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现代历史上指点江山的人物。他们一生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征途中不懈奋斗，谱写了辉煌篇章。
天安门城楼上两位“一大”代表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民主街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清末秀才。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今属韶山市)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7月，他俩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同时从各自的家乡来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董必武36岁，毛泽东只有28岁，正好是出席会议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书生气的毛泽东被大会推举为书记员，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上海到南湖，他们同舟共济，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共同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共一大闭幕后，董必武回到武汉，以武汉中学、湖北一师等校为阵地，发展党员，培养革命干部，建立党的组织，在湖北大地传播革命火种。毛泽东回到长沙，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筹建党的地方组织，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党的一大会议后，这13名代表在后来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各自有了不同的去向，有三种不同的归宿：有的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了解救全中国而奋斗终身；有的在革命工作中病故；有的脱离党组织，与人民为敌，成为可耻的叛徒。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携手走过近60个春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董必武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董必武就站在毛泽东的身旁，接受全世界的巡礼。28年后出现在这划时代场面的“一大”代表仅仅他们两位。
大革命运动中“两湖”的核心领导人物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和毛泽东分别是湖北和湖南地区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在两省和全国都很有声望。人称“南陈北李，两湖毛董”。这期间，董必武在湖北放手发动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12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的形势，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在武昌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董必武的大力支持。12月15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拨经费16000元。会后，又函请“湖北政务委员会”拨前“私立政法学校”为农讲所校址，董必武亲自为农民运动讲习所选送学员。由于董必武的全力支持，才冲破了蒋介石的阻挠，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能在1927年3月按期开学。董必武还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专题报告。
1927年3月15日，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提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施行。董必武在会上说：“湖北的惩治条例系根据湖南已行之惩治条例，足以维护农民运动。因为土豪劣绅之犯罪，为普通法律所不能及，应从速颁布。”毛泽东在会上坚决支持董必武提出的议案，他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的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董必武和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推动了湖北、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谴责和声讨。董必武同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起共40人，联名通电讨蒋，指出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毛泽东对董必武领导的农民运动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4月24日，麻城的土豪劣绅在县城制造惨案，董必武得知后马上主持召开省政府、省农协、省党部负责人联系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及时向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讲了上述情况，毛泽东立即组织了300名学生军，开赴麻城，援助自卫军。同时令黄安警备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会剿”，将围攻麻城的红枪会全部击溃。
对革命敌友和武装斗争两人不谋而合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早在4个多月前，即1925年7月中旬，董必武在主持起草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友？谁是我们的敌？”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分析。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单纯依靠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斗争策略是行不通了，但又一直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1927年4月4日，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的重要演讲，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的理论，与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相互理解支持两人携手走完长征路
1932年9月，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此时正是毛泽东受打击与排挤、处境最艰难的时期。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心灵受到莫大的慰藉。
1934年10月，48岁的董必武和40岁的毛泽东都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同年12月，中央红军在渡湘江前后，毛泽东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讨论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下决心轻装前进，要改变原定计划，避开敌人的圈套，西人贵州。毛泽东将这些想法告诉董必武等“四老”，得到董必武等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及中央军委多数干部和董必武等“四老”的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正式肯定了毛泽东指出的红军行动方向的正确性，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开始扭转危局。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了庆贺这次盛会，董必武摆了一桌酒席，特意请来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和谢觉哉、林伯渠等开怀畅饮。
长征开始时，董必武被分配在总卫生部妇女队担任队长，每天要带着一批妇女干部、病号，60副担架进行长征。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产，董必武亲自安排和照顾。毛泽东亦十分关心董必武，在黎平就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夫子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这样董必武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董必武担任抗大四大队政治委员，他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办抗大的指导思想，把政治教育、改造思想放在首位，并经常请毛泽东等为学员讲课，共同培养抗日干部。
董必武比毛泽东大8岁，从延安时起毛泽东就尊敬地称董必武为兄，后来党内统一尊称其为董老。
国民参政会两人里应外合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殚精竭虑，日夜筹谋，领导南方局及全体工作人员，坚定沉着、机智灵活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攻势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当局扣押《新华日报》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的社论和中共纪念七七抗战6周年的宣言不许发表，并派出大批警宪特务包围红岩村、曾家岩等中共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报馆工作人员在重庆的住地，公开进行跟踪监视。董必武亲自部署或直接出面，无畏而又巧妙地冲破重重阻隔，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广泛地向国际友人和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秘密通报国民党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和国民党当局对重庆一切正当活动采取的非法封杀行为，向国民党进步人士进行交涉，向苏、美、英等外国使馆、各国报馆及其他各方著名人士秘密发送相关材料，要求制止国民党当局挑动新的内战，重申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方针，表达中共切盼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以利团结抗战到底的诚意。
这些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展开的准备军事反击的斗争，对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停止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起了重大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7月13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称赞董必武的工作很得力，并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这次反共高潮被迫停止不久，国民党在重庆操纵召开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企图通过和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反共决议。这时，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又只有董必武一人。因已听说国民党顽固派想利用这次会通过反共决议，董必武便决定不出席，以示抵制。开会前夕，国民党派其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前往敦劝，声明决没有利用会议反共的意图。董必武请示中共中央，毛泽东电示报到出席后相机处理。开会时，面对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利用作军事报告之机，突然袭击，百般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指责中共及领导的抗日军队不遵守军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与国民党军队磨擦，任意发行货币，扰乱金融，又在西北地区大种鸦片，破坏禁政等等，董必武按会场规则当场质问，严厉批驳，有理有据，非国民党参政员频频点头，何应钦听后面红耳赤，色沮神慌，不能对答。董必武批驳完后。又针对国民党CC派参政员违反会议规则，无理叫嚣起哄，愤然退出。
