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里面有很多民有与民享，以民为本的观念，但是缺少民治。民治是透过制度性的安排，让老百姓的想法看法能够展现在政府的决策里面，对于一般的个人权利能够有所保障。这种制度安排，在儒家文化或者在儒家思想里面，看不到太多。
文化很难谈，很多人避之不及。因为谈文化很虚，谈了也等于没有谈，但是文化又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不同的层面，如果要具体来谈，那真的是无所不谈，又很不通则化，不能理清头绪。而儒家文化涵盖面很广，有这么多的社会，十五六亿人受影响。同时，在中国所看到的儒家文化跟在韩国看到的儒家文化就有差异，就算中国，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也有差异。谈一个儒家文化，是不足以涵盖全面的，要问好几个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不同层次
儒家文化到底包括哪些不同的层次？
首先，儒家确实有个明显的阶层化结构，它强调君臣父子，把社会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人切割开来，变成双元，一层层连接起来。这跟西方的个人主义心态有很明显的差距。在东方社会里面，在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不像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以个人作为中心，我慢慢把我的感情，我的爱辐射出去，它的作用可以辐射很远，但是会慢慢削弱。
这跟儒家文化下面的社会就不太一样，你我之间都生活在一个跟我有关联的群体里面，我的家庭，我的宗族，我牺牲奉献在所不惜，出了这个小群体之外，我就懒得搭理。在这个小群体里面，我们的结合是非常的紧密。小群体之外，就像一盘散沙了。这是传统中国很明显的一个现象，跟西方社会很明显的差异。
另外一种是很强烈的成就动机，我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不只是我这样认为，我的朋友这样认为，我的父母这样认为，我的师长也这样认为，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异。这与西方社会的乐天知命不一样，在东方社会里面，人家的眼睛都盯着你看，你一定要做到某个地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还有，儒家很难定义，西方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宗教，但它不是宗教，它不谈上帝、鬼神，它是一个世俗化的东西，它只关注到现实社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处事，这跟西方社会以宗教作为核心又有区别。西方社会大多数是天主教、基督教，认为宗教是他们的生活核心。而儒家对人的道德规范非常强烈，透过国家，独尊儒术之后，把它变成一个类似宗教的东西来教化人心，这与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不是狭义的宗教，它至少不谈鬼神。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一定的影响。
道德哲学与阶层文化
很多西方学者把儒家视为一种道德哲学，生活哲学。这跟西方的哲学不一样，西方古典的哲学都是哲学家关在房间里面想，做一些东西出来，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就算有影响也是很间接的。但是儒家是普遍的，透过多年，包括科举及国家的推动，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和西方社会的哲学与一般人的生活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要探究儒家文化，你多少还是要回到儒家一些原本的基本信念，基本看法上面，中间的关系确实很大。儒家文化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把这个社会切割成两个两个一组的关系，两个里面还有一种上下尊卑的关系，君尊臣卑，父尊子卑，有一种上下关联在里面。在儒家里面不是强调法的概念，不是透过法律的节制，我必须对你做什么事情，你必须对我做什么事情，它是通过一种道德的信念。
儒家里面所强调的，上位者，君也好、父也好，夫也好，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做，基本的规范，你要尊崇，你要设立基本的楷模，让你下位的人有所遵循。下位的人看到上位的人做了一些事情，他也愿意接受这种道德规范，这样变成一种相互的，透过这种道德规范把人联结在一起，这有尊卑上下关系在里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君有君的样子，做臣有臣的样子，做父有父的样子，做子有子的样子，每个人都有他本分要去做的事情。在这里面，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把人结合起来，人的结合是透过双元关系，一对一的关系，上下尊卑的关系，把整个联合在一起，把整个社会连接在一个大的网络里面。这种结构，阶层化，上下关系是非常的清楚。这跟西方所看到的个人主义有很大的差别。
儒家的成就动机
儒家文化除了这种阶层化的关系，除了这种群体的意识之外，还有一种成就动机。这种成就动机来自不同的几个层面，这是来自一种内在的动机，念儒家的经典就知道，你要格物、致制、诚意、正心、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由内而外，这变成内化在你自己心里的一部分，有一个强烈的动机逼迫你往前走。儒家从某个角度来谈，就是在谈成人之学，怎么做一个人，怎么做一个好人，怎么做一个完善的人。它有一套办法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天子以树人，从皇帝到老百姓都应该这样做。大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你确实需要做一个事情，要成就一番事业，这是由内而外的动机。除了这种内在动机之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压力，逼迫着你往前走，每天逼着你做这个做那个。同样你的师长、你的长辈都在看着你，看你是不是能够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这种强烈的背后动机也是非常清楚，一方面由内而外，一方面由外而内，造成儒家文化下面，人的成就动机非常强烈。
这种成就动机，还看到另外一点，你成就什么。在以前的社会里面，这种成就动机基本上是寒窗苦读，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作为一个人来讲，在儒家的传统理念里面，这是一个最好的生活方式，是最值得尊重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后来没有了，科举没有了。谈到制度化，心态也会受影响，但要转换它也不是那么难。
