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孙中山晚年作出的“联俄容共”决定，并非如传统史学观点所言，孙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如果不是前者，孙的“联俄”是不得已的选择吗？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关键词】孙中山　 “联俄”　 共产国际　 国民党改组

1922年夏季，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做出“联俄”的重大决定。对孙的这一转变，学界主流大致说是孙中山在新旧民主革命转变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做出的重大决策。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的孙中山，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1]当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达林的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达林认为“孙中山就这样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2]笔者认为以上说法虽不无道理，但较空泛。

如何评定孙中山晚年的这一政策呢？学界已有不少最新成果。[3]不容置疑，孙中山的“联俄”决策，随着孙的逝世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政治遗产，它对国民党的日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机会主义）策略？如果不是的话，孙的“联俄”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吗？

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第一，“联孙”、“联俄”的各自意图；第二，苏俄如何主导国民党改组；第三，“非言主义，乃言组织”；第四，孙中山“联俄”立场之背后。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所需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其“联俄”实质，如孙中山本人所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本文指出，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了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本文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联孙”、“联俄”的各自意图

孙中山为何从“亲英美”转向“联俄”？又或者说，俄国人怎么想到要拉拢孙中山？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在西方波兰、土耳其以及匈牙利、德国行动连连失败，为摆脱孤立状态，决定采用“西守东进”方针，输出革命，在东方寻求新盟友，以防御宿敌日本，解除其在亚洲边界所受到的日本甚至英国的压力。而欲“在东方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就必须抓住中国这一环节”。[4]于是，避免与日冲突，争取与中关系正常化，确保中国不被拉进日对俄行列，就成为苏俄政府的外交大事。1919年7月25日，苏俄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宣言，即是著名的《加拉罕宣言》，声明放弃沙俄时代自华掠夺土地及各种特权，愿援助中国人民脱离外族压迫。次年，苏俄再次发表《加拉罕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放弃对华特权，并要求另立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

苏俄前后两次的对华宣言，都引起国人的极大反应，苏俄以捍卫中国民族主义的“国际大侠”姿态出现，一时间博得国人欢呼。据当年北京大学的一项民意测验，59％的人认为苏俄是中国之友，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5]就连一向警惕俄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青年党也认为，“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6]更有知识分子热切地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代表着新世界的曙光，“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7]一时间，“五四运动期间人人谈论社会主义”。[8]上世纪20年代，不仅在中国，也是整个欧洲知识分子左倾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对他们最具吸引力。

苏俄乘着《加拉罕宣言》在中国引发的声势，加速推进“西守东进”方针，不仅积极谋求与北京政府关系正常化，同时还将偏安南方的广州国民党视为主要争取对象。

苏俄为什么会主动找上国民党？李剑农认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的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9]鲍罗廷也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10]杨奎松则认为，莫斯科把推动中国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而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国民党，自然被看作最主要的争取对象。[11]高华认为，当时中国国民党不仅成立最久，力量最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12]当时的广州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香港海员罢工以后，支持工人运动的孙中山越来越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在以阶级划分敌友阵营的莫斯科看来，“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马林语）[13]苏俄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国民党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越飞语）[14]“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15]郭恒钰也认为，共产国际看中“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6]选择国民党为争取对象，符合苏俄的革命阶段性理论。

苏俄和共产国际选择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其主要用意是在“广州人和广州政府中寻找一些有能力在中国制造全民性起义，以反对日本、美国资本对整个远东统治的力量”。[17]俄国人“联孙”从一开始即有此远谋，这也是“西守东进”的一项重要步骤。该政策的立足点均为最大化苏俄之国家利益。故此，苏俄与孙中山接近，“乃俄国自动也”。[18]

问题是，俄共与国民党意识形态迥异，两者如何取得共识？就在两次《加拉罕宣言》发表期间，孙中山仍明确表示其“亲美”、“联美”的外交立场，还将甫一完成的《建国方略》寄给美国，[19]公开声明其革命目的是林肯式的“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20]因此，当1920年10月，俄国人对孙中山发出“不该浪费时间，应该立即恢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21]的呼吁时，孙中山并不热切，以“为时尚早”[22]而婉拒。此时的孙中山对苏俄只是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还谈不上结盟。莫斯科仍主动寻找“联孙”机会，只是孙以目前不宜谈合作，待国民党取代北京政府后再商谈为由推辞。[23]

1921年12月，苏俄专使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见面，这是孙中山首次接待共产国际使者。虽然马林介绍的苏俄革命和红军建设经验引起孙的兴趣，但孙中山坚持要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统帅军事行动。孙中山反对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孙中山郑重地对马林说：“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24]孙批评苏俄道路和共产国际理论，使得马林大为恼火，认为国民党人受美国的影响太深，“应该揭穿那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引者注）的虚伪友谊”。[25]马林的桂林一行几乎空手而归，不久马林被共产国际和苏俄召回。

由于苏俄与北京政府在外蒙和中东铁路交涉问题上受挫，苏俄唯有继续伺机“联孙”。1922年4月2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抵穗。被任命与孙中山联络全权代表的达林，其使命是与孙中山建立直接关系，以了解孙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苏态度。达林面晤孙中山，递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件，建议成立国共民主联合战线，但遭孙拒。双方除了世界观相左以外，孙中山认为此时与苏结盟风险过大，在当时，事实上没有哪个实力派敢于得罪英美而与苏俄公开示好，何况孙还在力争“联英美”。5月，孙中山对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作家伊萨克·F·马科森说道：“帮助我们取得美国的承认，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胜利。”[26]孙中山更倾向美国。

