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读者都知道我经常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旧的模式，可以追溯其根源到早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体系”。这个“体系”主要依据杰出的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他对制造业的国会报告和他对公共信用和银行的两个报告）。
这种发展模式也部分隐含在法国的一场辩论中，它导致了18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创新——1852年法国信贷公司的产生。那场辩论主要关注法国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尤其是拿破仑失败后，为何百年前比法国穷的英格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超过了法国和所有其他国家，虽然在纯科学和工程方面，法国不低于甚至超过英国？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运用于商业中的新技术的融资。法国的银行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出租人和土地贵族，似乎专注于保护储户，部分用于筹集资本和投资黄金或政府信用。英国的银行系统也做这件事，但它也似乎更愿意资助基础设施和生产制造能力。
事实上，通常我认为“工业革命”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革命不是由科学的发展而是由科学发展的商业应用推动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融资体系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和之后的美国都得益于金融体系，从而似乎比别人在新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企业融资方面做得更好。
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为新的企业注入资本，换句话说，这也是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责怪杰出但不稳定的约翰法（John Law）和他的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对无效率的法国银行系统的担忧促使了法国信贷公司的产生，其作用是打破罗斯柴尔德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的约束，调动中产阶层的储蓄，并用这些储蓄资助金融项目，如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将在长期内使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发展。
重新回到金融体系这个问题来，但这里的关键是这种发展模式有许多版本，至少有两个主要经济理论家——19世纪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20世纪乌克兰-美国的Alexander Gershenkron——正式描述了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变化，我最喜欢的经济思想家之一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二十年前写了本杰出但有争议的书（Trad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分析辩论了英国在18世纪末期的增长模式的方方面面。
除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位“美国体系”的知识和政治教父，“美国体系”的主要支持者有亨利·克莱(Henry Clay)、亨利和马修·卡里(Matthew Cary)、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甚至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本人。他们的经济决策的远见被大多数美国学院派的经济学家视为幼稚甚至愚蠢的——他们都是受过英国流行的自由放任学说教育的，但我认为很难让任何经济史学家不感到宽慰的是，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杰斐逊和杰克逊派别的影响力促使美国发展“好”的经济政策。美国正是由于做了错误的事情才变得如此富裕。
许多国家的学者也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力，例如智利在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尔塞勒——赛奈尔（Gustave Courcelle-Seneuil）的指导下，或墨西哥在世纪之交有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治下的财政部部长José Y. Limantour 的专业指导，但这些国家作为能力较差的学生，从来没有实现增长。我在1966年写的发表在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些例子，有人可能会感兴趣。
回到主要的故事，在另一本杰出且富有争议的书（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中，迈克尔·赫德森指出了一个第二代“美国体系”的领导成员，一位名叫史密斯（E. Pechine Smith）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史密斯与中国的背景特别有趣，他在1872年他受邀请成为日本天皇的顾问，成为了一流的经济学家和律师们的一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支持“美国体系”），他建议并帮助塑造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发展。
因此史密斯在“美国体系”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之间有了直接联系。当然，作为战后日本的发展模式，基于明治维新期间和之后的日本经验，成为整个东亚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参照标准。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一个更强有力的日本或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部分来源于“美国体系”。
“美国体系”有三个关键要素。历史学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他的一本《美国经济史》中把它们描述为：
l 新兴产业的关税保护
l 内部改进
l 健全的国家财政制度