前几年在中国做调查，问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你们最想做什么？你们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谁？排名第一是比尔·盖茨，大家都想当微软的老板。中国社会里面强调士农工商，士排在前面，商排在后面。但是中国这种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也不是非常强烈，也不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你作为商人，我就把你践踏在脚下，也没有这样的心态。只是在心理上觉得这个人高一等，读书人就是高一等，做生意的稍微低下一点，但也没有在生活方面给你什么歧视。
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做调整，从士农工商调整过来也不难，传统的科举，这种非做官不可的心态改变之后，你还可以做其他事情，你成就的对象很容易加以改变。这跟儒家里面的世俗化有关，是它这种倾向有很明显的关系。
儒家的世俗化
很多西方人提到儒家，往往把儒家视之为一种宗教，在儒家氛围里面，透过国家的强力强导，推动儒家文化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理念，跟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它是很世俗化的，它不谈神，鬼。子贡问孔子来生的事情，谈论鬼神的事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西方人对宗教很执着，东方人是把宗教看成一种工具，为了达到某种东西，我就信它。在西方社会，宗教就是宗教，宗教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作为整个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这就有很大的差别，对西方人来讲，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有差别，天主教更愿意花时间去侍奉上帝。新教也有很大的差别，不是一概而论，新教基本上做的比较世俗化，你去赚钱也没有关系，这跟过去就有所不同了。儒家在这方面更世俗化，更开放，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强力要求你往哪个方向去走。这对整个现代化，对整个社会的政经转型也会有影响，会影响人在整个社会里面做什么样的选择，会造成很大的作用。
刚才谈到士农工商，在中国社会里面的阶级观念一直都比较淡薄，当然日本例外，这些阶层因素并不是很重要。隐隐约约知道士高于农，农高于工，工高于商，但没有很严重的歧视。
前段时间，我跟几位朋友吃饭聊天，他们谈到印度的种姓歧视，种姓是根深蒂固的阶级，种姓多得不得了，不同种姓的人是老死不相往来。有一个村子里面举办婚礼，婚礼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们不认识，是从隔壁村来的，这两个村子是不同种姓的，是不能来往的，最后被发现，那个青少年在那里白吃白喝，然后就被乱棒打死。
这种阶级的歧视，这种仇恨，在其他地方多少都有一点，在中国社会里面是很淡薄的，中国社会里面，你往上爬，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就算是穷苦人家，你寒窗苦读，有朝一日取得功名，当了官，你的整个生活形态就变了，你就可以从下跑到上，这种上下之间的改变，在中国社会是很多的。基本上你要有这个闲钱闲工夫去读书，然后参加科举考试。一般的家庭环境不会太差，但也有很多例外，有很多人家里环境确实不好，寒窗苦读，最后还是有朝一日取得功名。
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中国的阶级化不是那么的固定和清楚，儒家文化对这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儒家与现代性
从上面这些角度来讲，儒家文化是不是有类似涵盖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有关成分，是否能推导出现代性？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但相当程度上也不见得。我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说法，儒家里面有民治民享。儒家文化里面有很多民有跟民享，以民为本的观念，但是缺少民治。民治是透过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让老百姓的想法看法能够展现在政府的决策里面，对于一般的个人权利能够有所保障。这种制度安排，在儒家文化里面或者在儒家思想里面，看不到太多。
但是你说它完全没有，那也不是。美国一位华裔学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愿意接受西方民主观念，五四运动民主科学，愿意接受民主观念，肯定有它的道理，儒家文化并不是完全反民主，如果反民主，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会一股脑支持民主的东西，必然是儒家文化也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但具体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明白。但正是因为有这些成分，所以才会造成知识分子愿意去接纳。
儒家文化里面没有谈到民治这个东西，严格说来不是民主，而是以民为本的观念，儒家文化里面是有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拉到最高层次，应该以民为本，注意老百姓要什么，想办法满足老百姓想要的东西。民治是老百姓主动把他的需要告诉你，透过制度，逼着你不做也不行。这个在儒家里面没有，儒家只是说你要尊重，至于怎么尊重，不知道。这是儒家文化里面看到的。
像孟子讲到纣的问题，如果君子无道，精英阶层反对他，那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这种观念，老百姓可以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老百姓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当政者应该了解，你应该配合他们的需要去做，要照顾他们，民有民讲，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政府领导人要做的事情。
以民为本这种观念在儒家文化里面是很清楚的，儒家文化就是缺少民治。
嘉宾简介：谢复生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在公众选择理论、宪政选择、选举制度、投票行为、政党政治及外交决策等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