但事情很快出现变化，孙中山改变与苏俄若即若离态度的节点出现了。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狼狈出逃白鹅潭。陈炯明的粤军是孙中山北伐的唯一革命武装。这一事件对追求统一的孙中山是一致命打击。屡战屡败，且又孤立无援的孙中山，绝望中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寻求新盟友。一直期待“美援”未果的孙中山，终于改弦更张，向苏俄示好，毕竟现时迫切需求已超过结盟风险。事变后第七天，在广州白鹅潭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匆忙在一学生练习本上给契切林写信，委托在穗的达林转交。孙中山在信中有180度的转变，不仅表示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7]甚至有亲赴苏俄的打算。8月14日，败走穗赴沪的孙中山，确认得不到美、英支持，再次通过马林向苏俄释放信息，承认国民党现在“绝对需要”与克里姆林宫建立密切关系。

苏俄反应迅速， 8月22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去信孙中山，表示支持，并希望与孙建立密切联系。失去广州的孙中山，终于考虑与苏俄合作之事。孙中山说：“我们已失去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大国帮助的希望，唯一有些援助我们迹象的——是苏俄政府。”[28]为获得苏援，孙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容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9月26日，莫斯科驻华武官格克尔在马林陪同下，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传递莫斯科承认孙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支持孙统一中国的信息。

孙中山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曾同情和赞许“十月革命”，因《加拉罕宣言》称俄国为“民主友邦”。此时，跌入低谷的孙中山希望借助“民主友邦”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孙认为俄国以平等待中国，“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孙中山说，“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29]“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0]孙中山终于意识到，要振兴国民党就要借助苏俄的力量。同时，从地缘“亲密的关系”来说，没有比苏俄更重要的友邦了。孙中山在遭到陈炯明打击后，整个外交政策作了急剧的调整。备尝艰辛顿挫的孙中山，终于抓住俄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同样，俄国人也在东方找到了支持力量，摆脱孤立局面，结束远东共和国的“缓冲国”的地位。年底，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但此时孙中山没有基地立足，仅是一介平民身份，这显然对俄谈判不利。同年11月，孙向蒋介石提及这一点，并认为，“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31]12月，在孙中山的策动和筹措下，滇、桂军组成“讨贼军”长驱东下，次年初占领广州，陈炯明退居香港。“稍有凭藉”的孙中山，终于有了谈判筹码。果然，苏俄更看好孙中山这支“民党”力量，并很快在1923年1月4日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会上确立“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认为“国民党为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32]应该把国民党和孙中山看作是领导中国国民运动的杰出候选者。[33]苏俄自“十二年初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和他的党”。[34]对此，史华慈的看法是，“克里姆林宫看中国国民党是现成的根植在中国并移植生长的政治组织”，而且“国民党在中国的影响原本可能确实会比它实际的影响更显著”，最重要的是，“它有望为苏联的影响在中国传播提供坚实基础”。[35]自此，苏俄的对华政策重心逐渐转移至广州政府。

苏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行动迅速。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见孙中山。1月26日，发表了苏俄与孙中山结盟标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首次公开“联俄”立场。在该《宣言》里，越飞果然得到他最想要的许诺——孙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中东铁路暂维持现状。而莫斯科回应孙中山的许诺则是“准备对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金钱、物质、武器和人员的协助，资助国民党200万金卢布组建军队等，前提是“国民党必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36]“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布）模式前进”。[37]这是视输出苏式革命为己任的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援助的前提。俄国人极为看重这点，马林就毫不隐瞒地说，对孙中山的援助，“要据他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愿望而定”。[38]亟待苏援的孙中山复函契切林，表示愿意接受苏俄的建议，承诺“将用大部分精力予以完成”[39]。缺少国际势力支持的孙中山，终于和苏俄结盟。

孙中山从被动到主动向苏俄靠拢，有一段犹豫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正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于下行阶段。生存环境的突然恶化，是孙中山转向“联俄”的主因。

二、苏俄如何主导国民党改组

莫斯科与广州的合作，很快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互派代表：1923年8月3日，鲍罗廷等从莫斯科启程来广州，8月16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离开广州飞往莫斯科。与之前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不同，鲍罗廷被责成要与孙中山通力合作，鲍的头衔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直接受斯大林领导。鲍罗廷是共产国际公认最能干的职业革命家之一，被列宁称为革命奇才。[40]莫斯科选派鲍罗廷，足以看出对“联孙”的重视。鲍罗廷对孙中山说，莫斯科的愿望就是加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41]鲍在公开场合讲话，更是处处强调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凡外援，必附条件。国民党必须按照苏俄模式改组，这是早已提出的“俄援”条件，也是鲍罗廷的首要任务。很快得到孙中山信任的鲍罗廷，被授权草拟国民党改组所需的规章制度等政策文件。鲍以俄共理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为蓝本，全面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随着鲍罗廷成为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推手，苏俄对国民党的影响，迅速从当初的只提供物质（军备和财政）援助，上升到精神援助（改造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形态），甚至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

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次外来势力影响下的国民党改组是一里程碑事件，被国民党人称为“中华民国的新纪元”。鲍罗廷则认为国民党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之所以说它意义深远，我们可以从国民党“一大”的三个关键词来分析：

（一）《党章》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法则。国民党“一大”制定新《党章》，其章程起草者是鲍罗廷。鲍以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42]苏共的优长在于强大高效的组织能力，这正是孙中山所迫切需要的。孙中山说：“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在于组织松懈，革命精神不振，“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43]多年来，国民党组织严重不纯，党员之间无联系，如谭平山所言：“国民党无任何组织所言”。[44]鲍罗廷也认为国民党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如果说国民党曾经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的话，那么如今它已名存实亡了。”[45]孙中山也明白这点，呼吁党员接受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铁的纪律实现党内统一。孙希望借助铁血般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改造精神颓废、基础薄弱、组织松散、党纪松懈的国民党。可以说，将一个原先没有党纲，从不开会、缺乏完备制度形态的松散组织，建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政党，既是共产国际的意图，也是孙中山“联俄”的主要用意，两者一拍而成。

