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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硕士阶段起我就跟张芝联先生做法国革命史研究，一直做到博士毕业。我为什么关注法国大革命这个题目呢？主要是因为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看到过当时发生的那些事，读法国革命史有似曾相识之感，尤其是法国革命中也发生过文化革命，也有过红色恐怖等等，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觉得研究法国革命史可能有助于认识我们的现实生活。
法国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民主化的新时代。实际上法国革命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为什么？因为法国革命的目标是要在全球实现政治民主化，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法国革命就没有结束。法国革命里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许多课题都是从法国革命当中萌生的，现代性、现代文明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到法国革命当中去追根溯源。法国革命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非常经典。它出版于1856年，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一些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出版，但托克维尔另辟蹊径，他不做编年史叙述，而是把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把思想和历史结合起来，做了这么一个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创新。
这本书的学术意义非常重大，全世界相关领域里的学者都非常关注它，尤其在欧美。但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是非常晚的事情了，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大概和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潮盛行有关。前苏联史学界就批评托克维尔太右，旧贵族习气太重，他的确也是个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就像我的导师张芝联先生在序言里所说的，这本书出版一百三十五年后才传到中国，真是委屈了这本经典著作。
最近这本书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畅销。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本书读起来比较枯燥，不大容易读懂。的确，这本书学术性很强，对于那些不是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可能真有点麻烦，所以专业学者有必要做一些导读性的工作。
为什么人们现在特别关注这本书？有人说这本书特别像在说中国的事情。说实话，我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也很兴奋，觉得这本书怎么这么贴近我们的现实。最近我还参加过一个讨论会，一个关于革命问题的讨论会，发现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焦虑，感到当下中国将走向何处、若干年后将会发生什么，很不确定。所以国人今天对这本书的热读，并非偶然，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某种需要。作为学者，我在这里只能着重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对这本书做一个初浅的介绍，但愿这种谈论也能为人们对它的解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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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名气很大，但写的书不多，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也就是三部。第一部是《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1840年出版。然后是《1848年革命回忆录》，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直到1893年才出版，那时他都去世34年了。为什么当时不能出版？因为他在书里骂了一些人，当时政坛上的一些名人，革命失败了，他觉得这些人有责任。托克维尔其实是个性情中人，情急之下难免要骂人，所以当时不好出版。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直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著作。
托克维尔终生关注的是法国的问题，当然他也有超出国界的那种世界主义的关怀，但他首先是个爱国者，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总在思考法国的问题。但他觉得光研究法国不行，必须要和其他的国家做比较，主要应和美国、英国和德国作比较。但是无论研究什么，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在他的思维和作品当中，这就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当中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
托克维尔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是贵族出身，因此对个人的独立自由特别关注、特别热爱。但是他也不反对民主，而且对民主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因为他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民主是时代大潮，而且民主的确也比封建时代那种不民主、不平等的情况更好、更符合人性一些，走向民主是一种进步。但是走向民主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人人平等，这会让个人的自由陷入危险。他从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危险。他发现，在美国，民主和个人自由好像也有矛盾，但这个矛盾获得了较好的解决，所以他就先去研究美国了。
《论美国的民主》指出，美国在建设民主社会方面相当成功，自由与平等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协调，个人自由因而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障。但是他也感到新大陆这个经验要在旧大陆推行可能会非常困难。他回国以后亲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这场革命主要就是要推进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解决法国大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然而这段革命经历证实了他的预感：要在欧洲建立美国式民主非常非常困难。因此他就有点悲观失望，也有点气急败坏，以至于写《回忆录》时，对1848年的革命者们说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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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托克维尔写出了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其实只是他的大革命史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后面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拿破仑帝国垮台，可惜天不假年，后续部分他没能写出来，只留下一些片段性的笔记，后来被人们作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编进了他的全集。我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探讨1848年法国民主试验失败的历史原因。他觉得1848年革命失败的根源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这两个革命在政治文化上是非常一致的，其实1848年革命的政治文化，或者说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是从1789年革命继承过来的，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没能成功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也完全是这种政治文化的罪过。那么大革命政治文化又是怎么来的呢？他觉得还得再往前追溯，首先得追溯到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去，而所谓“旧制度”，也就是大革命之前法国存在过几百年的一种被称作“绝对君主制”的专制政治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造就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
