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多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美国都称得上是世界支配性大国。正因为如此，20世纪相应地带有“美国世纪”的特征。然而在过去的10多年里，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正走向低潮，其社会的分裂与动荡程度也在不断加剧，裂痕愈来愈难以弥合，成为很多美国人心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呢？

1.政党政治异化。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经过激烈的竞争性选举，通过政党间的政策辩论与民意选择，才能选出比较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但在实际运转中，政党被选票和金钱绑架，政党政治发生异化，其结构性弊端越来越明显。美国的政治问题就是西方民主理论的产物，也是导致国内其他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根源。

美国党派很多，但真正能通过竞选成为总统的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它们轮流执政，矫正着美国的内外政策，维护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具体来说，情况就不完全是这样了。由于利益集团众多，诉求多样，在不少时候一些提案并不明显代表某个党派的根本主张，而只反映了某些集团的诉求，但如果该议案被卷入党派之争，那法案的通过就会变得困难重重。此外，近20年由于“两党分治”现象愈来愈频繁出现，比如民主党的总统不得不与共和党的国会相处，后者常常利用拨款问题，使政府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美国两党关系日益糟糕，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主流政党极端化，极端政党主流化，使美国社会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越来越多。2009年，这一比重已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如今，美国两党的政治纲领与大众关切越来越脱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其参与政治运作的方式也从温和变得激烈，“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2.种族矛盾加剧。从近年发生的弗格森事件、巴尔的摩骚乱、明尼苏达枪击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抗议浪潮和骚乱来看，种族矛盾仍在深深困扰着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歧视根深蒂固。尽管美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宣布废除黑人奴隶制，然而，直到今天，美国黑人在人权的许多方面仍然受到严重侵害。在政治上，2000多万黑人始终是美国的二等公民，在最能体现参政权利的选举权享有方面，黑人仍受到种种限制；在经济上，黑人不能享受与白人同等的劳动权利，受雇率不及白人的1/3。此外，黑人在人身权利上也缺乏保障，遭白人或白人警察殴打甚至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其实，种族歧视不仅反映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它还扩大到其他有色人种中间。在2010年，亚裔美国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4.7%，但是亚裔要得到社会认可非常困难，在社交上依然常常与别的美国人相隔离或被排斥。随着少数族裔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近年来，美国宣扬种族主义的组织数量激增。根据南方贫困与法律中心的统计，在美国，包括白人至上主义群体组织在内的不同仇恨组织有900多个，其中就有130多个三K党组织，200多个新纳粹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组织，还有近200个黑人分离主义组织。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由此可见一斑。

刑事司法体制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歧视难以克服。蒙住眼睛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形象代表着美国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但在事实上，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他们的偏见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偏见。扮演这一制度看门人的警察，决定被告命运的陪审团和判罪量刑的法官都试图做到尽量客观，但如许多研究所示，主观因素影响着他们的行动。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法律体系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它极为典型地（并错误地）认为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的一个“特性”就是无视法律。黑人则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最大受害者。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美国黑人中间，有1/4进过监狱；而上述人群中没有完成高中教育者，进过监狱的比率更是高达7/10。美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往往是通过众多参与者和众多事件的“合力”而起作用的，也许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参与者那里都观察不到明显的主观意图，但是整个系统的潜规则却极其强大。

3.贫富差距拉大。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之后的几十年持续缩减，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最富有的美国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却在逐渐扩大。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对立，正进一步撕裂着美国社会。

参照美国官方对贫困的界定标准，2014年美国贫困人口达到了4670万，占总人口的15%，也就是说，每七人当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3/10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贫困就显得更加明显和惊人。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个富有的工业国家中，美国的总贫困率是最高的；甚至在经合组织二十五国集团里，也只有墨西哥的贫困人口比例高于美国。美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大约是经合组织平均数的两倍。贫困的影响范围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深、更持久。在过去三年持续贫困的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贫困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美国也是经合组织国家中“长期贫困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达14.5%。所以，不管美国个人成功的不朽神话如何，美国消除贫穷的可能性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富有的发达国家都更有限，而这正在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

此外，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中产阶级人口持续萎缩。2000年至2014年，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3个出现了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不仅如此，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也在不断下降，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大不如从前。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比例大幅缩水，年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在这种背景下，中产阶级慢慢失去“中产”的地位，堕入到“草根”的状态，不少人只能靠做一些体力工作养家糊口。中产阶级空心化，使得美国“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4.价值观分歧严重。“自由”“平等”“民主”是美国价值观的标签，因此也是凝聚美国人的精神旗帜。但是，当我们走进美国时，则会发现美国价值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其内部分歧正在扩大，社会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

这种价值观的分裂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革命从诸多方面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发了人们对安全和自由问题的争论。例如，2013年6月，“棱镜门”事件曝光后，人们围绕斯诺登行为的“正义与否”展开了激烈争论。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项目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有高达54%的民众认为应当对斯诺登提出犯罪起诉。这两种不同意见的背后恰恰反映了美国民众在价值观上的自相矛盾，是长期坚守的公民自由重要还是日趋严重的国家安全重要，许多人感到很迷茫。在美国，围绕价值观展开的核心讨论还有那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譬如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等，但同时也关心人际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与文化冲突相伴随的是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这些运动反映出美国社会世风日下，而且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因为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该通过“我行我素”的行为哲学去寻找个人的生活满足。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当代美国的社会面貌和政治文化之间似乎开始被划分开来。人们对一些问题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虽然这些争论未必能够影响政治决策，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离心倾向在加剧。

（作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