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期间的风俗画作品，它以长卷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画面：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城市中的房屋、桥梁、城楼等极具宋代建筑特色。观看这幅画卷的细节，仿佛穿越到了古代中国。如果你有时间翻阅其他同类艺术品，还能穿越到更多古代时空，观察到类似的古代城市文明痕迹。
清明上河图显示，古代的某些区域适合发展城市，如在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通过贸易和商品市场聚集人气，由此逐渐吸引人口迁移来此聚居，从而形成城市。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古代，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易的中心，在近现代，随着产业的发展，城市还是金融等要素的中心。
一、城市化的原罪
“原罪”一词来自宗教，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从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城市的发展在促进人类文明前行的同时，不断地带来历史的“原罪”。
首先，随着当代城市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成为灾害发生并迅速扩大的平台，城市化成为灾害化的一部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伦敦地区因为工厂烟囱大量排放烟雾而被称为“雾都”，市民们经常遭遇黄绿色的浓雾。1952年，伦敦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粉尘蓄积在大雾中，导致两个月内1.2万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更多人患上了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乃至癌症，这让英国人痛下决心在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来应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市的致命烟雾促使华盛顿方面在1955年通过了《空气污染控制法》。在中国，北京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灾害导致70多人死亡，相当一部分死者是开车行至积水较深的地下隧道或过道时被淹，没能砸破车窗逃生而丧生，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成为“城市良心”，受到关注。今年1月北京发生严重雾霾天气，官方数据显示其PM2.5指标曾一度非常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达到历史记录，严重威胁人体的呼吸道健康……
其次，也是更深入的层面，比起城市成为灾害扩大化的平台，城市成为城乡两元问题的元凶，更使事态严重。其中，英国、巴西和中国的案例把城市的原罪指向了土地。
1.英国“羊吃人”。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里写到英国“羊吃人”时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15世纪起，英国的毛织业逐渐繁荣，羊毛需求量激增，养羊成了很赚钱的行当。英国的地主纷纷把自己的土地和他侵占的公共土地用篱笆圈起来放牧羊群，并不断地强行圈占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赖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迫向着陌生的城市流浪。这被称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它加快了英国城镇发展的进程：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移居城市寻找机会，劳动力从耕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城市工业的发展，使英国的城镇数量大量增加，史料显示，圈地运动开始后，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比例从之前的3.1%上升到8.8%。“羊吃人”最终使英国成为17、18世纪欧洲商业的“领头羊”。
2.巴西“地吃人”。2006年8月的某一天，南美最大城市巴西圣保罗发生了27起骚乱，这是当时多起骚乱的一部分。“愤怒”的骚乱者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手持机枪、步枪、燃烧瓶和“其他爆炸装置”，在城市中肆意武装抢劫，被袭后的司法部大楼、警局、银行和超市窗户上弹痕累累。圣保罗州警察局长说袭击者采取“打了就跑”战术，避免与警方直接对抗。最终国家派遣军队帮助圣保罗州政府平息了骚乱。
探究这些骚乱的深层原因，数字或许能说明问题：据巴西官方信息显示，全国1.74 亿人口中，有5400万人即31%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法维拉”即贫民窟里；巴西的基尼系数高达0.587，占人口1%的富人占有全国收入的12.71%，而占人口20%的赤贫者只占全国收入的2.62%；巴西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0% ，但却占全国贫困人口的30%；巴西全国共有1000万无地的农民，近年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组织已成为巴西重要的群众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巴西城市化快速发展，存在不少缺陷，其中一个缺陷就是贫民窟现象的蔓延。在巴西最大的城市里约热内卢，有世界最大的“法维拉”，这里居住着近百万贫民。贫民窟的居民享受不到作为公民应分享的国家经济、社会等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其居住、卫生、出行和教育条件极差。同时贫民窟也成为城市犯罪分子藏身的“窝点”。在巴西的土地分布方面，土地高度集中是巴西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据巴西地理统计局1995-1996年统计，占地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9.7%，但只占土地面积的2.3%；而占地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庄园占农户数的1%，但却占土地面积的45.1%。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无地农民和大庄园主之间的土地冲突日益加剧。据统计，1997年巴西发生了658起土地冲突，5.8万农户入侵大庄园主土地。以上这些现象在拉美较普遍：土地私人化，农民无地化，导致城市贫民窟大量涌现和城乡大量社会矛盾。