国民党《党章》与俄共章程的最大不同，是关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专门增加“总理”一章，“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孙中山被赋予很大权力，[46]《党章》规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重心在“集权”。无论中执委还是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制约总理，这一制度决定了中国国民党未来的党国性质。[47]

《党章》处处可见苏俄影子，两党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48]加拉罕称之为“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49]但在目标上，《党章》声明是为了促进三民主义实现和五权宪法的创立，即国民党的“三民五权”基本原则不变。

《党章》成为这次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表征，并在以后数十年间，未再重颁，只作修订。因此，这次制定的《党章》，被认为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50]

（二）《大会宣言》

这份极为重要的大会文件，仍由鲍罗廷执笔。鲍以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委托蒋介石从苏俄带回来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该《决议》是共产国际为国民党“一大”精心打造的文件，用于指导国民党制定革命纲领、革命策略及任务。苏俄和共产国际“将它作为国民党党纲的基础介绍给国民党”[51]，强调“在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以苏联的经验为依据”，[52]以符合“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布）模式前进”的旨意。

《大会宣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原来的民权核心为天赋之权，即人人平等。但在鲍罗廷看来，“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必须要带上“革命”色彩。重新解释后的“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53]“凡造成革命政权者，才享有民权。凡反对革命政权者，凡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无民权可言”。[54]这种“人民专政”，被孙中山认为是对代议政府的一种改进。加拉罕对此感到满意：“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55]

鲍罗廷虽然成功地将“天赋人权”转为“革命民权”，但对孙中山自称取自“先进民主国家”的三权，加上监察权、考试权的五权宪法却无法撼动。民权主义的目的，仍然是被共产国际理论称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全民政府。[56]鲍罗廷深知，要去掉五权宪法，孙中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57]

正因为主要来自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的五权宪法不容改动，鲍罗廷这才努力使孙的“天赋人权”涂上“革命”色彩，以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大会宣言》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8]也就是说，“革命民权”的提出，只是当下而非长久目标。五权宪法终究是孙中山为未来国家所制定的国民党根本大法。因此，国民党对于民权主义的解释，没有共产国际所期望的阶级性。[59]

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重点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内容。孙中山虽然早在1904年就提出过“帝国主义”这一名词，[60]但直到1924年改组之前，国民党从未以组织的名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61]孙中山一向把外交视为事业成功的希望，并一直在争取外援，尤其对英美期望甚高。鲍罗廷对此早已不以为然，“国民党的知行观中，就找不出一点认真的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彻底斗争的表示”，鲍罗廷认定“国民党在主观上并不反帝”。[62]

孙中山是如何迅速提出“反帝”立场？这除了希望与苏俄交好的主观动机外，还与1923年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刺激有关。孙中山认为关余分配属中国内政，然而应将部分关余交广州中央银行的要求被拒，列强甚至采取炮舰政策阻止孙截留关余。孙中山极为愤怒，尤其对以美国为首的军舰压境深感失望，他接二连三地接见《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抗议“美舰夺境独多，助乱长乱，深为公理惜”。[63]该事件把孙中山逼向与列强对抗的阵营，[64]苏俄势力更是趁机在广州扎根。关余事件的交涉结果，最终“影响国民党的改组，也改变了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政策”。[65]

在“一大”会上，孙中山终于说道，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为“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66]“中山主义”终于成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67]问题是，苏俄的反帝口号实质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梁启超就视“打倒帝国主义”是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而提出的战略口号。[68]梁启超的观点被不少知识分子认同，认为俄国人“反帝国主义”的背后，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即“反帝”口号包含有捍卫苏俄利益的一面。[69]说白了，就是一种输出革命理论。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时莫斯科对时局的判断是：世界革命可能发生。1919年3月，苏俄将第三国际设立在莫斯科，就视己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号召联合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民族起来革命。共产国际一再强调，被压迫人民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运动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协调起来，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应在布尔什维克和苏俄的指导下进行，如此一来，“国民党不过是苏俄在中国的一个‘工具’”。[70]

当时列宁念念不忘的世界革命目标，就是鼓励各殖民地民族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并在落后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最终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71]这是列宁针对“威尔逊主义”提出的国际新秩序。这个秩序基础，是把远东人民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司令部——苏维埃俄国的周围，以“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的席卷世界”。[72]时任北大教授的陈启修做过这样的估计：“苏联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个中心，不但他的潜势力已窜入一切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中间，而且蔓延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了。”[73]

苏俄“联孙”，既是列宁输出革命方略的题中之义，更是苏俄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就无最终胜利的希望。[74]为抗衡“华盛顿会议”，列宁在起草的《巴库宣言》中，“把中国纳入了世界革命的全盘布局之中”。[75]这场革命，终将使中国成为苏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为配合这一战略意图，第三国际的成立，“虽非全为中国而设，策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则为其使命之一”。[76]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俄迫使孙中山只能和苏俄合作，不能与敌视苏俄的国家来往。[77]斯大林甚至将对苏俄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苏俄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俄，就是反对革命。[78]苏俄对中国的输出苏式革命和推行世界革命的念头十分强烈，“无一不把‘捍卫’苏俄，仿效苏俄，鼓动革命作为其思想指导”，[79]并警告国民党不要对美国抱有妄想。鲍罗廷甚至认为，国民党如不听话可拿出杀手锏，“拒绝提供援助”。[80]

历史证明，在对华政策上，共产国际把苏俄利益等同甚至取代世界革命利益，俄往往因强调“苏俄利益中心”，而损害中国利益。不仅国民政府方面如此，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受挫的主要原因，同样是苏俄将自身利益置于中共利益之上所导致。[81]

