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84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起，在长达近百年时间内均未规定以什么人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1939年苏共开始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实际上是以斯大林偏离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为指导。后期长期未能改正，造成1991年苏共灭亡。1945年以来，中共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先后有过五种提法。中共在1945年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起过重大积极作用，但是消极作用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今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越大，党的指导思想的文字表述将会更加简明。
关键词：共产党指导思想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八大党章总纲第二段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要深入理解我们党当前对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这样表述，就很有必要追溯历史，放眼世界，联系中国，立足现实，对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由来和演变，获得较为系统的了解。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起一直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研工作，现在把我长期考证积累的资料和思考研究的心得，简要概述如下，一家之言，敬请读者关注和评论。
一、共产党近百年中从未规定以什么人的理论为指导
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本来是勿须加上以什么人的理论为指导的。1847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正式制定的章程中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2]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最初表述。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文献《共产党宣言》，则是对共产党人的历史观、世界观和未来观作了精辟阐述，这是恒久指导各国共产党人行动的指南。当然，这还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本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处于反动高压逆境中，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60年代工人运动重新振兴时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到80年代末又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史称第二国际）。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先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这些政党都不称为共产党，大多命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它们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因为这时大多数工人都接受社会主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还是未来的远景。在反封建主义尚未完成的国家，还要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再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命名为社会民主党，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顺应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从1873～1874年起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各国党都没有写明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一词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从诋毁或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视角作为贬义词使用过，对此马克思曾经一再表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直到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真诚敬仰马克思、信奉马克思理论的人士才开始从正面褒义上越来越广泛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4]但是当时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也都没有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包括1898年列宁参与创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内。
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等人认为必须与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右翼决裂，同时感到实现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才在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这个括弧中的“布”字是源于1903年俄国党二大上党内在制定党章和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明显划分为两派：多数派，按俄文音译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按俄文音译即孟什维克。简而言之，布尔什维克是革命派，孟什维克是改良派。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俄国党改名为俄共（布），同时还表明俄共今后继续以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列宁主义”一词作为贬义词早在1903年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首先使用，他认为列宁主义是冒险主义，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直到1923年3月至1924年1月列宁病重时，才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诺维夫把列宁主义作为褒义词来使用，肯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时列宁已经不能视事，否则他是不会同意如此突出他个人作用的提法。1924年1月21日列宁溘然长逝，苏共中央才大力宣传列宁主义。同年7月8日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五大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新概念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了解到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并且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前提。”[5]然而在共产国际五大和六大（1928年8月）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都没有写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共产国际也没有要求各国共产党党章都要这么写明。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外文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词都是由“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二词加上一个连字符组成的，可是译为中文时就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更简称“马列主义”。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起，就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其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提法表明：第一，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两个主义，而不是一个主义；第二，这两个主义既是一脉相承，有内在紧密联系，又是与时俱进，后者对前者有新的发展。而在中文里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后，容易被人误解为两者是同一个主义，使人们只注重二者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的区别性。
即使共产国际于1924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只是要求每个共产党要精通、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并没有要求把马列主义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到1938年共产国际所属38个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通常都是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作为准则的，而党纲是以共产主义理论与本国当前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来的。可以肯定地说，从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起，至1938年世界上已发展到有60个共产党，在近百年之中（实为92年），各国共产党（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都没有明文规定以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二、从1939年起苏共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最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明文规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起源于1939年3月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3月20日大会闭幕前一天，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段写明：“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6]如前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就提出的，为什么1925年苏共十四大、1934年苏共十七大两次制订新党章都没有写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是在事隔15年之后的十八大的党章中才第一次明文规定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呢？