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迈尔:我们需要复兴马克思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1 次 更新时间:2013-02-16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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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迈尔  

除了担心投资额度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增长会导致经济泡沫外,资本主义似乎对政治、媒体、保守刊物上名副其实的文艺革命和科学领域中的哲理之风并不感到害怕。资本主义整体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人们早在 8世纪末就开始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产生大量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又反复被人们所遗忘。因此,人们并没有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甚至在每一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的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其稳定性也在增加。资本主义从人们对自己的批判中逐渐强化自身,找到了对抗危机和批判的方法,而且每次危机越严重,批判越激烈,它就越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应对危机和批判。许多人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服用凯恩斯主义这一“解毒剂”,并作为胜利者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冷战的几十年中,他们力图轻易地、尽可能地在实践和每一次理论争论中战胜自己最初的敌人———共产主义及它的空想的“无危机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在过去,共产主义的存在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危机,而且它自身就是危机。在每一次基础性、实用性的批判浪潮中,资本主义一直很好地存在着,尽管这些浪潮始终没有完全退去,资本主义自身也一直处在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之中,但在每一次短暂的反悔和自责之后,资本主义又用每次危机中找到的新方法为自己赢得了正直和负责任的名声。对资本主义和当代众多神话般的批判,具体会涉及到很多人,但他们都以这世界上毫无争议、独一无二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伟大人物———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

最近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让人感到厌恶,这次危机同资本主义过去的大多数经济危机相比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更加污秽下流、阴险狡诈,因此也有更大的潜能制造矛盾和对立。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次危机在科学、新闻和政治领域一些基本原则上,掀起了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批判。之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曾艰难地渡过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大失败后的 20 年,但如今这种批判除了在概念上,还在方法上又一次复兴了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并不是宗派主义者,而是享有盛誉的社会科学家,他正好发现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即政治理论史上最新审判方法的到来。伊格尔顿的批判几乎涉及所有之前 150 年中反对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他的著作也逐条批驳了他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各个方面作了辩护。尽管我们并不认识马克思本人,但根据其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可以认为马克思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时代的“诊断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万能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范围讨论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之中。

“摇摆运动”的倒退

毋庸置疑,目前我们可以从原则上重新梳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看问题的基点是,这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市场信奉者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已经彻底失败。那么,这些批判能不能进行以及怎样进行下去? 我们必须在批判性检验的思想中进行批判。马克思的理论能为这种批判作些什么贡献呢? 在过去的 30 年里,人们不断尝试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原则。在社会科学、新闻媒体和政治领域,人们在有关社会现状和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中,不断提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迄今为止,不考虑那些最小的半秘密组织和宗派主义者,这些尝试都是失败的。因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已承认如下现实,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嵌入全面的福利制度,运用政治、经济的调节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并通过缓和两极化的阶级对立,极大地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曾在整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和批判,最终在纸上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但如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左右着现代社会中的一切。

不过,上述现实如今已经变得腐朽脆弱,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衰退让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资本家控制的金融市场和上述政治性嵌入的主要部分都显露出令人厌恶的一面。可以这么说,上述现实的“形式”已无法有效掩盖资本主义“恶的内容”,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所“驯养”的令人自豪、温顺的“宠物”已经挣脱了自己的“项圈”,变成了失去理智的“野兽”。德国社会学家和科隆马克斯·普兰克社会研究所所长施特雷克( Wolfgang Streeck) 曾在《新左翼评论》第 71 期发表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文中,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只有在民主制度控制下成为世界中心时,才更具现实性,才能在科学和政治领域的讨论中作为分析性理念被重新运用。因此,我们要明确我们的批判对象。早在 1944 年,波兰尼( Karl Polanyi) 就反复描绘了国家在保护性社会逻辑和扩张性资本逻辑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摇摆———前者即福利国家开支、充分就业和民主制度控制; 后者指市场和资本利益统治着全球数以万计的民众,使社会合作运动失败、民众安全感逐渐消失。这一运动在过去是如何产生的? 显而易见,是通过同时在自身中起作用的三个重要因素: ( 1) 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不受控制的冲突;( 2) 市场的全球化掌握了现实权力,成为资本主义的存在理由,社会—政治力量的逐渐衰落; ( 3)针对浩大的市场洪流建立社会防御机制。但如今上述因素的重要性都在下降,民主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间的激烈竞争已经结束,这也为以下历史事实提供了更明确的证据,即资本主义不再拥有成为“历史胜利者”的雄心,原则上重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一再产生。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一制度始终以人们的信赖为基础( 除了美国之外,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信赖轨迹始终是从刚开始的自信到后来的缄默) : 社会福利制度、民众收入和安全性等因素看似都反对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它不可克服的不平等性。人们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因为人们恐惧马克思预言的实现,即无论是否通过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最终都会被革命所推翻。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共识最终接受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在这一制度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为实现马克思的预言作了大量准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现实至少已经掀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这些批判是典型的马克思理想的实体化,是在辩证倒转( Verkehrung) 中的批判。有关工人运动的两次历史性评价带着巨大的道德爆炸力,使工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完全拥有自己的民主之翼: 资本主义和劳动的社会利益互不相容。因此,对工人来说,原则性的选择就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们思想的重心和细节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化,这在今天还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残余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中玩火