苏俄的“世界革命”主张与英美的“近代化”理论相比，它既有民族主义诉求，更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苏维埃革命式的内涵，共产国际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中国的雅各宾党”。[82]它将社会革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对遭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口号具有极大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祯说道，“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部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83]于是，它很快转化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

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理论，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确立了一套阐释原则，成为国民党的民族革命的理论依据，国民党开始接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84]国民党资深理论家胡汉民说道：“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加了一点民族主义，所以虽在西方失败，还能够在东方胜利。”[85]孙中山也有此语境：“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86]当时广州政府的口号是“学习苏俄”、“使用俄国模式”。[87]苏俄输出革命，在中国获得初步实现。

在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与鲍罗廷则有很大分歧。孙中山主张社会改良，平均地权，以和平方式分配土地，不赞同莫斯科以极端的政治手段强行没收土地的做法。鲍罗廷也深感无奈，“他们根本未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关于没收土地的提法”。[88]这是孙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就连李大钊、毛泽东也持与孙相同立场。[89]

孙中山认为，农民只是农民，反对贫农、中农和富农的阶级分法，反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是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核心，显然孙中山没有接受。《宣言》起草时，也没提须由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孙中山甚至说工人欢迎资本家开办工厂，被鲍罗廷斥为“谬误”。共产国际自认为占据世界革命理论制高点，理应率领落后的国民党进入苏俄的“先进”道路，但鲍罗廷也明白他所“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些接受共产国际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90]

总的来说，鲍罗廷对《大会宣言》是满意的，认为它“像是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纲领”。[91]加拉罕也说：“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92]孙中山同样视《大会宣言》为“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93]《大会宣言》在国民党党统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日后“总理遗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党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纲领。

（三）新的建国方针

这次大会重新提出新的建国方针。孙中山在开会词说：“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即是采用新的革命方法，重新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党，进而重建共和。对此，孙中山概括为八个字：“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孙中山认为俄国成功的经验，就是“将党放在国上”，[94]这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制度，中国必须仿效。[95]

“以党治国”的系统理论来自列宁。1919年3月，列宁提出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直接管理制的历史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96]也就是“党在国之上”。这很快成为苏俄“在革命经验中提示‘好方法’”而被孙中山接受。[97]孙中山认为欧美的议会民主弊端极大，主张效仿苏俄实行一党制，由国民党肩负起建国治国的责任，即“以党统政”为“以党治国”的核心。孙认为，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98]而党治国家模式，可使国民党控制中枢，强化秩序。这是孙中山“党在国之上”的政治逻辑。

虽然早在之前，孙中山已产生一党专制思想，但在国民党“联俄”的促进下，“这个理论遂成定制”。[99]1924年1月，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正式确立，并开始付诸实践。

苏俄的“联孙”，是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中国推行苏俄革命模式。鲍罗廷来广州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帮助它制定党的纪律，以便使它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100]鲍果然不辱使命，大会召开第4天，孙中山欲将《建国方略》替代《大会宣言》作为大会提案，但鲍罗廷成功地动员孙中山搁置《建国方略》议案而提交《大会宣言》。罗廷在笔记中写道，“在谈话中我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101]《大会宣言》终于在大会顺利通过。[102]

对此，加拉罕极为满意：“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尊敬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03]加拉罕所谓的“顺从”，是他的小算盘打得如意，国民党《大会宣言》几乎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国民党被纳入共产国际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框架内，如此一来，国民党就被“牢牢抓在手里”。对此，两岸的史学家观点基本一致，郭廷以认为《大会宣言》“与共产国际的主张大致吻合”。[104]杨奎松的评价是：“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105]

孙中山本人是如何看这次改组呢？孙中山自认为，“不是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纲领”。[106]孙中山深信鲍罗廷所说的：“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所有的革命者，都应当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旗帜下进行国民革命。”[107]孙中山认为他的主义不变，只是手段改变。在大会闭幕词中，孙就反复强调：“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108]《中国国民党总章》也对孙中山这一定论作了注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109]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依然是国民党的大法和指导思想。毋庸置疑，在组织和方法上，甚至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孙中山的美式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嫁接了苏式的“革命民权”和“反对帝国主义”等理论。

三、“非言主义，乃言组织”

如何看待孙中山晚年“联俄”策略的选择？

当年受孙中山委托转交苏俄信件的达林就此以为孙“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这显然夸大其词。孙的亲密顾问鲍罗廷就没那么乐观，在鲍看来，孙中山善变。鲍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排比句：“孙中山——共产党人，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孙中山——国民党中派，孙中山——国民党右派。”何以这样说？鲍罗廷这样解释，孙中山有时“比我们共产党还革命”，有时，“他又对美国公使说，美国应当干预中国事务”，“忽而他打电报给俄国说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受列宁学说的影响，忽而，他又对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引者注）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110]一句话，鲍罗廷认为孙中山的政治面目说不清，无法用共产国际惯常的左中右标准划分。

孙中山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没有什么比随机应变更能体现孙中山特有的作风：与任何国家结成同盟都是可能的。[111]孙中山急于与苏俄结盟明显有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联俄”的用意很明确，就是争取苏俄的军事援助以统一全国，这是孙中山联俄的最主要用意。孙中山毫无掩饰地说：“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随时“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112]至于“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113]孙中山认定当前“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势单力薄，唯有借“联俄”以壮大自己。这是孙受时局所迫的一个考量，并非世界观改变。孙中山明确表态，“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14]国民党“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115]孙中山其后的系列演讲中，都屡屡声称，愿以新的方法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有行动的党，以建设国家。孙中山多次强调的只是借用其“方法”和“组织”，属“为我所用”之策略。

