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初以来，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持续低于欧盟整体的进口增速，这和之前近十年的情况完全相反。此外，从2011年起，中国在欧盟进口中的份额开始回落，这也扭转了之前近十年的趋势。总之，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速已经难以回到之前的水平。不单是对欧洲市场，自2011年起，中国在美国和日本的进口份额中也出现了同样回落。

我们认为，周期性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出口的低迷不振，结构性因素将在中长期制约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由于其出口竞争力开始面临提升瓶颈，未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低贡献甚至零贡献可能成为常态，这远非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

劳动力成本和规模共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成本端的重大挑战仍在延续。2001～2011年，中国在加工贸易下的顺差扩张速度达到年均21%，累计顺差高达2.13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一般贸易下的累计顺差只有1814亿美元，2009年以来更是连续出现大幅逆差，对经济增长维持负贡献。加工贸易出口对生产地的成本更为敏感，而且其生产地的转移相对一般贸易更为容易。如果两国之间的相对成本发生变动，加工贸易就会倾向于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这意味着即便不考虑外部总需求的周期性萎缩，出口需求也会因为出口份额的转移而发生显著变化。目前来看，这种转移可能即将发生，中国加工贸易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以美国市场为例，2011年我国纺织原料及制品、杂项制品、机电音像设备三类传统优势出口产品的份额均出现下降，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就是对劳动力成本最为敏感的杂项制品。这三类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占比超过60%，直接导致整体出口份额的明显下滑。

劳动力成本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下，直接决定了加工贸易的成本。过去30年，中国正是凭借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更多的加工贸易订单，进而在加工贸易下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步接近甚至经过“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几年内加速攀升。目前中国低成本优势已经出现明显的逆转，劳动力的成本和规模是首要的约束条件。

除劳动力成本外，劳动力的规模也是影响加工贸易出口的重要约束条件，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一国发展加工贸易的潜在空间。举例来说，阿塞拜疆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显著低于中国，但全国人口不过900万，不太可能承接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从这两方面来看，对中国威胁较大的国家包括印度、泰国、越南、埃及、白俄罗斯、印尼、俄罗斯等国，它们不仅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

中国在国际市场面临多方威胁

回到本世纪初，中国以压低要素价格的模式入世，加入了全球化大分工的规模和范围，在国际市场中的贸易份额加速扩张，其结果必然压低全球工业制品的价格。不少以经营中低端廉价制造业产品为主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且相对中国较高，被迫逐渐退出国际贸易的竞争舞台。在2002年中国入世仅一年后，墨西哥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便被中国超越，在接下来的6年中呈趋势性回落态势。

目前，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威胁不仅来自于新兴工业国，那些国际市场上曾经的败将或展开新一轮逆袭。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在美国市场上较中国的竞争颓势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开始逆转。美国进口商品的中国份额在2009年达到近20%的历史峰值之后，随即开始缩水，目前不到18%。而墨西哥的份额在2008年达到10%的低谷之后，逐渐企稳回升，当前接近13%。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很可能是趋势性的。

中墨在美国市场份额一增一减的背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变化依旧起了主导作用。2010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时薪较墨西哥低79%，而2011年该差距缩小到22%。200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墨西哥相差169%，2011年该差距为53%。这意味着，中国员工相对墨西哥员工而言，其名义工资的相对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涨幅，换句话说，中国员工生产率的上涨并不能对冲名义工资的上升。

除生产率和成本外，中国还面临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局面。而墨西哥1亿多人口中多半年龄都在29岁以下，占其人口比重约54.1%，因此至少到2028年，墨西哥都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综合以上因素，在中低端制造业层面，中国相较墨西哥国际竞争优势势必会下降，未来几年，中墨在美国市场上势必有一轮贸易战的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