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特有的那种狂暴性、狂想性的原因。实际上托克维尔想说的是，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特别追求的是平等价值的实现，为了追求平等人们不惜牺牲个人自由。这种理念也是卢梭提出过的一种说法，近乎愤激之语。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特别痛恨不平等，为了消灭不平等哪怕破坏自由都在所不惜，这的确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托克维尔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法国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这样他就首次指出了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往人们都觉得法国大革命是和旧制度、旧传统的决裂，和旧制度文明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托克维尔说不是的，这里面有延续性，而且延续性还非常强。这是托克维尔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由此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新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要在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或者说事实和思想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有关法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一，所有国家都有旧制度的问题，不光法国才有，那么为什么法国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摧毁这些东西，为什么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第二，路易十六时期是王朝最繁荣的时期，革命一般是在人们穷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发生，可是法国革命恰恰是在它最繁荣的时候爆发的，这是怎么回事？第三，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法国封建特权究竟为什么那么招人愤恨？第四，为什么18世纪法国文人会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治人物？在启蒙运动时期也是这样，文学家承担政治功能，对社会产生了许多政治上的影响，而文学家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训练，可是他们却偏要去干预政治，结果把法国搞得一团糟，搞得非常激进，非常激越、浪漫，导致法国革命的空想性和严重的破坏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深刻的问题，这里我们暂且不谈。
托克维尔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示了一种高超的学术洞察力。而一个学者能不能提出好的问题往往是学者能不能成功的关键，托克维尔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决定了托克维尔这本书的不朽性。因为就像这个书的编者梅耶说的：有些书出了不长时间就过时了，但有些书不会过时，它们永垂不朽，像维柯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些书是会永葆青春的。的确，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法国，这些事情在哪个国家都可能发生，因为它折射的是人性的某些共同特点，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所以能在今天的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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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当中有三个跟我们现实生活特别有关联性，有助于我们去认识现实的中国。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第二编第一章中提出的：为什么革命不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农民受苛政折磨最厉害的地方爆发，反而在人们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的确，法国在13、14世纪的时候就废除农奴制。可是由于发展不平衡，中欧、东欧的情况显示出和西欧某种相反的发展趋势，西欧这边废除农奴制之后，东边的欧洲反而出现了所谓的“农奴制再版”，那里的农民越来越失去自由，受到的压迫越来越重。法国的东邻各国如普鲁士、奥地利、波兰等等，到18世纪末还盛行农奴制，农奴起码每个星期要给奴隶主白干三天活，另外还要交其他一些捐税等等，生活很悲惨。
于是托克维尔就问了，为什么农民处境这么惨的地方不发生革命，而农民生活比较好的法国却发生了革命。托克维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解释，但我感到他的解释并没有到位。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当时人们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触及到。托克维尔说在旧制度苛政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无法忍受，这好像是说人的心灵或主观情感有一种特点，压迫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因为习惯了而觉得不怎么样，一旦压迫变轻了大家就有了期待，就对任何压迫都难以容忍了。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给人的感觉是有些空洞，解释力不强。
事实上托克维尔在这里明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或者说他当时对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这个事实就是，在大革命前的三十多年中，发生过两个“反动”：一个叫“贵族反动”，一个叫“领主反动”。所谓贵族反动就是贵族试图在政治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些旧特权，重新把第三等级排斥到政权之外。因为在16、17世纪的时候，法国王权在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抑制传统的地方贵族势力，所以需要组织军队和一些官僚机构，那么就需要钱，钱哪里来？这就需要资产阶级或者第三等级的上层人士（工商业者等等）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过得不错，因为国王需要笼络他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以前没有的升迁渠道。当时的资产阶级无论是通过购买官职或者建功立业，还是通过获取土地，都可以成为贵族，获得贵族的头衔。这个情况对当时资产阶级起了很好的安抚作用，所以他们少有造反意识。
但是情况到18世纪末突然发生了变化，就是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年中发生了变化，那时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财富上此消彼长的趋势越发明显，贵族陷入了贫困化，很多人濒临破产，可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强烈地要求恢复传统的封建权力。就出现了所谓的“贵族反动”，表现在政治上这些贵族要求重新垄断国家、教会和军队的所有重要权位，比如，路易十四时期平民可以通过花钱买个贵族爵位或官职，而现在贵族控制的高等法院就规定，今后平民要买个高官至少祖上得有四位贵族才有资格。1781年还有个国王敕令，规定军队中只有三代都是贵族的人才能当军官，第三等级分子只能做士官，等等。
另外还发生一个“领主反动”，指的是破落的乡居贵族要求恢复过去的生活水平。托克维尔在书里面也说到了类似的情况，说旧制度时代的一些贵族虽然还住在农村里，但他们已经没有过去的政治管理权了，许多经济上的封建权利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年代久远而被销蚀了，一般只享受某些免税特权、社会荣誉等，是所谓第一居民。而现在他们提出要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种种封建权利，主要是各种税费，以摆脱他们经济上的困境。结果，一些早已废弃的旧封建法规又重新生效，已经被遗忘好几代的封建税费又被发掘出来，并且要农民不折不扣地缴纳。