国民党正统是如何看孙中山的“联俄”？蒋介石说：“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共产主义可行于中国。”[116]1923年12月，孙中山在邓泽如等呈文中批谕道：“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及后与列强奋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117]就是在“联俄”高潮期间，孙中山也再三表明这一立场。这是“民族主义”说。李云汉则认为，孙中山之“联俄”，“实具有防患与借援二重用意”。[118]“所谓防患，即是防俄，亦即防共。分析言之，可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防止中国疆土——外蒙古——的被俄侵占；二是防止苏俄武力与北方军阀的勾结入侵；三是防止由苏俄移植中国之共产势力的恶性发展”。[119]“联俄”必“容共”，郭恒钰认为，“他（孙中山——引者注）对共产党人不太信任，他的意图是‘以防不测’”，“可以更便于控制他们”。[120]蒋介石的解释更具体：“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绝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121]以上这些“民族主义”说，或“防患”说，都没超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范围。

大陆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是：“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杨奎松语）[122]“对苏式革命道路、苏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他（孙中山——引者注）从根本上持排斥立场，这也是国民党的主要政治倾向”。（李玉贞语）[123]孙中山“既有接受共产国际影响之处，更有其固守不渝的一面”。（王奇生语）[124]这“固守不渝”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孙中山首度公开“联俄”立场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孙、越会谈中，越飞先是以接受共产主义宣传作为苏俄对孙军援的条件，孙没有接受，经过一番商谈，却成为“防止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发展，是中山先生联俄的基本条件”。[125]不仅如此，孙的这一坚持，还必须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表明：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126]

在《宣言》条文中，孙中山最看重第一条，这是孙“固守不渝”的基本原则，越飞不得不作出让步。孙中山宣称他“从未计划，且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127]孙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言下之意，当然是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从历史上看，“中国国情”一直是国民党人抵御共产主义的遁词。

孙中山的坚持与苏俄目的相背离。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制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发展。因此，苏俄对孙的这一坚持显然不满，当年公布《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就删去第一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档案揭秘后才被公布。

国民党“一大”期间，“联俄容共”的“赤色”包装，引起党内对三民主义认知的混乱，孙中山为防止党内思想分裂，遂在广东高师小礼堂作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从一月陆续讲到八月。孙中山反复说明国民党绝不是“赤色”，并以具体事例说明。孙证明落后的中国绝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均贫富，“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128]孙中山详细区分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区别，孙希望大家明白，“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孙中山想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129]

以《共产党宣言》为宗旨的共产国际，以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同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孙中山显然在捍卫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指出中国不可能行马克思暴力革命的“法”。[130]孙中山甚至以贬义的口吻对达林说道，现代文明产品的都市居民是共产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概会被苗族人所接受，因为他们居于山野之中，没被现代文明所感染。[131]孙告诉达林，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不存在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将“阶级斗争”看作社会进化的动力是荒唐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倒果为因”。[132]孙中山反对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实行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手段是错误的，“和平建设”主张才是正确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要在政治上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上的平等。这种做去，方可免除种种阶级斗争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133]

孙中山的这一立场从未改变，这也是《大会宣言》始终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没收”字眼的原因。[134]据戴季陶解释，孙中山是“从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去纠正”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135]正由于苏俄深知孙中山不赞同共产主义，鲍罗廷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俄共政治局专门责成鲍罗廷“绝对不能醉心于向中国灌输共产主义”。[136]鲍罗廷见孙中山时果然就少谈主义，甚至为了安抚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一门哲学，一个理想，目前在中国还远远谈不上。”[137]当时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阶级斗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就是在中共高层，领袖们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也并非一致，如“毛泽东坚决反对以阶级观点对待中国农民，反对提出以一部分农民（无地佃农），对抗另一部分富裕农民的口号”。[138]

虽然孙中山也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一致，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孙中山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139]这个“法”包括用社会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鲍罗廷曾极力鼓动孙中山颁布苏俄式的《土地法令》，并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鲍甚至不等孙做出反应，就提出宣传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孙中山对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归国有方式相当抵触，没有接受鲍的方案，而是颁布了由邹鲁起草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该文件旨在保证“农民业佃双方利益”，[140]这是一种阶级调和方式，以“增进社会和平”。孙中山终究“没有允许鲍氏以其拟议中的《土地法令》在这里制造阶级斗争”，[141]而是采取温和手段，“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这就是孙中山所说“国民党的办法”。[142]

至于民权主义，大会虽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实行“革命民权”，但从实质上看，“从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角度衡量，国民党对于民权主义的解释照旧也还是没有所谓鲜明的阶级性”。[143]

孙中山的建国纲领，仍是“联俄”前宣布的：“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144]孙中山始终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145]孙中山要的是有序的善政，基于“恨”基础上的暴力革命非孙所想。鲍对此失望，认为“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理解，还没达到我们所理解的高度”。[146]因此我们也就不奇怪，列宁早年斥孙的这一思想为“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147]

孙中山借用列宁主义的“以党治国”理论，其实质与苏俄的也有很大区别。国民党改组后，即1924年4月，孙中山发布《建国大纲》，明确规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分别只在军政、训政时期实行，宪政时期则需“还政于民”，藉以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

对于苏俄所标榜的国际主义，孙中山也没有接受。[148]对于苏俄的“世界革命”的理解，孙中山与蒋介石提出的“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的看法不同，[149]孙中山对马林说过，中国和俄国携手可以解放亚洲，但不同意建立类似的第三国际式的组织。孙中山的“世界革命”设想是“民族国际”，其中明确中国要当民族国际组织的“盟主”。[150]即是“我们国民党自己来领导国际的民族革命运动”，在地位上与第三国际对等。[151]

