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坚定的新凯恩斯主义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长期坚持市场的不完善论,捍卫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一立场也贯穿于他对当代美国社会不平等批判的始终。近来,克鲁格曼连续发文阐释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对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做出了一些非常深入的论述。

一、99.9%与0.1%的对立

克鲁格曼高度评价“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我们是99%”,认为这个口号非常了不起,它正确地将问题界定为中产阶级与精英而非与穷人的对立。它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镀金时代里,大赢家是极少数富人。如果说这个口号存在不妥的话,则是其目标定得过低了,顶层1%人士收益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掌握在数量更少的人群即最顶层的0.1%手里,他们是最富有的人群。

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超级精英中,43%为非金融业公司的高管,18%为金融业的高管,另外12%是律师和房地产从业者。从这些人的职业看,并不存在个人收入与经济贡献的清晰关系。过去多年间高管们飞涨的薪水是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的,而这些薪金由董事决定的人却又有权任命董事。业绩表现很差的CEO依然拿着高薪,甚至那些失败的以及被解雇的高管,在离职时也能得到数百万美元的补偿。经济危机表明,金融风险大多并不是由那些逐利者自己承担,而是由天真的投资人或纳税人承担。对99.9%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憎恨顶层的0.1%,而是要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金。

二、收入不平等是一种美国式的寡头政治

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增长,体现在寡头统治的崛起,底层收入者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少,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特权精英手中。他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新近公布的数据指出,美国中低阶层享有的社会总财富量急剧下降,80%家庭的收入不到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而在上层人士中,将近2/3的收入又流入只占0.1%的极少数人手中。

70年代末以来,这些最富裕的美国人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400%。克鲁格曼因此质疑美国是否还是一个主要由上层和中层两个阶层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如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就业形势总体上虽然好于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工人,但同样也遭受着收入停滞和加剧的经济安全风险。

实际上,拥有高学历的工人的工资自2000年以来根本没有增长过,甚至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不再能够指望得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在当今美国,展现出一幅这样的景观:占比例极小的一个富裕阶层正在日益成为国家主导力量。这极少数富豪插手政治,左右权势,令美国的政治体制严重扭曲。收入过分集中在富人手中与真正的民主相左,“美国社会已经身处险境”。

三、美国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

克鲁格曼指出,相对于其他国家公民,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精英制度之下,但这种自我想象完全是一种幻想。美国社会实际上更趋向于阶级化,其突出特点是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他将这种阶级化的根源归结为美国社会保障网的漏洞,归结为政府在创造机会平等方面的失败。

在他看来,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即便通过努力上了好的大学,即便与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具有同样或者更高的天资,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辍学。克鲁格曼同意美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如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所言,是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

他认为,美国无阶级社会的神话显然已经被揭穿了——在富裕国家中,美国成为经济及社会地位最可能得到继承的国家。

四、不平等的增长是美国两极化政治的根源

克鲁格曼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呈现一种两极化发展趋势,表现为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治光谱中越来越壁垒分明,即使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与最开明的共和党左翼之间亦不再存在任何交集。当前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程度与战前尤其是大萧条前几无二致。而且两党间不断拉大的差距,是共和党向右转而并非民主党向左转的一种结果。比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曾经就是共和党“传统基金会”所设想的计划,现在共和党却指责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

在克鲁格曼看来,当代美国政治的这种两极化与不平等的增长关系密切,与顶层1%人群所占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紧密相关。其原因在于,少数人不断增长的收入和财富“收买了一个主要政党的忠诚”。共和党愈益转向右翼立场,因为这种立场的受益者能够利用其经济权力为政治家提供竞选资金和某种安全网。在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中,两党间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也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反危机政策。比如,奥巴马政府费尽周折才在参议院得到了刺激计划通过所必需的60张支持票。显然,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导致极端的政治两极化,而这反过来又极大阻碍了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回应。这意味着不平等议题与经济复苏问题不能分离开来,只有抑制不平等及其对政策争论的反常影响,才能拥有一种良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五、社会不平等源于金钱而非道德

保守派宣称,“占领”运动背后的原因是道德问题,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的崩溃应该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负责。查尔斯·默雷在其新著《分裂:美国白人的现状(1960—2010)》中尤其指出,美国产生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层部族(占全国人口的20%)和下层部族(占全国人口的30%)之间的行为差异非常大,是低学历美国白人结婚率和男子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以及非婚出生率上升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分裂。克鲁格曼反对这种观点,坚持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金钱而非道德。他指出,尽管传统家庭的阵地一直在失守,但一些标志社会功能障碍的指标,比如各种族中少女怀孕率和暴力犯罪率已经得到很大改善。而传统工人阶级家庭正在发生的变化恰恰与“金钱”相关,比如教育程度不高人群的工作机会和福利、医疗待遇等的大幅度下降。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73年以来,高中毕业男子入职的薪水下降了23%。与此同时,就业福利待遇几乎消失殆尽。1980年,在私营部门刚刚参加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当中,65%的人享受医疗福利,而到2009年,下降到仅29%。