3.中国“房奴”。一部电视连续剧《蜗居》的热播，在中国观众中引发了强烈的议论，虚构的故事和情节产生如此现实反响，据说主要是由于它折射出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道出了无房族的困惑与无奈。近年来，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例如，据上海统计局资料显示，2012年上海全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0188元，而上海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21412元/平方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对小夫妻不吃不喝的话，一年的收入可以在沪购买3.76平方米，而购买一套仅仅90平方米的房子，则需要近24年。
房价和地价相关，在高房价的背后，可以看出一条城市土地“增值”的轨迹：在中国，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地方政府按相关政策从农村收地，以农民土地上农作物均价的30倍溢价收购，据说土地均价在25000元一亩左右，地方政府在该土地上实施“七通一平”，加工成可供开发的熟地，然后通过“招拍挂”等公开拍卖的方式高溢价卖给开发住宅的企业，等于是在土地价格上加个零卖给市场，然后开发商从银行借款融资造房，造完房屋后在市场上以加个零的价格卖给最终消费者即市民，而市民买的房只是买到了70年的房地产使用权。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一套普通的房子几百万元的价格让按揭买房的人动用祖辈集体积蓄后还要贷款数十年，这使得按揭的银行赚得盆满钵满。
高房价据说是造成“剩女”增多现象和中国城市市民消费总起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房价过高，上海的商务成本也水涨船高，产业上只能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金融、物流和创意产业等，如此高的商务成本让人深思上海还能留下什么。甚至有北京的个别专家提议，将市中心的大片古代皇城拆除以腾出土地建造房屋，可见土地在中心城市中心区域的稀缺性。而与此同时，在各大中心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大量沿线的低价群租房形成连片，演绎着中国式的贫民窟版本，地方政府不断的排查，试图阻止这些地带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免引发未来潜在的群体性事件。
回到之前的农村土地被溢价收购，如果农民知道之后价格加了两个零，是不是会认为农村土地的溢价收购价格仍然太低呢？那么如果从保护农民的利益出发抬高收购价格，比如到100倍，会不会就意味着最终城市里的房价更高？房价上涨必然又引起城市里的市民不满，而打压房价是不是在打压农民？这似乎是两难。问题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还要关注地区差异。把目光移到中国中、西部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信息相对闭塞、法律维权意识淡薄和监管不严，城市获取土地可能是以超低价、近乎“掠夺”的方式进行着，“强拆”似乎总在这些地方频繁发生，有些还能偶尔见诸报端和微博等社交媒体。据相关资料显示，每年中国18万起社会事件，大部分发生在三、四线城市的农村，和农民有关。有专家认为，由于城市的发展，国家最基本的矛盾变成了城乡两元的矛盾。要不是中国政府的中央“一号文件”坚决扶持“三农”的政策，以及2012年一万多亿元与农村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反哺和保护农民，那么，真有可能是把舆论的关爱给了三农和弱势群体，而把实际的好处悄悄的给了城里人。
俗话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英国、巴西和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显示了对土地和农民的掠夺是城市的原罪。在中国的案例中，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土地似乎成了中国发展模式关键的“密码”，但毫无疑问，作为城市发展的供给要素，这一密码不可持续，地方政府不能永远做“房地产开发商”。在未来十年，中国必将完成跨跃市场经济的临界点，“房吃人”的土地问题根源——即土地财政如何破解，将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核心问题。
二、城镇化的再平衡
物极必反，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城镇化仿佛带着原罪出生，而新型城镇化或将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原罪造成的局面而达到再平衡的回归。中国城镇化率2012年达到52.6%，城镇化与改革同时进入后半程，未来新一届政府或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档提速，实现多种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再平衡。从四个维度来说，主要有：
第一维度的再平衡：农村与城市的再平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于是城市中的一部分人比如个体户等社会阶层先富了起来，随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致力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促进城市生产力的发展，这使城市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农村地区。接下来，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通过倡导“和谐社会”、采用转移支付等二级再分配手段，一定程度暂时缓和了城乡的矛盾。而现阶段，正值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又逢中国城镇化和改革开放两个进程同步进入后半程，城乡两元化的矛盾再次凸显起来，而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市民化，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两元化的矛盾和对立，是一种再平衡。