孙中山引俄入室，一开始是在求援的框架内进行，孙信任鲍罗廷，也是将鲍视为苏俄援助的具体帮助者。但施援方意在于“利用广州政府作为在东方推进国民革命的工具”，[152]援助条件是国民党须按照共产国际提出的模式进行改组。而败走上海的孙中山痛定思痛，要完成国民党的建国任务，当务之急是整党，借用列宁主义的组织机制，改造暮气日深、组织松散的国民党。以孙中山的话来说，“非言主义，乃言组织”，[153]这是孙中山“联俄”的最主要动机。

因此，不论是建国纲领，还是历史观，孙中山的立场始终如一，绝非如达林所认为的那样，孙中山就此“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折”。[154]故此，国民党“一大”，远非人们想象的是俄国人完胜，之间伴随着双方利益消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比后人想象的更为丰富。莫斯科希望通过帮助国民党依照列宁主义的路线进行改组，从而控制国民党的设想未能完全实现。这就不难理解，1927 年国共分裂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立即成为共产国际严厉批判的对象。

四、孙中山“联俄”立场之背后

孙中山之所以接受苏俄，是别无选择。1923年3月，孙中山对他的美国朋友弗莱切尔·S·布罗克曼这样说道：

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

布罗克曼问孙中山：“您认为苏维埃是民主的吗？”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道：“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155]孙甚至还坦率说道，“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156]

对孙而言，“联俄”只是他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非独沽一味。从孙中山的思想底色看，他更像是一位倾向自由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达林说，他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通。史扶邻说过：“在文化的及政治的传统上，孙中山确是和英、美而不是与苏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157]就连鲍罗廷也承认孙受美式影响很大，鲍说：“美国精神在他（孙中山——引者注）头脑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谈何容易！”[158]孙对美国的认同使俄国人不快，俄国人眼里的美国人，“是一些向来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和最臭名昭著的虚伪以欺骗其受害者的人”。共产国际力批国民党领导人“亲美并且欢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159]警告他们应该觉醒。

但孙中山不改其亲美本色，就是在确立“联俄”后，孙的目光仍投向美利坚，毕竟“美国是中山先生认识最深，期望最大的国家”。[160]《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孙中山发表另一《和平统一宣言》，暗示将请美国协助中国“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就在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密谈期间，孙中山两次派遣外事顾问陈友仁赴英驻沪总领事馆，与总领事巴尔敦会晤，一来转达孙中山盼与英国交好，愿与香港政府合作之意；二来暗示孙若继续遭受英的敌视将不得不“联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陈友仁对外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161]

2月，孙中山将一份和平建议书递交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介入调节中国纠纷，被华盛顿认为是一份想象出来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而不予考虑。孙中山重回广州后，仍命上海总部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办理和平统一。就是在广州关余交涉失败，对美国期望降到冰点时，“中山先生仍不忘要请美国起而促成中国的和平计划”。[162]孙中山决意奔向苏俄时，仍一步一回头，其投向英美的期盼目光一直未曾收回。

1923年4月，陈友仁再次对外宣布孙的外交政策，继续表示希望得到英、美援助。[163]孙中山对他所期望的结盟者一直敞开大门，不独苏俄。正因如此，苏俄对孙的系列举动深感不安，加快拉拢孙的步伐：5月来电，对孙中山表示愿随时予以必要援助，并派出马林到广州面劝孙改组国民党。8月，派鲍罗廷赴穗出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的最大任务就是力促国民党尽快改组。

同年9月，孙中山与在北京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加拉罕开始直接联系时，孙的美国法律顾问罗尔曼却同时向美国发出两封呼吁信，只是美国国务院对于罗尔曼的呼吁并不重视，照例登记存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广州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地区性政权。孙中山不无痛楚地说：“中国革命从没有得到外国的赞同，每当我们的敌人企图破坏我们党的时候，他们总是帮助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对我们党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能希望从俄国那里得到同情，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那里得到同情。”[164]

尽管如此，次年1月6日，国民党“一大”前夕，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孙中山还是认为这是一次争取美国“主持公道”的极好机会，孙诚恳而明确地告诉舒尔曼， “华人素信任美国，如美国宣告将在上海或其他中立区，召集一和平会议，全国必响应之”。[165]再次要求美国插手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举行大选，恢复中国统一。可惜，舒尔曼认为这个想法实在无足轻重，甚至没将孙的这一意愿报告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认为，孙博士正在制造动乱，反对已被美国承认了的中国政府，加上孙的亲俄倾向，更使美国持不信任态度。

面对美国的冷淡，孙仍天真地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和舒尔曼的谈话，打乱鲍罗廷的计划，鲍罗廷不得不向孙摊牌：你“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呢？还是照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类似美国的代表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166]国民党“一大”期间，虽然通过《大会宣言》，但同时，“孙中山抵制了鲍罗廷要把国民党与苏俄的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牢固地拴在一起的努力”。[167]

在“一大”后期，孙中山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华侨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英国新任首相工党麦克唐纳发贺电，甚至不顾鲍罗廷颜面，称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与其相近，“希望此后英国之对华政策，不复援助军阀与反动派，而能予中国之民治主义与解放运动以自由发展一切机会”。[168]“一大”前夕孙中山也发过电报给麦氏。鲍罗廷对孙的接连举动极为反感，讥孙“对麦克唐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169]

可见，国民党虽已确立了“以俄为师”，也“尚不欲专联苏俄”。[170]对于孙中山来说，“联俄”只是手里多了张可用之牌，但不是唯一选项，孙仍四处顾盼。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发现孙中山凡与苏俄的一些重大交往的节点上，如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酝酿和发表期间，1923年9月17日孙中山首次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通信，1924年1月6日国民党改组前夕，1924年1月28日改组行将结束等重大时刻，孙中山同时都频频加紧和美、英联络，只是多番努力都遭到对方冷落而不了了之。