这三个要素是在上个世纪被各种国家所采用的不同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的核心，不论是显性的或还是隐性的。例如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例子，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早期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巴西奇迹期间的巴西、朝鲜战争后的韩国、1990年之前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对这几个要素进行一些更详细的讨论是有必要的。
新兴产业的关税保护
“新兴产业”的说法广为人知,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的理由很简单。美国的制造业同遥遥领先的英国无法竞争，由当时（乃至现在）基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主流经济理论，贸易政策的含义是明显的。美国人应该专注于他们比英国更经济的方面——例如最主要的是农业，因而经济政策应该大力支持美国的农业经济作物——烟草、大米、糖、小麦，最重要的是棉花的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产量，并用它们来交换更便宜和卓越的英国制造业产品。
李嘉图出色地证明这种方式，并假设了一个静态分布的比较优势，每个国家专注于自身的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全球的产量能够达到最大化，然后通过交易英国和美国人的日子会更好。虽然大多数学术美国经济学家和在南部的商品生产者都信奉这种自由贸易，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在东北的追随者不赞同这一点（其实南北之间对于自由贸易和奴隶制以及国家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
汉密尔顿坚信美国发展自己的制造基地是很重要的，因为正如他在1971年的国会报告中解释道，他认为，在制造业上的生产力增长比农业或采矿很可能要高得多。和大卫·李嘉图不同的是，汉密尔顿认为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并且可能会强制改变生产力较弱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制造业可以雇佣更多的人，不会受到季节性波动或像矿业那样的波动。
英国的效率和生产力要高得多，甚至在更高的运输成本下都能转化为低得多的价格，美国人怎么竞争呢？他们能够做到像一个世纪前英国追赶领先者荷兰那样。美国通过加征关税等措施以提高外国制造商的成本，足以让他们的美国同行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产品。此外，美国人尽可能多的获得英国技术专业知识和能力（补充一点，通常运用的形式是知识产权的盗窃）。
美国成功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国家也完成了这样的过渡（也许，除了一个或两个交易集散地，如新加坡和香港，但即使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包括德国、日本、韩国，通过背后高明或暗藏的贸易关税保护和知识产权盗窃。国家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致富几乎没有历史论据支撑，并且更可能的是富国从自由贸易中变得更富，而那些急切想要自由贸易的国家（如19世纪后期的哥伦比亚和智利，那些正统经济理论的星级学生）几乎永远不会致富，除了像18世纪的海地或今天的科威特，他们拥有非常有价值的商品（比如说海地的糖，使它成为18世纪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均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是相比仅仅奉行贸易保护，我想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警告。许多国家都在保护他们的新兴产业，但经过几十年很少有过渡到发达国家的。对于中国来说，了解为什么贸易保护在一些例子中“有用”而不是在另一些例子中，是很重要的。我不会假装能够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在保护新兴工业上那些有快速的生产力增长直至可以与国际竞争的国家，同那些做不到的国家相比，我怀疑这可能和他们国内的竞争结构有关。
具体而言，仅仅保护产业免受外国竞争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国内创新的鞭策，这种鞭策是导致生产力和管理组织发展的竞争动力。我认为，例如国家保护国内产业并允许其国内市场被全国冠军企业牢牢占据，这样就不可能像美国在19世纪那样的（高速，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发展。
我还认为，那些从国家收到大量补贴的公司往往不能有效率地发展，因为同通过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率作为战胜国内的竞争对手相比，经理们更加愿意试图通过获得国家的政策补贴去竞争。当它存在大额的补贴从而更有利可图时，尤其是当补贴可以使企业很容易地把创新型企业驱逐出市场，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创新呢？例如，在去年四月我写到武汉钢铁（中国的第四大钢铁生产商）计划投资4.7亿美元到猪肉生产行业。
该公司的管理层认为，他们可以与传统的农业企业竞争并不是因为钢铁制造商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更高效，而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资金以及政府部门的批准。他们可以投资于一个他们知之甚少行业，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获得经济租金。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用的保护案例。
如果我对中国的启示是对的，中国应该放弃培养全国冠军企业的想法，而应鼓励残酷的国内竞争。北京也应该消除对生产的补贴，最重要的消除便宜的价格和“无限”的信用，因为中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往往花更多的时间去获得补贴不是去创新，尽管近年来一直在近乎荒唐地炒作，中国其实进步得很慢。
保护国内产业没有错，但关键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创建一个迫使提高效率的激励结构。当然，困难在于贸易壁垒和其他形式的补贴及保护很容易使企业上瘾，那些受益者特别是全国冠军企业可以在政治上变得非常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积极开展工作以维持保护的支持和去限制国内竞争者的效率提高。恩格斯往往不把贸易保护视为资本主义竞争之父，在1881年写信给爱德华·伯恩斯坦时他说，“保护的最坏之处在于一旦当你得到它，你就不容易摆脱它。”
内部改进
“美国体系”的第二个元素是内部的改进，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要求国家和各州政府，融资和建设运河、桥梁、港口、铁路、公路，以及各种各样的通讯和运输设施，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运作和盈利。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项目是直接支付的（收费，例如），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由更高水平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支付。