我手边保存一本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初版的原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十八大上作的报告《修改联共（布）党章》[7]。日丹诺夫在长篇报告中并未正面说明新党章为何要破天荒第一次写上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党的工作指南，然而他却从侧面透露了新党章这样写法实际上是在强调党要以斯大林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党是社会革命底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底坚固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它的纲领、策略、组织原则，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花岗石般的基础上的。”“斯大林同志无论在理论思想体系和策略方面，以及在把我们一切组织工作纳入科学轨道的问题方面，都进一步发展了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党的组织学说的基础，用新的原理和新的法则充实了关于党的组织学说，把布尔什维主义底组织科学向前推进了，因而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来实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世界历史任务。”“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底辉煌范例教育了党。”“斯大林同志在这一切问题上都用英明和锐敏的指示来武装了党，这些指示是对布尔什维克组织理论宝库的最丰富的贡献，并且是行动底指南。”[8]这里所引用的最后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可见1939年苏共十八大名义上确立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党的工作指南，实际上是以斯大林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在十八大上的发言说得更加明确：过去我们讲列宁主义够多了，现在该讲斯大林主义了。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936年12月1日在关于苏联新宪法的讲话中就已经指出：“我们的宪法就是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9]可见苏共不单独提出以斯大林主义作为党的工作指南，而只提出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工作指南，其本意并非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而是要突出以斯大林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这种说法是把斯大林主义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的高度，而且把三者溶为一体，这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表现。
问题不在于党章上是否写明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关键在于如何完整准确理解并且结合实际切实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在列宁执政时期（1917～1922），党章上并未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作指南，然而列宁确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科学理解，在执政的实践中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依靠群众，开拓创新。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探索由俄国带头实现社会主义进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认定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法、德三个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一国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推进东西方一批国家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斯大林从20年代末起却提前结束了列宁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急于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急于消灭各种私有制，到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正是在1939年十八大上又急于制定了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工作纲领。可见十八大党章第一次写明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然而十八大制定的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工作纲领就背离了马列主义理论。斯大林不仅推行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阻碍社会生产力健康快速增长，而且塑造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加强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和高干特权制，形成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压制人民民主自由，以人治、党治取代法治、自治，助长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加深民族矛盾，思想保守僵化，拒不进行改革，对外封闭、与西方对峙对抗，拒不实行开放，以吸纳世界文明新成果。所有这些路线、体制和方针政策都是背离马列主义理论的。
不仅1939年苏共十八大党章规定的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工作指南，实际上是以偏离了马列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为指导，而且以后苏共历次修改党章表面上都是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工作指南，实际上也都是以偏离了马列主义的新领导人的思想为指导。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1953～1964年是以赫鲁晓夫主义为指导，1964～1982年是以勃列日涅夫主义为指导，1982～1985年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过短，尚未能形成安德罗波夫主义、契尔年科主义，1985～1991年以末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主义为指导。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献中从未使用过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或这些人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等词汇。很有意思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制订了两个党章；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的党章还写明：“苏共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的党章中虽然字面上还写明：苏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紧接着却指出苏共“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目标。”可见，到1990年苏共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时，已经改旗易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转向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结果加深了、激化了国内历史积淀下来的多种社会矛盾，终于造成1991年苏共亡党和苏联覆灭。由上述可见，苏共自1939年起虽然党章写明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行动指南，可是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始终在很多方面背离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斯大林路线、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战略、斯大林方针、斯大林作风等等代代相传，一再延误改革开放，讳疾忌医，沉疴宿疾蜕变为绝症，严重脱离人民大众了。长期的“左”促使后期转向右的方面，先“左”后右，导致亡党亡国，终于使苏共和苏维埃国家都被广大人民抛弃了！其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
二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八国，从50年代起也大都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例如1952年捷共党章第一条规定：“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954年波兰党党章前言写明：“波兰统一工人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0]到1986年捷共新党章还强调“党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这一学说是党的政策和日常组织工作的基础。”同年波兰党的章程也重申：“波兰统一工人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根据波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条件的要求，贯彻该理论的原则。”[11]然而由于这八国都被迫在不同程度上照搬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背离马列主义，所以拖延到1989～1992年间也大都像苏共和苏联一样覆灭了！唯一保留下来的仅有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它原是捷共的一个地区性组织，现在还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再提列宁主义，约有7万多党员，是议会第三大党。