董必武和毛泽东作为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主要代表。成功地利用这一合法讲坛，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既维护了国共团结，又打击了顽固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发展了进步势力，扩大了党的宣传和影响，积极配合了我党中央同国民党的整个斗争部署。
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广泛地开展交朋友的工作，1944年元旦，毛泽东批准给董必武提前祝贺60大寿。中共中央贺寿电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电文说：“……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董必武始终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出了谢寿电：“……抗战以来，特别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感到无尚光荣。……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无论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应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向党中央汇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和自己在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董必武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处理党与政权关系毛泽东支持董必武
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于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批评了那种“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错误做法，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多次就民主建政的问题与毛泽东进行商榷，探讨民主建政的步骤与方法等重大问题，并达成共识。1951年10月18日，身为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针对华东局指示各地党委直接去做县乡建政工作的典型试验，写信给毛主席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11月，他又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董必武指出的这些原则当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董必武致信饶漱石后，毛泽东12月4日复信给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董必武信件内容的肯定与赞赏。
毛泽东两次提议董必武担任代总理和代主席
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提议：“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再发表。”这封电文，凝集了毛泽东对董必武的厚爱和信任！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心力交瘁，周恩来又病重，国难思贤。1972年2月下旬，毛泽东毅然请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治理国政，支撑危局。充分说明董必武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人。
诗坛上两人结为挚友
董必武和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经常写诗、和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董老一生写了近800题1300首旧体诗，写给毛主席的诗就有：《奉和毛主席读报有感七律一首》、《再为长句奉和毛主席诗韵》、《奉和毛主席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三日读报有感韵》、《恭祝毛主席七十晋一诞辰》等。在家庭他勉励夫人何莲芝学习毛著见精神，“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羽儿“毛选诸篇读尚勤”等，这些诗篇包含董老对主席的深情与尊重。董老的诗朴茂平实，言简意赅，律切精深，情深意远，深得毛泽东同志赞赏。毛泽东本来对杜诗不甚喜爱，但对董老的作品颇为关注，他曾向陈毅建议：“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诗，可向他们请教。”“董老善五律”是诗人毛泽东对董必武诗歌的中肯评价。
1961年，董必武应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要求，请毛泽东重写《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写好后附信一封致董必武：“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战友情深，跃然纸上。
1975年4月2日，与毛泽东并肩战斗将近60春秋的董必武先他而去，毛泽东知道后，悲痛得断食断饮，整整放了一天张元干《贺新郎》的录音，时儿躺下听，时儿用手击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毛泽东在人生的暮年，感怀董必武的离世，有“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无助，感叹“人情易老”，心情“悲难诉”。还把原词中“更南浦、送君去”更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诗中高度评价了董必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更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同时回忆了他们在上海同盟建党、南湖同舟共济、长征同甘共苦、抗战同仇敌忾、建国同心同德的艰苦岁月。
相知亦有分歧时
建国以后，董必武和毛泽东分别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核心，在亲密合作、相互配合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
关于“群众运动”。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称赞“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时，董必武就正确地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过去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法律”。1956年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在肯定群众运动成绩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副作用，他说：“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
可是，好景不长，到1957年形势发生了逆转。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使得“左”倾思想在党内又占据统治地位，也使得以群众运动为特征的人治主张在党内又占了上风。1958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湖北等地视察时指出：“发展钢铁生产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关于“大跃进”。“大跃进”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左”的重大失误。在“大跃进”浪潮中，司法工作中也提出了苦干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等空想口号；审判工作要做到“几满意”，就是“党委满意，公安、检察机关满意，当事人、群众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满意”；在跃进措施上，提出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联合办案，等等。董必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政治家和法学家的独特眼光，以长期从事政治法律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来观察“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4月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上，谈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意见，旗帜鲜明地对“几无”、“几满意”口号和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等左的错误口号和做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
关于“人治”与“法治”。1958年6至8月，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对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主张进行了不点名的错误批判。这次错误批判，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借评论司法、公安会议，发表谈话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4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
后来，毛主席更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于是，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从此中断，董必武的法治思想从此淹没无闻。为此，董必武感到十分痛心，在万般无奈下，他先后两次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辞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其后，毛主席和党中央虽然没有接受董必武辞职请求，但后来变换了他的工作，决定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对毛泽东晚年搞家长制、一言堂有些看法，因此有一段时间，凡有人请他题字，他就题写“群言堂”三个字。
董必武和毛泽东从相识到相知，携手走完了人生旅程，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爱戴。他们共同走过了一个世纪，矗立起两座丰碑。
来源: 《党史天地》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