这两种“反动”完全背离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因为18世纪正是启蒙时代，启蒙运动如火如荼，自由平等思想已深入人心，可就在这个时候贵族们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说这个时候法国最令人愤恨的就是这种封建势力复辟的问题：情况本来已经改善了，突然那些特权等级、贵族势力要把已经给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好处再收回来，这样就很危险。
我觉得从这段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开倒车肯定会激起众怒，酿成革命。第二，特权阶级在行将灭亡的时候，会以某种疯狂的劲头拼死维护他们的特权，但是这种维护只能是一种垂死挣扎，后果很严重，它会引发大革命，而大革命不但会毁灭这个特权等级本身，也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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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托克维尔在书的第三编第四章提出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章是恐怕是最能引起今日国人关注的一章。托克维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关键是王权政府在肆意胡作非为，它不断刺激全民族的发展欲望，又不断阻挠这种欲望的满足。这就非常危险，因为时过境迁，三十年前对同样的痛苦能逆来顺受的人们现在已无法忍受了。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似乎没有做出任何直接的解释。但他的解释隐藏在他所叙述的一些事实当中，比如他说到当时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迹象都表明，人口在增加，财富增加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趋势。北美战争就是当时法国倾其所有去援美抗英帮助闹独立，结果美国胜利了，法国国库空了。国家虽然因为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致富，他们变得更加勤奋，更富有事业心，也更有创造性。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呢？很明显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企业家们。大繁荣使他们的经济实力空前壮大，他们的腰杆也从未有过地硬朗，当然财大气也粗了。同时老百姓对不平等的不满也变得更加强烈，再也不愿逆来顺受。大繁荣带来中产阶级经济力量增长，而这个时候还出现了“贵族反动”和“领主反动”，要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玩火自焚了。此外，托克维尔在多处强调的由王朝政府行政集权造成的公民政治自由的丧失，也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市民社会缺乏政治自由，王权政府的所有胡作非为都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抑制或纠正，结果只能任由政府在错误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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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就是“文学政治”的问题，那是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第三编第一章提出来的。托克维尔问道：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我觉得托克维尔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有的暴烈性或者空想性的文化根源，他觉得法国革命之所以那么暴烈或者充满空想，主要是因为文人或文学家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文人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导致“文学政治”在法国大行其道。所谓“文学政治”指的就是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充当了政治领袖，而它的发生主要也是因为旧制度下政治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言论自由的缺乏。
旧制度的政体是绝对君主制，这种政体带有很强的专制性，有秘密警察，有书报检查制度，凡是跟天主教意识形态不符或批评政府的言论通通被压制，相关的著作要被焚烧，写这些书的人也会被送进监狱或被课以罚款，总之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同时旧制度时代的国家政治本质上还是贵族政治，以国王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权，政治生活基本上仍是特权等级的禁脔。尽管强势的国王如路易十四会把对他有威胁的许多贵族分子的实权夺走以加强中央集权，但一有机会那些贵族分子就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传统权力夺回去，而平民阶级即第三等级虽然在绝对君主制时代也能涉足政坛，甚至位极人臣，但这些幸运的第三等级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第三等级从整体上看还是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他们无权参政也无权议政，尽管他们特别关心政治，因为政治与他们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他们当中不少人家产殷实，闲暇很多，因而饱读诗书富于教养，但他们的才能只能往与政治无关的领域里发展，而法国人又是一个天性爱好文学的富于浪漫精神的民族，所以第三等级里文才好的知识人颇多。这些文人总对政治问题感兴趣，而由于政府管理不善，问题极多，他们也有极强的批评朝政的欲望。可是他们有话又不能公开说，怎么办呢？就只好借助文学用曲笔来表达了，于是18世纪法国政治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讽刺诗文特别流行，伏尔泰就是靠写这种东西起家的，结果法国的文人们就靠文学赢得了公众，成为舆论界的领袖。民众的革命情绪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文学作品煽起来的。及至大革命爆发，民众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公众推为政治领袖。可他们是一群只懂文学、不懂政治、毫无政治经验的领袖，只会用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文学语言来说话，“文学政治”就这么来了，大革命不切实际的空想性和暴烈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托克维尔在这里实际上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公共自由或者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对于预防暴力革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特别提到，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很奇怪，舆论界没有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讨论，人们的头脑里面根本就没有暴力革命这个概念，而实际上暴力革命在法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但是人们从不去讨论它。托克维尔说，如果允许大家去自由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对社会不断地产生某种刺激或警醒的作用。有没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在他看来对社会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18世纪末就要落入深渊的法国社会却丝毫听不到这样的警告，因而毫无危机感。托克维尔说这个话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言论自由不仅可以防止反叛意识潜入文学，从而防止浪漫的文学家成为危险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有一种预警功能，有助于阻止不可收拾的大动乱发生。
总而言之，我感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就在民主化或现代化时代如何避免革命的问题，主要说了这样两点意思：一是特权集团不可刻意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二是中央政府不可肆意压制公民的政治自由。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点理解，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