第二维度的再平衡：经济发展潜力与现实的再平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简单想，这话并不难理解，城镇化的过程必然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激活更多人口的消费潜力，把中国一半的人口逐渐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这对于经济的提振意义不言而喻。在世界范围，美国次贷危机后复苏缓慢，不断通过超发货币并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提振经济和就业，而欧洲的欧债危机向深层次引爆，发展前景很难乐观，这些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无疑导致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逐渐收缩。同时，在中国国内，全行业产能过剩已初步显现，以往靠大项目支撑的固定资产投资受到牵制。从中国经济短期惯用的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和投资陷入不确定之中，而消费在短期内很难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
然而新型城镇化如果发展顺利，则可以轻松彻底地改变局面，因为它不仅仅同时带动投资和国内消费，并且也是长期性的、从供给层面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即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大型潜力。在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学习时报》2012年12月3日头版刊发的《释放改革的红利》一文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写道：“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里还未加上由其带来的潜在新增消费量，由此看出，新型城镇化或将替代正在减弱的外部需求，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实现从外到内、从短期需求到长期供给的再平衡。
第三维度的再平衡：城镇化发展中软件与硬件的再平衡。关于这一部分，我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六大命题》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请参看，这里不再赘述。这一“再平衡”的关键是指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铁公基”和环境治理这些硬件，更重要的是对于农民融入城市等的相关一整套政策创新、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等软件的提升。比如说土地财政改革和农民市民化问题，这些将涉及全局性的制度创新与改革，或许新型城镇化的铺开将迎来史上最大最广泛的政策创新时期。如果旧式城镇化80%是投资基础设施的硬件，20%是软件，那么新型城镇化则会将这一比例倒过来，这无疑是城镇化发展内容的再平衡。
第四维度的再平衡：城市差异化发展的再平衡。千城一面必将被城市差异化发展所替代。中国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27个省会城市、282个地级市、19000多个建制的镇和18000多个乡级镇，他们各自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不可能统一模式进行城镇化，尤其是城市中的产业发展也是不同的。
首先，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省会城市，其新型城镇化中的产业将具备新经济特征：以智能经济和体验经济为核心产业。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将变成30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城市，在城市变大的同时，市政投入将会显现出高效率，因而城市中将出现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同时，城市中的中心市区成为新经济和产业体验化的载体，将会出现大量的社交和体验场所，如酒吧、俱乐部会所、博物馆展览馆、产品体验店、电影院和各种概念休闲场所等，其乡村将成为观光农业和度假休闲、养老产业的主阵地；借助率先踏上城市信息高速公路的契机，城市将变成智能化的城市，其中将产生出大量的新思维、新创意、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由于一线城市地上已经没有空间，城市地下空间将极大的发展起来，成为城市中的“隐形小城区”；随着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的开通，这些超级城市将变成“贪婪的黑洞”，把无数“资源之光”往里面吸；城市将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对外输出和城市经济的根植性优势，而周围将产生连片的城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区域一体化导致的同城化现象将井喷。在这些中心城市中，城市中心区的部分衰落地区和城市中心区的外围地区将成为农民市民化后的早期住所。
其次，一般的三、四线城市将会在工业化、市场化、居住化三化驱动下逐渐城市化并改变城乡两元结构，大量此类的城市将会达到数百万级的人口，并将掀起建设城市地铁的高潮；其市区发展服务业，郊区发展制造业，农村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为加快旅游业的发展，很多四线城市都会加紧建设机场；在这些地区，城乡一体化将会快速完成，成为农民工返乡的主战场。位于山区中狭小空间的城市，可能会出现“移山造城腾地”的“运动”，向山要地拉大城市框架和发展产业，这可能会成为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隐患。
第三，如前所述，中国有近4万个的小城镇，他们地位特殊，对城市来说他们是乡村，对乡村来说他们是城市。他们将是现代农业的主战场，也是连接城市产业链的神经末梢，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这其中20%的镇将会蕴藏着巨大潜力，依靠信息技术和独特资源优势，发展出类似于欧美小城市多见的“隐形冠军”的跨国巨型企业，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在这些地区，农民就地市民化。
如果以上三种类型的城市化能够梯度差异化地发展，中国就有可能达到城市差异化发展的再平衡，从而消解城市化所带来的“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