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多次谈到中国发展的红利问题。

“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厉以宁认为，这是对红利的一种误读，会让人“产生一种悲观情绪”，“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

厉以宁直言，“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没有了，但重要的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

过去3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指引下，依靠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等优势，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如今这些“旧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去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去年，全国耕地比上年减少532.7万亩；去年，一次又一次的煤荒、电荒、油荒，人们心中的资源大国正遭遇挑战。

如何保持平稳健康持续发展？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红利在哪里？连日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中国即将来临的改革：永别了，计划经济》，对于我国刚刚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美国《国际财经日报》称，此轮改革旨在提高运作效率，削弱既得利益。

“放权是这次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大亮点。”谈及上述方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曾经多次参与方案的讨论，迟福林坦言，方案重在“三个放权”，“向市场放权，该归市场的逐步归市场；向社会放权，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向地方放权，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些能够继续激发改革红利。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改革。”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代表认为，“没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不可能发展；没有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释放，农民不可能向乡镇企业、向城市转移；没有土地制度改革，企业、园区聚集发展就没地可用；没有国企改革，就没有重大产业领域的经济腾飞”。

但蔡继明也指出，现在我国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过去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对存量触动不够。我们进行的是先易后难的改革。以城镇化为例，表面上看，农民进城涉及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户籍制度改革，但最大障碍还是住房、土地的改革问题。现在，继续释放改革红利，就要找准一些深层次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他看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方位的改革，这预示着我国改革正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去年11月2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李克强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表明我们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而改革开放就是强大的力量。

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以“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来形容改革的艰巨性，“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有很多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又有很多正是政府的利益问题。下一步，就要破解这种格局，尤其要破解政府的利益格局”。

当政府机构臃肿、徘徊于“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时；当审批部门过多、责任分散、行政效率低下时——《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启了新一轮改革的序幕。

“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继续优化权力结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要继续释放改革的红利，这就是今后最大的红利。”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代表这样说。

低成本技工带来的“新人口红利”

对于旧有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代表感受颇深。

“十多年前，中国纺织业凭借大量低成本的劳动者，从欧美等国获得大量订单，成为世界服装加工厂。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旧有人口红利日渐式微，一些企业开始向越南、缅甸等更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迁移。”

迟福林则以一组数字说明人口红利拐点到来。“2012年末，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首次下降。”

一方面，劳动力总数逐步减少；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在旧有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时，能否找到新的红利，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生死兴衰，更关乎经济社会的转型成败。

在一些企业家“向东南亚转移吧”的犹疑中，厉以宁坦言，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应该看到，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技工时代，就是我们下一步要走的”。根据他的分析，大量低成本技工，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

对于厉以宁的观点，蔡继明表示赞同：“过去的人口红利是廉价的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量的体力劳动逐步会被技术进步所取代。这也宣告了技工时代的到来。”

在蔡继明看来，低成本技工正是我国新人口红利的源头之一，“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专业素质，培育出具有专业技术才能、知识的熟练劳动力，我们的人口红利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和拓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激增，劳动者的素质在不断提升，这为低成本职业技工及技术人才群体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提供了可能。

根据数据统计：去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80万，今年这个数字将突破699万。兰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代表认为，改革高校教育理念、发展民办教育，面向市场需求培育专业人才，新的人口红利将由此产生。

玉柴船舶动力董事余天亮代表，以广东珠海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例加以说明。“通过技术升级、自动化，传统人力资源作用在减小。去年，该企业8万人实现产值1000亿元；前年9万人，却只有800多亿。”

为了形成“新人口红利”，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代表认为，“目前的大学毕业生，一部分不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一部分往国外跑，向公务员、事业单位挤”，这些都不利于新的人口红利的形成，“必须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注重面向企业培养人才。”

用科技创新释放“新资源红利”

“新的资源红利在哪里？就在于科学技术，就在于加大科学技术的创造。”在厉以宁看来，“海水淡化了，水资源就可以充足起来；沙漠改造了，也可以创造新的资源优势。”

厉以宁讲述了自己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见闻，“那么大的牧场，草的质量不行，牛吃了以后奶的蛋白质含量低。通过改良草种，现在，牛吃了这种草，奶水蛋白质含量高了。他们除了草场以外，还为城市花园提供草。国外买进的草，把一些弊病带到国内来。我们的技术不需要大量浇水，草的生长周期很长。这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创造的资源”。

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资源红利。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基础条件之一。

2012年，中国GDP总量达5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全国耕地减少532.7万亩，受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因素影响，旧有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我们现在的GDP增长，更多依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大量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在蔡继明看来，面对全球化竞争，中国新的资源红利，要靠科技创新来释放。

在过去多年发展中，一大批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丛林中拼杀出来。一项来自工信部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已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主体和主力军；而从高技术产业占本国制造业比例来看，中国已和日本、欧盟处在同一个水平线。

对于进一步激发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余天亮认为，“要实行资源集约化发展，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将工业化提到更高水平”。

“当前，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7%，预计2020年将达68%到72%。”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潘桂妹代表说，“初步估算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为25万亿立方米。依靠科技创新，加大页岩气的开发利用支持力度，这是我国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摆脱能源资源缺乏的最大机遇。”

未来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红利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李克强曾经说过，我们身上肩负着两副担子：发展和改革。30多年的改革，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个巨大成就是靠改革来实现的。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怎么走，这些都是“新红利”需要回答的。

来源：中国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