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5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党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例如，日共在1955年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到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中去，并和日本革命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日本革命的理论，同时，以此为行动的指针来推动我们日本的革命活动。”[12]美共在1987年公布、经2001年美共二十七大修改的党章中还写明：“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3]葡共2004年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也规定：“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14]印度共产党在2002年十八大修订的章程序言中写明：“马列主义的科学是指导建立这一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必要前提。”[15]阿根廷共产党1986十六大通过的章程在开头原则声明部分写明：“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南开展活动。”[16]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实践证明：各国共产党只写明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未能完整准确理解并且结合本国实际切实运用这个理论，如果以背离马列主义的，有严重错误的理论为指导，那么，革命和建设还是可能会遭到严重挫折和最终失败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剧变就是实例；如果只是在书面上表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未能总结本国实践经验，进而形成有本国特色的更为具体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那么本国的革命斗争还是难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很多共产党还在艰苦卓绝地不懈探索就是实例。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至当今十八大，党章中写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都有一小段共155字的简要说明，指出马列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就表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还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才能开拓适应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之路。
三、中共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从1921年—大到1928年六大所通过的六个党章（一大党纲中含有党章内容），均未规定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实际上中共直到30年代一直主要都是以其顶头上司共产国际自认为符合马列主义的有关指示作为行动指南。共产国际的指导既使中国革命取得一定成就（如通过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国共合作破裂后独立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再次实现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又使中国革命屡遭挫败（如大革命的失败，三次“左倾”路线造成重大灾难，长征途中的重挫，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共产国际以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差错，备使中国共产党人痛感必须把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新运用。正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响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深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成败经验，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他以后的《论联合政府》等论著进一步阐发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中国特色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它认定旧中国是比当年俄国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所以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要一边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边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便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不能像俄国那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建成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发展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一个独立的制度性的新的社会形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五位一体、内涵丰富、结构严密、体系完整的崭新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重大理论成果。它既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毛泽东个人的独特贡献。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优秀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共领导层中更使得众多领导人都信服、赞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独立自主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崭新创造。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也令众人钦佩。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就在组织领导体制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43年是毛泽东届满“五十而知天命”之年。这一年春天中央领导人在酝酿为祝贺毛泽东五十大寿，拟在报刊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4月22日写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似乎漏写了‘日’字）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7]由此看来，毛泽东本人是不赞成用毛泽东主义，同意用毛泽东思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王稼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送交书记处，其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7月8日该文在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时报》发表时，文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被删去“同志的”三个字[18]。这是“毛泽东思想”一词第一次在党报上出版。此后流传越来越广。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刘少奇于5月14日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内涵和意义。七大6月11日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国际共运史上，中共是继1939年苏共十八大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后，最早也在党章中写明马列主义的党，然而中共是落脚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比之当年苏共进了一大步。因为1939年苏共明为树立马列主义，实则以偏离马列主义、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为指导。而1945年中共树立马列主义，实则以发展了马列主义、不急于实现社会主义、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毛泽东自1928年4月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就开始探索一边进行革命、一边建设新社会的新路。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更是自觉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相结合，在解放区创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七大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仅用4年多时间，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1949年建党二十八年纪念之际，毛泽东发布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展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马列主义、崭新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三本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对于促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起了巨大的思想理论指导作用和动员亿万人民群众的实际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可能还要走弯路，可能还要推迟革命的进程，可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它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以《共同纲领》为依据，我国在1949～1952年三年之中，大力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余毒，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旧社会的各种残渣余孽，如土匪、强盗、恶霸、地痞、流氓、奸商和妓院，革除了旧社会买卖婚姻、卖淫、嫖赌、吸毒等恶习，恢复了备受战争破坏的经济，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多党共同合作、多方协调发展等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财经、新民主主义政法和新民主主义文教顺利逐步发展，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正在全国范围内茁壮成长。