对此，韦慕庭（C. Martin Wilbur）说：“孙中山期待着美国的援助；但是，十分明显，没有一个美国负责官员考虑过，怎么样帮助孙中山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问题。”[171]孙中山说过：“我们从外交考虑愿意同俄国结成联盟，藉以威胁英、美、日。如果英、美、日改善同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为什么只同俄国结成同盟呢？”[172]事实上，孙中山在国际社会上所能争取到的力量也只有苏俄和共产国际。乔治·布朗森·雷就认为，孙中山由于得不到他所期望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以致被驱赶投入苏维埃俄国的怀抱。[173]例如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两次热烈致电英首相，一直没获回电，这就间接影响到大会期间孙最终下决心接受“反帝”口号。[174]史扶邻对此总结道：“和苏俄结盟，并非孙中山的首要选择。他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与其说是鲍罗庭的个人指导，不如说是列强排斥他所造成的。”[175]毛泽东的话更是一针见血：孙中山是“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176]

孙中山经常重复的名言是：“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177]虽然国民党“一大”确立“以党治国”方策，但孙中山的“基本观点和作风没有改变”。[178]如国民党自称，改组“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事务机关的改组，不是中国国民党主义的更张”。[179]革命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学习，主义上则不作让步，这就是“孙文策略”。[180]即目标不变，但达至目标的手段则可以灵活多变。如《大会宣言》虽然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但在根本原则上没有改变。史扶邻对此定论是：

孙中山虽然表现了十分灵活的运作能力，但对其目标却坚定不移。特别显著的是对其事业开创初期指定的目标，终其一生，从未犹豫不决。在1905—1906年创立同盟会期间他所制定的目标，直至20年后他去世时，实际上都没有丝毫改变。

史扶邻还说：

就孙中山而言，其意向丝毫不容置疑，他从未想过以权力集中替代民主政府，更没有视其为最终目的。他坚持民主政府的特别计划，即五权宪法。他还试图倡导国会制度，建立像瑞士那样的最新式的地方自治政府，再次证明了他醉心民主理想的诚意，甚至在最后遭到挫折而转向苏联的那几年里，他仍然坚定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181]

高华也持类此观点：

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182]

1924年4月，孙中山发布《建国大纲》，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藉以说明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党治”只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推行，一党训政，乃是该党为最终实现民权政治，即宪政而采取的过渡方略。宪政时期，则结束党治，开始民治。成立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一切依宪法行事，总统与国会议员均由人民公举，即是“还政于民”，最终完成中国民主宪政大业。也就是说，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还政于民”，这就又回到孙中山早年的“宪治”理想，以制度化的手段抑制政府权力，这显示出孙中山早期对民主诉求的郑重承诺。孙中山的军政和训政是为了宪政，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终极目标。孙中山临终前说：“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183]我们再反观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大会宣言》、《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重大文件，无一不是以五权宪法作为未来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当时的国民党人将“联俄”形容为“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义不变，治党建军经验不妨借用他人。

吕芳上说过：

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184]

孙中山一直未放弃对苏俄的独立性，孙的许多重要决策都与鲍罗廷的战略相抵触，甚至孙中山后来对苏俄的事业感到忧虑。只是他所认同的美国和英国继续扮演着帝国主义角色，才使孙没有倒退。[185]这是孙中山的自身矛盾。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孙中山将来自美式的三民主义和来自苏式的“党治”理论作嫁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使得国民党具有善变性格。1923年—1927年国民党“联俄”，因苏俄为“一党专政”，国民党也倾向“一党专政”。但到了孙中山的继任者，俄国人“失宠”继而被清除，南京政府与苏断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转向“联美”，国民党因而也有了“民主”、“自治”的倾向。

抗战后，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按照《改进地方自治原则》，1945年底，中华民国全国自治组织已成立者，县市参议会792个，乡镇人民代表会21146个，保民大会246735个，成立临时参议会者计有7省市。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党执政以来，首次依照宪法以差额方式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由具有民意基础的国大代表间接选举。孙中山在《建国大纲》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称：“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大功告成。”[186]

胡适对结束训政有段评论：

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187]

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自己宣告取消一党专政，而愿意和别的政党共同担负政权。这是第一个重要意义。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政是最后境界。[188]

这一评价实属中肯。

“中国没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孙中山那样一直易受外部影响，日本为他提供了迅速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先例；英国和美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俄国则提供了组织方法”。[189]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后现代国家，其社会发展几乎都受到外部影响。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漂移”特质，也可说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陈寅恪曾批评建制后的人民共和国不应向苏“一边倒”，而应“效唐高祖臣事突厥，籍其援以成事建国”。[190]借其力而成事，在这方面，孙早已先行一步。

李杨：研究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注释：

[1]郑则民：《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产生与历史作用》，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秦兴洪：《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确立过程的探讨》，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2][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3]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4]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67、74页。

[5]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验”》，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6]一卒：《新俄祸》，载《醒狮》第40号，1925年7月11日。

[7]《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答覆牒》，载《民国日报》、《上海时报》1920年4月12日。

[8]瞿秋白：《国民运动中之阶级分化》，载《新青年》第14卷第3期，第309页。

[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

[10]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8页。

[11]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2]《“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财新网，http://culture.caixin.com/2011-09-28/100310858.html，2011年09月28日访问。

[1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14]《消息报》1923年2月26日。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15][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6]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7页。

[17]马林：《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1921年7月7日至10月9日），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67页。

[18]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8页。

[19]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48页。

[20]《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页。

[21]苏联外交部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卷，第730页。译文见薛衔天、李玉贞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

[22]苏联外交部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卷，第730页。译文见薛衔天、李玉贞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4页。

[23]《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4页。

[24]邓家彦：《马丁谒总理实记》，载《革命文献》第9辑，第204～205页。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9页。