这样很容易使一个国家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的成本可能会非常高，而即使高得多的收益也很可能被分散在整个经济中，任何个别公司很难收回投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资助基础设施的投资，并用更高水平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来支付。
对我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况下，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要构建多少。事实上，这是在整个中国辩论中最混乱的部分。大多数中国巨头含蓄地说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一直是很好的，以及基础设施量的最优在每一个国家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人均资本股票价值，并得出结论：中国仍然有大量的投资需要做，因为其人均资本存量是如此之低。
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的投资一样，只有当投资产生的总经济价值超过投入的成本才在经济上合理，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成本大于它生产力增加的产出，那么更多的基础设施只会使它变得更穷而不是更富。
关于中国，我们在等式两侧都存在问题。首先，我们不知道中国投资的真正经济成本可能是多少。为了计算其真实成本，我们需要添加的不只是直接成本，还有所有的隐性和显性的补贴，但其中大部分是隐藏的或难以计算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补贴往往是利率补贴，并可能是巨大的。假设如果人为设置的利率低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1亿美元的投资每年获得的额外补贴为500万元，那么贷款资金的投资是优秀的，另外在中国贷款几乎没有偿还。超过十到二十年的没偿还债务可以增加初始投资成本的30％至40％。这意味着，公认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远低于真实的经济成本，差异被显性和隐性的补贴所掩盖。
但更大的问题是投资所创造的价值。我们可以认为基础设施的价值，主要是因为节省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在一些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国家，每小时节约的劳动力比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要小很多。因此生产力较低的国家比更高效的国家有更低的人均资本。
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往往并不是这样。分析师指出，中国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质量超过一些富裕国家，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当有大量的支出补贴或者强有力的政治（或奖金）来激励投资支出，而透明度和问责制只是有限的，可能导致大量资金的浪费。
其他的事情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较低的社会资本水平以致很难建立一个行业，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但效率不高的企业能够竞争过更高效的企业，如果法律和政治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存在问题（特别是“代理”问题），如果法律框架比较弱，如果产权得不到尊重，如果知识产权可以很容易地失去，那么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可能被浪费掉。
也就是说，事实证明，现在把重点放在提高法律框架而不是建立更多的机场可能更为有效，尽管（也许是因为）建设机场可以产生更多的增长（与政治有关的财富）。弱小的社会资本约束了从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取价值的能力，约束的成本在体制框架脆弱的贫穷国家是非常高昂的。
西部大开发
投资多少才足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这个问题值得更多的讨论，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中国投资在额外的基础设施上有多少用。这点清楚地表现在中国推动西部的发展上。
通常当我质疑中国推动西部建设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不同于社会或政治价值，其中后者可能被证明不是经济上可行的），我几乎每次都与美国西部的故事作对比。在19世纪，大家都知道美国去西部开发，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对国家的经济意义非凡，这也是导致它成为最富有和最有生产力的国家的一个重要进程部分。
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不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走向西部”的国家。其他几个国家这样做，但出于某种原因当我们讨论中国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经验。例如，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去开发西部和北部，从丰富的南部沿海地区扩大到亚马逊和加勒比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进行了类似的开发，它向东到西伯利亚去。
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巴西和前苏联的经验在经济上是失败的，留给这些国家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债务，这至少部分地归咎于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崩溃。换句话说，对于中国的西部计划，成功和失败的先例都有。
（这些例子）有什么区别以及它们如何适用于中国呢？同样的，我不能说我可以完全理解或解释，但是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美国，它是个人寻找盈利机会从而进入美国西部，随后政府投资才跟进。在巴西和苏联，却很少有个人激励这一进程，他们是政府主导民营企业跟进的模式，因为政府开支创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因此政府支出一旦停止，所有经济业务就要停止。