可惜在当时国内外多种错综复杂形势的催逼下，毛泽东未能冷静深入分析，未能坚持不懈继续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却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52年9月以后，他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对这样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重大改变，并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来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只由他个人发号施令就付诸实行了。而且在实行中，这个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没有经过十年或十五年，而是从1949～1956年只经过七年就完成了。这比起当年苏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十九年（1917～1936年），还要少十二年。即使我国在1956年就急于宣布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也不让社会主义有个巩固和发展的过程。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力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1961年遇到大挫折，经过大调整后，经济有所恢复，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带来大灾难。这一系列背离毛泽东思想的，急于求成的“左”的理论和路线之所以长期难以纠正，我以为这与我们党从延安时期起就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和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有密切关系。这两点历史经验教训，当今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牢固记取，提高认识，切实改革。
第一，先说党的指导思想。如上所述，七大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以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健在的领导人命名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生前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种提法；即便1939年苏共党章写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斯大林也不敢写上马列主义与当前实践之统一的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为指导，尽管斯大林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斯大林是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即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实际上贯彻执行自己的思想。我们党树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固然有便于统一全党思想、起过促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尽快取得全面胜利的积极作用，但是又起过助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助长毛泽东个人唯我独尊、骄傲自满的消极作用。所以他到1953年时提出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要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没有必要经过党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全党必须遵照他的指示照办，连党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都受到他的公开批判。如果七大党章写明：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与中国实际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那就更为精确，更要好得多。如果这样表述有三个好处：首先，去掉任何个人色彩，既不提马克思、列宁，也不提毛泽东；其次，只突出理论指导，即以共产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最后，既然明确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那么要改变新民主主义理论，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就要全党认真讨论，由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不能由一个人来定夺。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1945年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然而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制定党章时，因受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错误的启迪，在新党章中已删去毛泽东思想，只写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即便这样，由于毛泽东再次连任党中央主席，他依然大权在握，依然以他个人新的思想为指导，依然按照他的思想办事。以至1957年以后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得不到改正。1969年中共九大党章又写上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这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列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为了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九大党章把毛泽东思想升格了，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73年中共十大和1977年十一大的党章，仍然沿用了1969年中共九大党章的提法。
第二，再说党的领导制度。我们党从二大起连续三个党章，都是规定党中央委员会设委员长。从1927年四大起修改党章，仿照苏共，把委员长改称总书记。1928年六大党章未写明党中央设总书记，理应仍然是沿用总书记。1931年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先后由博古、张闻天任总书记。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因此六中全会后已经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时总书记张闻天曾经向毛泽东几次提出要他接任总书记，他都没有接受。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陕北和晋西北做农村调研工作，完全脱离了总书记的领导工作。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毛泽东自1938年11月后已经是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第一把手，却没有总书记这个职称。此事一直延迟到1943年3月之前。也就是说在1938年11月至1943年3月之间长达4年4个月之久，毛泽东在党中央并没有第一把手的正式职称。这个看似细节的问题，我查过多部中共党史论著和毛泽东传记，对此都讳莫若深，避而不谈。主要原因大概是缺少原始确凿材料。看来只有从心理分析着手，才能解构揭秘。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喜欢总书记这个职称。他认为总书记这个职务表明要掌管很多具体事务，易陷入繁文缛节。况且他自1931年11月27日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人们多称他为“毛主席”。即便1937年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改为陕甘宁边区，但是毛泽东自1936年10月起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们还按习惯称呼他主席。如果他要当时总书记，岂不还要改变称呼。可是中共党章历来没有规定党中央委员会设主席职务，所以当时他就不可能当上主席。好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并且推举毛泽东为主席。他想可待七大修改党章时规定党中央设主席一职。然而因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七大被迫一再推迟，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又增加摩擦与斗争。所以毛泽东想从1941年起先开展整风运动，使全党统一思想，端正作风。1943年春整风运动取得重大成效，经过政治局和书记处核心领导人酝酿沟通，想出了新方案。在3月16日和20日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不设总书记一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且赋予毛泽东在书记处内最后决定权。中共中央设政治局和书记处本来都是仿行苏共体制。苏共中央政治局从未设主席，书记处从1922年4月起设总书记，也从未设主席；因此中共中央以往政治局也从未设主席，书记处也是设总书记，从未设主席。现在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这是史无前例、别出心裁的创举。一个人同时担任党中央核心机关的两个主席，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敌占区党组织十分分散的情况下，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到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一方面党章规定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另一方面党章规定党中央委员会设主席。6月19日七届二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主席，同时又兼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至此，毛泽东在党中央身兼四个主席。1949年10月建国之初，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集党政军三大权七个主席职位于一身。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如前所述，斯大林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毛泽东在复制这“三制”方面都超过斯大林。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只担任一个总书记和两个主席（人民委员会、后改为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三大权三个职务，毛泽东掌握三大权却有七个主席职位；斯大林个人集权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还从未解散过政治局，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竟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发号施令。斯大林终身制只到73岁，毛泽东却达到83岁；斯大林只指定过一个接班人（即曾担任过他秘书的马林科夫），毛泽东却先后指定过四个接班人。这种权利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使得领导人晚年的错误长期难以纠正，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失。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文件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9]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在努力改正党的国家领导制度权力过度集中的种种弊病，同时我们党从1982年十二大以来直至当今十八大的党章，都依然肯定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指导意义。