可见,传统价值观对不平等的影响并非保守派所言那么大,正在美国工人阶级身上发生的社会变化,并非是“被抛弃美国人的道德衰落问题”,这种变化是剧烈上升的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非其它原因。

六、“蓝色不平等”比“红色不平等”更重要

《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撰文提出“美国社会存在‘两个不平等’说”,即一个是代表着1%和99%间收入不平等的“蓝色不平等”,主要出现在纽约、洛杉矶、波士顿等地;另一个是体现在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间的“红色不平等”。这主要发生在斯克兰顿、得梅因等内陆地区,表现为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儿童教养模式、社会交际网等方面明显优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不少人认为,在这两种不平等中,“红色不平等”显然更为重要。虽然1%的人群财富不断攀升也是人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其严重性远不如数千万美国人辍学、40%的儿童非婚出生、停滞的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以及底层50%人群非组织化的社会秩序。

克鲁格曼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所谓广泛知识工人阶级的兴起,是人们对美国社会的误读,是一个认为20%技术工人利用新技术和全球化机遇,逐渐与80%非技术工人拉开距离的“80/20”谬论。许多有识之士之所以相信这种谬论,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它令人欣慰。这个概念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教育,让不平等成为一种供需关系的结果,因而解决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体制。这样,没有人会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而受到指责,因为实现更好的教育是每一个政客至少在口头上都非常强调的问题。克鲁格曼说:“我们的确需要校正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起跑线上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有些问题不是教育能够解决的,特别是那种认为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就能够恢复我们过去拥有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说法更是一种痴心妄想。实现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繁荣的社会,答案不在教育,而是需要恢复在过去30年里已经丧失了的劳工议价权,需要向每一位公民提供基本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保险。”

克鲁格曼也对布鲁克斯把内陆腹地排除在外,而将寡头政治议题局限在滨海地区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强调,美国经济是高度一体化的,虽然证券、期货等高级金融业集中在纽约,但却是在整个美国赚取利润。即使寡头们明显是从所谓“红色不平等”的内陆获取收益,如石油大亨科赫兄弟,却仍然主要居住在纽约。换言之,一个州创造的财富流到“在外地主”手中,从而成为另一个州的统计数据,但这并不能说明前者实现了平等的收入分配。“寡头政治”这个概念的确令人不安,但事实就是如此。

七、收入不平等是种族不平等的新惯性轮

克鲁格曼指出,在当今美国,种族主义虽然没有完全从人们心目中根除,但其影响较之民权时代已经微乎其微。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超越种族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如今评判一个人不再依据他的肤色,而是其拥有的财富。现在到了“作别种族歧视,回归阶级体系”的时候了。经济不平等虽然不是一个固有的种族议题,但对美国而言,收入不平等也具有种族意义。20世纪60—70年代,种族歧视的终结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族裔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其间大量黑人家庭迈入中产阶级甚至上层中产阶级的行列,黑人占上层20%家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但自80年代以来,黑人经济地位的相对改善停止了,这与同一时期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存在重要联系。克鲁格曼呼吁,人们不应该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要像马丁·路德·金反对种族歧视那样,致力于改变收入不平等的格局,维护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梦想。

当前,西方理论界围绕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论战,其中不乏克鲁格曼的支持者,而保守派也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比如,有人否认克鲁格曼提出的“寡头政治论”的意义,质疑即使对上层5%的家庭施加100%的重税,政治影响的再分配就足以使美国成为一个非寡头政治国家吗?批判富人就能改善单亲家庭儿童的相对贫困状况吗?也有人直接提出,不应该将对不平等的愤怒强加到富人身上,富人不应该成为不平等的众矢之的,强调当前真正的收入问题不是谁富有而是谁贫困的问题,认为穷人更大的经济流动与对富人的征税无关,而与发现那些鼓励结婚、教授穷人适用于市场的技能,以及引导其加入合法劳动力大军的方式方法存在重要联系。对富人征税只能给穷人提供金钱上的帮助,但穷人面临的问题不是钱太少,而是缺乏完善自身的技能和机会,等等。

在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中,克鲁格曼对不平等的诠释显然具有警示意义。他关注社会两极分化以及财富高度集中与寡头统治的必然联系,提醒人们不能漠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呼吁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方面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这不论是对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的西方发达社会,还是对面临贫富差距挑战的中国而言,都具有确切的现实意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