我非常初步的结论是，大规模的政府目标与强烈的政治动机结盟，并获得成本低、容易获得的信贷，很容易导致投资计划的种种错误。美国在19世纪政府投资的经验，换句话说，可以作为一个不充分的先例来了解中国增加投资支出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关于贫穷的西部部分。
巴西和苏联可能会是不错的例子，至少当我们考虑中国的政策时这些悲观的经验不应该被忽视。“西部大开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并不总是一个好主意，至少在产生好的结果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甚至更多坏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经验教训不可能适用于中国。
健全的国家财政体系
“美国体系”的第三大支柱是建立适当的金融体系。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说美国19世纪的金融体系是稳定和运转良好的。事实上，当时美国的银行体系混乱、容易出现危机、经营不善，而且往往存在欺诈，但美国在这段时间里增长非常迅速。
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系统更稳定，实际上中国银行家最老生常谈的是这个系统可能没有效率，但是非常稳定的。是什么让中国的银行系统如此稳定，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全力支持银行。这都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信贷分配的决定是多么的无力。因为通过控制信贷和存款利率，并限制中国储户的可选方案，政府确保了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只要政府的信誉是完整的，银行体系是不可能失败的。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轻易做出判断今天中国的银行比美国在19世纪更健全。未来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稳定有好处，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不认为一定的货币健全性和金融的稳定与更快速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具有稳健和保守金融体系的国家会比宽松和高风险金融体系的国家增长得更快（尽管他们似乎有较少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我不止一次提到比利时银行历史学家Raymond de Roover的有争议和深刻的评论：也许你可以说“鲁莽”的银行体系造成了债权人许多损失，但它加快了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稳健的银行可能阻碍了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加拿大作为英国的一部分被祝福（或Roover称为诅咒），因此继承了英国管理更好的金融体系。
“鲁莽”的银行体系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可以很轻易判断的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很鲁莽的，尤其在近几年，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寻常的鲁莽。我再次不能完全有信心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同“美国体系”中的银行系统有什么意味深长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首先，美国的金融体系当时（现在）已经非常擅长为高风险的新企业提供资金。它所提供的资金基础，不仅是资产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增长的预期以及可能有积极奖励的冒险精神。在中国这点是不明确的，这就是所有的问题所在。中国银行往往青睐大的有关系的低效巨头企业，而牺牲了冒险者。
其次，虽然两个系统都容易出现不良贷款，美国银行系统往往能迅速地纠正——从危机的角度——不良贷款立马被记载下来和清理掉。在短期这当然是痛苦的- 特别是如果你的银行存款受到影响- 但记载贷款及清算资产可以实现三个重要的目标。财务困境成本很快被消除（这里我不详细介绍这一点，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并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讨论得比较多），资本分配由盈利驱动、而不是由隐性担保，以及资产迅速返回到有用的经济中。
关于最后一个目标的典型例子是对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泡沫的反应。在1873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一些铁路公司纷纷破产，包括主要的公司诸如联合太平洋和北太平洋（Union Pacific and the Northern Pacific），后来甚至杰伊·库克公司（Jay Cooke & Company）也破产了，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在内战期间的金融领导公司。危机发生后，一些主要的铁路债券用其原面值的15％-20％的价格交易，所以他们用巨大的折扣进行购买和重组。新买家因此能够大幅削减客运和货运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50％，因此除去购买铁路的费用还赚了不少，这导致了美国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
资金流动性，换句话说，为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价值。它允许资产的重新定价并防止这些资产变成无谓的损失，这对于经济来说是一个刺激。换言之，如果铁路尚未被清算，任何的成本降低都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铁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没什么用。
发展模式的比较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我计划在未来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但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些重要的点，分析“美国体系”和其他相似的增长模式，比如中国的版本。
1.保护新兴产业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长远发展，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却不能。我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前面的情况伴随着强有力的推动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力量和快速有效率的增长。