四、当今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崭新理论，迄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内容，所以十八大新党章明文规定以这三者作为当今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南。以下我们简要分析这三者在近30多年来是怎样逐步形成并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才终于写进党章的。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0]这里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走苏联的道路，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崭新结论。这表明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已经以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可是1982年9月6日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还是写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到1987年10月召开中共十三大，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九年的实践经验，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结合等十二个要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比之党的十三大的总结，又增加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备要分三步走等新内容。但是十四大的新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还是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到90年代中期，报刊上已经有人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然而党中央的文件和党政领导人的讲话从未有过“邓小平理论”的提法。直到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才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单位联合发面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称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同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才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题目，在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9月18日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念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是：为什么不用邓小平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并列？依我体会，那是因为从党的十三大起到党的十五大前这十年间，党的文件一直都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既然已经肯定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当然理应简称为“邓小平理论”，而不必改用邓小平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在1943年提出时，毛泽东本人是同意的，如前所述，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体系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不同意用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理论的提法，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较为完整的理论。其二，既然邓小平生前只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不同意用“邓小平理论”，为什么在邓小平逝世后还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邓小平理论”呢？依我体会，那是因为要充分肯定邓小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的地位与作用，要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想，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全面成功。鉴于在毛泽东生前就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助长了毛泽东骄傲自满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在邓小平过世后再确立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就不会产生消极的副作用。
前已论及，不论党章中规定以谁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实际上在现实实践中总是以理论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作为指导。中共十五大刚结束两年半，到20世纪末年，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2月20日到广东高州市视察时，在讲话中提出我们需要做到“五个始终”，即“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在这“五个始终”之中已包含随后他提出的“三个代表”之中的两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天之后，即2月25日他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发表的讲话中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21]这里所总结、归纳的“三个代表”思想当天经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联名写出报道，第二天（即2月26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并且用四号黑体字排印，随后被简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三句话。从3月份起全国各种纸质和声像媒体连续不断、越来越高调越系统地大力宣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会特约评论员写的题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头文章，其中提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立党之本，力量之源，生命之基。”这个新提法颇得江泽民同志赞赏。他把其中“生命之基”这句不够确切的词语改为“执政之基”，于5月14日在党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明：“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2]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把江泽民同志从2000年2月25日至2001年7月1日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12篇文稿，汇编为《论“三个代表”》一书，约10万字，于2001年8月出版单行本。仅从我手边保存的一本第7次印刷本得知，此书印数已达132万册。由此可见其发行量是十分可观的。从2000年12月起，全国农村还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持续了半年才基本结束。在2001年7月之后，江泽民同志还多次讲到“三个代表”问题。2002年11月8日他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四项要求。正是在这次决定江泽民同志不再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党代会上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由上述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2000年高州讲话萌芽、广州讲话形成到2002年写进党章只经历了不到两年时间；而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形成到1945年写进党章却经历了近十七年，邓小平理论从.1978年提出到1997年写进党章也经历了十八年多。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党章中刚写加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之后，仅相隔隔五年时间，2002年的十六大党章中又添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2001至2002年间，我见到书刊中有“江泽民学说”的提法。好在党中央没有采用这个说法，而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前并没有加上提出者个人的姓名，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者并列排列，虽然显得不够协调（国为前两者都有提出者个人姓名），但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前没有另加上健在领导人的姓名，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2002年十六大后胡锦涛同志接任党中央总书记。他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于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年10月11～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胡锦涛同志还在会上明确阐述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进而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大会上表明中国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为重点，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这样把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定位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两大宏伟目标，是崭新的理念。