梦想，是中国的建筑景观更加美丽。据说近几年国人越来越有点瞧不起洋人了。我接触的境外华人告诉我，一位中国西北人到了美国，发现兰州的亚欧商厦（遑论北京、上海的商厦）可以和美国任何一个商厦媲美；一个中国旅行团到了丹麦哥本哈根，竟被她的“破旧”所震惊，以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已经超越了这个北欧国家的首都。

我不赞成部分同胞的这种认识。就单个建筑物来说，中国不乏美的典范，但就区域建筑群的整体来说，我们就没有创造出美学效果来。上世纪80年代北京建起了一大批居民楼，千篇一律，看起来让人沉郁甚至恐怖。近些年中国大小城市开始建广场，立雕塑，修百米宽的马路，农田占了，美感却没有创造出来。

到中国农村走一遍，稍有点审美能力的人都会感到悲哀。落后农村的破败景观就不要提了，即使在一些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村民们大部分有能力盖大楼，但却没有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社区景观来；也没有商量出一种制度，把自己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好。在浙江的一些沿海地区，住宅建得几乎和碉堡一样。有的村搞得很“漂亮”，但整齐划一，每家的住宅都是一个样子，甚是乏味。我们的一些农村居民点三四千人口，如果能解决这样一个规模的居民点的“公共产品”供应问题，使其起码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居民稍微讲究一点个性特征，那它就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可惜，解决这个问题竟十分困难。

在欧美国家，一些享有盛誉的建筑物仅仅设计建造的时间就达几十年，可中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这怎么能让房地产投资人去打造美丽建筑？

我不希望中国是一个“围墙社会”。把建筑物，把社区，甚至把村庄用大墙围起来，是中国的“特色”，但中国特色并不美好。在伦敦，从唐宁街五号首相府到白金汉宫之间有一片园林地带，估计和北京的中南海加北海公园一般大小。这片地方没有围墙，唐宁街五号也没有围墙。白金汉宫是有围墙的，围墙大概是一种旧时代王权的象征。但白金汉宫的围墙只是局限在王室建筑的四周，范围并不很大，且有一些金属栏杆，不妨碍游人观赏里边的大体景观。王宫的仪仗队在宫外也有活动，可满足游人的观赏需要。因为王宫的包围和守护并不是戒备森严，所以不时有窃贼或好事之徒溜进王宫的消息见诸报端。

对于英国王宫很显自律精神的围墙，似乎让英国人满意，没有听说什么人或什么团体要求拆除这围墙。但我相信，如果唐宁街五号也给自己添加一堵围墙，十有八九不会成功。这里有英国人很微妙的“建筑政治”：那片园林不能圈起来，首相府也不能圈起来，因为那涉及到了公共利益。

中国人骨子里喜欢围墙吗？似乎也不尽然。古代的围墙与战争防御有关，区别是欧洲人多把墙和墙与建筑主体统一起来，形成城堡，而中国人把墙的功能推到极端，使墙成为“长城”。墙没有观赏价值，除非它变成长城；但城堡如果建造得好就有了观赏性。现代社会的围墙不再具有军事功能，可中国人为什么还喜欢圈墙？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事情。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中国的墙有了另一种功能，就是圈占公地。在公地上把墙圈起来，其实是建立一种排他性权利，想把公地变为准私有土地。这种心理放大以后，一个社区的人们也会有集体圈墙意识，用大墙把自己围起来。因为普遍的圈墙，中国城市的“街区”便很大，于是，城市便发生“毛细血管不通”的交通问题，于是就堵车，就有了雾霾，就把一个中国搞到灰蒙蒙的程度。在现代和平时期，人们有足够的技术划定私有土地边界，用圈墙的办法维护产权实在是“负和”行为。

政府勿自大，官员须自律

中国的历史典籍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人类行为文明的教导，但令人惭愧的是，中国人实际行为的文明程度似乎离古代前贤的教导越来越远。美丽中国，必须有美好的社会，否则，美丽的人文景观造就不出来，美丽的自然景观也会被蹂躏糟蹋。

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宗教对人性教化有作用；宗教存在的意义其实与有没有“上帝”无关。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宗教关照人的“灵魂”，政府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私人关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是亚当•斯密没有认真讨论过的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社会分工。社会越自由竞争，这种分工越会有效。在自由选择权比较充分的状态下，那些荷尔蒙水平比较低的人士去选择做教会人士，容易做到清心寡欲，做道德模范的心理成本比较低。一般老百姓不懂得这一点，便真以为他们是做出牺牲的道德模范，也便敬他们几分，多少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那些荷尔蒙水平高、冒险劲头大的人士，更容易选择在商场打拼。对这部分人的约束，可由政府承当。政府官员要中庸敦厚，给社会制定公正规则，维护社会秩序，做一个“守夜人”。这便构成了一个美好社会的基础。

中国佛教太过“出世”，和尚喜欢做“哲学家”，难以充当教化民众的作用。中国老百姓又有信奉“多神教”的传统，西方人批评说这是没有“信仰”，其实是“信仰”比较原始罢了。这种情况下，政府便须责无旁贷地承担教化作用，官员应尽可能地成为道德楷模，至少应该守住道德底线，否则社会就会不大和谐。如果政府官员的平均道德水准连百姓也不如，那就会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了。这样的社会不会美好。

当然，政府官员仅仅做道德楷模是不够的，还要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给社会提供一个诚信为本的商业环境。政府及其官员何以承当此种责任？对此，我们可以给出很多说法，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政府千万不要将私人商业行为看作洪水猛兽。商业信誉主要建立在民间往来的基础上，民间合作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商业信誉问题，只要政府尽量不直接介入民间的交易，只是充当最基本的制度供应者和主要基础设施的供应者，商业诚信原则的建立就会省事得多。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政府有可能中立，而中立又有可能使政府公正。政府的公正是商业诚信原则最根本的保证。

在我看来，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确立和保护私人财产权作为首要的社会发展任务，并围绕这个目标的实现逐步改革一切不适宜的政治经济制度，使政府成为可靠的财产权利保护者和商业诚信原则维护者。说通俗的一句话，便是政府勿自大，官员须自律。没有这一点，权力便无法装进笼子里。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摆正，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保障。（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