就美国而言，似乎是残酷的国内竞争（促进了长远的发展）。如果中国想从他自身的保护新兴产业政策中受益，很有必要形成相似的国内的创新驱动和高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廉价资本并不能成为驱动，虽然它是中国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获得廉价的资本，只不过是另一种保护新兴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方式。
2.每一个已成为可持续富有的国家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重大的政府投资项目。但并不是每一个有重大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都成为可持续富有的国家。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前期有着水平非常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步履蹒跚。
我认为，不同之处可以肯定取决于资本配置不当的程度。在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者更容易推动资本支出，同样的它似乎也比较容易浪费。如果中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相信对于中国关键的一点是控制开支并开发另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分配资本。
重点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个界限往往在市场经济中扭曲。当达到极限时，更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会破坏财富，而不是提高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收回投资，并把重点放在减少体制的限制上来，从而更有效的使用资金，如弱化企业管治和薄弱的法律框架。基础设施投资的步伐不能超过机构改革的步伐，否则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不出问题。
3.任何经济体想要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必须有一个“好”的金融体系，来有效地分配资本和奖励正确的风险控制水平。很难确定怎样才是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但是我们不能太快假设它等同于稳健。
更重要的是，资金分配过程明显是至关重要的，我还是要申明不良贷款的清算同样很重要。不良贷款，就如同日本在过去二十年间展示给我们的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对增长严重的障碍，部分是由于被广泛认同的财务困境扭曲了管理层激励，部分是由于它减缓了经济吸收不良投资的过程。
4.有一件我还没有讨论的事是工资的作用。“美国体系”的发展有悖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部分是因为英国经典经济理论似乎暗示减少工资可以使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然而，“美国体系”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去解释美国的经济政策，因为它有比欧洲高得多的工资水平，从而需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来维持高工资，实际上，这也成为“美国体系”的一个主要方面。
而日本版本的增长模型，尽管与20世纪其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有不同的成就，在工资的观点上同美国体系不同而与英国经典经济理论一致。不是采取措施强制涨工资并维持较高水平，从而推动生产力增长和为美国生产商创造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许多之后的“美国体系”的版本试图压制家庭收入相对生产总量的增长，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方式。这也许是美国不像许多其他在20世纪实施了类似的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原因，他们往往在19世纪运行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差异反映了高工资是应该鼓励还是不鼓励的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鲜有人提到，但我相信这个是美国的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国家例子的最重要方面。我甚至认为，即使我不能证明的一个结论是，当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达到平衡时，需求上面的增长是更可持续的。
在分析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上，我们似乎忘记了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有许多的增长“奇迹”。有些是可持续的并且发展成发达国家，而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几乎所有不同的增长版本都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最明显的是在新兴产业保护、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不同程度地牺牲储户来使生产者受益的金融体系等方面，但是在这些特点的运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体制结构和金融部门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激励。
我认为，为了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对于为什么这些特点在一些情况下有效而在另一些无效，这点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专注于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不怎么知道经济史，当他们进行分析时他们的知识往往停留在对美国经济史的一个肤浅理解上。但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许多先例，不是所有的例子都预示中国进一步增长是必然的。
相反，历史上的例子使我们担忧。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它们预示，中国将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整，去调整继续增长同其20年的增长奇迹相近的路径上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理解为什么经济增长模式在少数情况下成功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失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前景。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