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集中论证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鲜明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但是在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还是与十六大的党章完全一致，只写中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过在随后又另加上一段话，指明“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科学发展观又进一步升格，把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五个并列为党指导自己的行动指南。胡锦涛在十八报告中还强调指出：“科学发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长期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由上述可见，科学发展观从胡锦涛于2003年提出到2012年写入党章，经历了九年时间验证。据我所知，直到这次十八大召开前，还有人在会上提出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前加上领导人的姓名，但是党中央并未采纳少数人的这个建议。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先后有过五种提法。第一种，1945年七大和1969年九大至1992年十四大，都是提出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间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而从1978年至1997年十五大前，实际上是以邓小平思想为指导。第二种，1956年八大只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实际上以毛泽东个人新思想为指导。第三种，1997年十五大写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际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第四种，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又加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第五种，十八大又加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而言之，这五种表述的共同点都是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或六个领导人的思想为指导。
环顾国际共运，当今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都是只提马列主义理论。有的党另加上本国领导人的思想，如越南共产党于1991年越共七大上提出越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基础和行动的指南”。古巴共产党于1997年古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指明：“古巴革命思想反映了我们的革命具有以下特点：何塞·马蒂[23]激进的革命思想和民族、社会解放斗争的特殊传统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古巴革命思想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罗斯的思想和行动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24]在这里，古共指导思想也就是提出了三个，即马列主义、何塞·马蒂思想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朝鲜劳动党于2012年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确立了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为指导。像中共十八大党章这样，规定党的指导思想有五个理论，这在国际共运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富于理论创新，另一方面也令人感到现任领导人在卸任时都要把自己执政时期的思想写进党章，这样就会造成党的指导思想文字表述过于冗长。因此我们对于十八大党章关于五个理论指导的表述就要有更集中、更高度、更简明的理解。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曾经精辟地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可见我们正是应该把十八大党章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理解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人担心如果以后党的领导人再把自己执政时期的思想写进党章，那么今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将会更加冗长。我相信今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已经十分丰富，有待真正全部付诸实践，成为现实。新领导人求真务实，笃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30多年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改天换地的大变化，普天同庆，举世瞩目。勿庸讳言，迄今社会贫富两极差距甚大，官员腐败形势严峻，社会各种矛盾突发事件增多，社会风气败坏和人伦道德滑坡严重。这些弊病都有待真正全面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和最终解决。如果以人为本的美好理念未能真正落实，实际上还是固守封建专制主义、残存的以官为本，同时又倒向资本主义的以钱为本，听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肆泛滥，那就是既走封建专制主义的老路，又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那就会自我葬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和正路。苏联的悄然自尽就是明鉴。我们坚信，今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成就越来越大，其理论成果自然也会更加丰硕，然而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不但不会越来越长，而且还会越来越简明。今后随着广大党员思想解放程度和思想认识水平愈益提高，有朝一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很可能将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样表述既弘扬了1939年以前共产党不以领导人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优良传统，又注重联系当代本国实际。这样的表述也许还会给其他国家兄弟共产党以新的启迪。共产党人杜绝任何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正如拙文开头所说，共产党自1847年创建起，本来就不需要以任何领导人的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直到世界大同时代来临之际，各国的先进组织都将以世界大同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引领各国各族人民从事千差万别、不断创新的劳动，过着异彩纷呈，幸福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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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高放（1927--），福建长乐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的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工作。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691、695页。
[4]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年第3期，收入《新华文摘》同年第10期和高放文集之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5]同注3。
[6]《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7]此书译者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
[8]《修改联共（布）党章》，第2、7～8页。
[9]《赫鲁晓夫言论》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20页。
[10]《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纲和党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8年版，第27、49页。
[11]《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5、997页。
[12]《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纲和党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8年版，第221页。
[13]《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888页。
[14]《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
[15]《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16]《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8]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3]何塞·马蒂（1853-1895），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又是散文家和诗人。生于哈瓦那，15岁就参加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17岁被西班牙统治者判为政治苦役犯，流放到西班牙，在此学成律师专业后回国继续投身革命，足迹遍及拉美多国，亲身参与创立古巴革命党，1895年在争取独立战斗中阵亡，年仅42岁。著有《美洲各共和国货币》、《我的种族》、《我们的美洲》等名篇，宣扬爱国主义、拉美主义、反列强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等思想。
[24]《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纲党章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7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