[25]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26]马科森：《转变中的东方：孙中山和中国南部》，第101～102页。转引自[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27][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

[28][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丘权政、符致兴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页。

[29][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31]罗家伦、黄季陆（编）：《国父年谱》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927页。

[3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33][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11页。

[34]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7页。

[35][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38页。

[3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82页。

[37]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44页。

[38]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载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1页。

[39][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159～160页。转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29页。

[40]参见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41]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4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29页。

[43]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载《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7～268页。

[44]【美】莉迪亚．霍罗布尼奇：《米哈伊尔.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纽约，1979年，第275页。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45]【苏】卡尔图诺娃：《加仑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29页。

[46]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2～162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编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94～599页。

[47]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42页。

[48]参见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第37页。

[49]《加拉罕给齐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

[5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 13 页。

[51][俄]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莫斯科，1999年版，第54页。转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册，第132页。

[52]见《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53]参见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第32页。

[54]《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75页。

[55]《加拉罕给齐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1～412页。

[56]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29页。

[57]《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75页。

[58]《孙中山全集》第9卷，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33页。

[59] 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60]《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

[61]参见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62]《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43、347～348页。

[63]《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1日。

[64][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28页。

[65]陈三井：《中山先生与美国》，台北：学生书局2005年版，第48页。

[66]《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关于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1925年2月5日），载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67]《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致唁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之死》（1925年3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第402页。

[68]梁启超：《与梁令娴等书》（1927年5月5日），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7～1128页。

[69]李琯卿：《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于今日中国》，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

[70]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0页。

[7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3～714页。参见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第182页。

[72][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73]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载《晨报》1925年10月27日。

[7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356页。

[75]吕方上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6～497页。

[7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356页。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第80页。

[78]《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7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67页。

[80]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13页。

[81][美]布鲁斯·埃莱曼：《1925—1930莫斯科与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兴起：南昌起义与红色军队的诞生》，转引自陈鹤等：《二00九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82]见《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

[83][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84]吕方上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7页。

[85]胡汉民：《三民主义的精神》，见《胡汉民先生文集》（第四册），党史会编印，1978年，第1305页。

[8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页。

[87]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87页。

[88]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台北，1981年版，第376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21页。

[8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22页。

[90]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30页。

[91]《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1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页。

[92]《加拉罕给齐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0页。

[93]刘芦隐：《CP的反共与反共的CP》，载《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5、6期合刊。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246页。

[9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95][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44页。

[96]《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3页。

[97]《国父全集》第2册，第565页。转引自吕方上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9页。

[98]孙中山：《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5日），载《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中央党史会1973年版，第873页。

[99]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4页。

[100]《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1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60页。

[101]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74页。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

[102][英]方万德：《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胡允桓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1页。

[103]《加拉罕致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37页。转引自李玉贞：《莫斯科与黄埔军校的建立》，载广州近代史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10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363页。

[105]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0页。

[10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32页。

[107]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伦敦，1930年，第159页。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10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8页。

[10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52页。

[110]《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52～353页。

[111]参见[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22页。

[1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113]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114]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页。

[115]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

[116]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35页。

[117]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编）：《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1927年9月。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195页。

[11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191页。

[119]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192页。

[120]《共产主义在中国》，第64页，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5页。

[121]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25页。

[12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1页。

[123]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46页。

[124]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第35页。

[125]吕方上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9页。

[126]《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127]《国父年谱》下册，第704页。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16页。

[12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94页。

[129]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2页。

[13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94页。

[131] Dalin “Vliki povorot ,”第263-264页，转引自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 国共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76页。

[132]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199页。

[13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0～71页。

[134]《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75页。

[135]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简笙簧、侯坤宏（编著）：《戴传贤与现代中国》，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211页。

[13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转引自[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重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77页。

[137]斯宾士：《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920-1980》，【美】利特尔和布朗公司，1969年，第196页。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138] [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3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0页。

[140]孙中山：《批邓泽如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141]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14页。

[14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8～390页。

[143]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30页。

[14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组党），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8～309页。

[145]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10页。

[14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63页。

[147]李玉贞：《列宁为何要严厉批评孙中山——俄罗斯档案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之一）》，载《世纪》2012年第1期。

[148]参见吕方上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492页。

[149]《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150]李玉贞：《莫斯科与黄埔军校的建立》，载广州近代史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第221页。

[15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239页。

[152]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0页。

[153]《国父全集》第5集，第559页。

[154][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

[155][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89页。

[156]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99页。

[157][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22页。

[158]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修订本），台北：商务印书馆20022009年版，第108页。

[159] 《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伦敦哈默史密斯书局，1970年，第149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160]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501页。

[161][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22页。

[162]吕方上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502页。

[163]3月，梁士诒在香港代孙向英借款。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362页。

[164] 《孙中山对一份控告中国共产党弹劾书的批注》，（1923年12月），见《共产主义在中国》，第64页。

[165]《国父全集》第4集，第526页。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209页。

[166]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74页。转引自向青等著：《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第108页。

[167][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30页。

[16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63页。

[169]《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53页。

[17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362页。

[171][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09页。

[172]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第1期（1947年12月），第53页。

[173][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74页。

[174]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229页。

[175][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31页。

[176]《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9页。

[177]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会词》，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8页。

[178][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31页。

[179]《中国国民党改组号》，载《民国日报》1924年1月1日。

[180]吴相湘：《“孙文策略”被曲解了——国父广州蒙难后严正声明》，载《中国时报》民国69年（1980年）11月11日，副刊。

[181][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91～492页。

[182]高华：《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载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32页。

[184]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508～509页。

[185]参见[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23、437页。

[186]《民国日报》1924年4月12日。

[18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9页。

[18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962页。

[189][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42页。

[190]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60页。

（原文刊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