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被它的敌人们所蔑视,同时马克思主义论述在新时期不断地被增强,这样的事实并不让人们感到惊讶。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社会民主主义就已向资本主义妥协,但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一举动显得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基本原则和制度性的历史选择中具有现实威胁性。工人运动特有的“羽翼”———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实现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相反的事业。民主资本主义的“出生证”从原则上合法地维护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地位和人们在市场、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秩序。同时,民主资本主义也受到了限制,即它的“出生证”中还宣称要致力于平民大众的普遍幸福。民主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致命缺陷,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之一,也是它的本性使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资本主义的遗产逐渐被社会民主主义理解吸收。

这两方面的合作者经历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大灾难,感受过它所带来的威胁,二者也因此迫切渴求历史性的妥协,但经济危机在他们自身和他们领导下的社会中存在了数十年之久,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从民主革命后的东欧国家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所遭遇的不幸中便可得知,经济危机事实上并没有被“打扫干净”。但那些预言者认为,另一种制度选择并不存在,所有从头到尾、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历史性尝试都是失败的: 自由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市场无限制的全球化扩张和它渴求的政治化发展形式,不仅使有关经济的制度性选择的思想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而且还要不断提出最激进的论据为自己辩护,以防止工资、工作条件、福利国家整体开支和工会合法性等因素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市场的无限制扩张,一步步地剔除内嵌在其中的每一个社会、政治和文明的重要元素。它向人们保证,只要从现在开始以资本主义为中心,西方社会就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持久和平。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最终确实兑现了很大一部分承诺: 更高的生活质量、社会安全性的提升和社会不平等的缩小,等等。

但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朱特( Tony Judt) 曾严重地警告人们,要小心资本主义带来的和平,这些和睦的景象使人们遗忘了历史并产生了致命的幻象。“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虽然得以继续存在,但其缺乏相邻的制度性选择,如果它想避开其社会经济基础不谈,它就只能做一只在文化领域中自由活动的“喀迈拉”①。在科学和政治领域中,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向傲慢的敌人投降,这些在原则上的批判针对的是不受控制的市场和社会中不受监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同时,这些批判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自希法亭、拿弗塔利②、海曼③等人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在理论家的思想中伴随着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而发展,而且也在长时间内用凯恩斯主义、共同决定 ( Mitbestimmung ) 、调节平衡(Regulation) 和公共产品( ffentlichen Gütern) 等理论因素共同设定了自己的范围和路径。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如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时了吗? 资本主义是否已对自己的批判产生了免疫,或者说由于过多、持续不断的批判使资本主义产生了抗体?人们可以看到,尽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自身强有力的理论优势已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和作用,并颠覆了人们对它的认知,但对新自由主义的赞美和颂扬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至少,伊格尔顿有理由指出,在迄今为止马克思理论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误读了历史,扭曲了理论,更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理论工具化。这些结论都是从他的著作中得出的,当然他的著作也和马克思的著作一样,受到了他人的反驳和策略、政治意图上的曲解。

马克思的理论至今持续产生了两种影响: 第一,是它自身具有的极大诱惑力,从而使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加以接受; 第二是最细致的文本注释学形成的教条主义和“神圣化”文本的倾向,同时拒绝每一个与其不同的方法和批判路径。在马克思理论诞生后的西方学术争论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影响就阻碍了马克思的理论本可以行之有效的传播,阻碍了人们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这两种影响看起来能使人们达致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最后却几乎简化了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我们当然要避免此类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今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彻底推进有关马克思理论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我认为,它启发式地分析了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解释了私有制的历史发展过程,阐明了以资本为导向的市场运作逻辑,并熟练、彻底地运用生产关系———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来说明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两者,即分析资本主义危机和运用“唯物主义”解释社会关系,只有在人们一开始就反对对其进行教条主义解释时才具有启发式的影响。人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太完美而无需反思”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相反,我们认为,一直以来上述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模糊不清的部分。真正理解这部分内容,是解开“历史之谜”、在政治制度和伟大的历史选择上取代资本主义的关键,我们应从克服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局限性中找到答案。在当前国家、阶级、革命和改革的状况下,实现打碎资本主义这一宏伟理想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即便如此,有些人还是试图将以上联系并不紧密的因素组成整体,所以社会“合理的新陈代谢”看上去就如同历史之谜。那些人认为,社会发展进程和自然进化一样,最终会达到无危机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时,他们也打着“克服异化”的旗号,试图让人们在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组成整体,从而自我决定一切事务,但最终却使人们到死也不能摆脱一致性。

在这些因素组合成的整体中,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信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采取了绝对自决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或热衷于计划模式的列宁主义。前者由于对自我复杂性(Eigenkomplexit?t) 分析的缺失而逐渐失去历史作用,后者在日趋复杂的社会中也因为空想成分的增加而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逐渐成为“怪物”。他们很早就开始批判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是试图通过渐进和解这一艰难费劲的方法,消除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这一人类难题。但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方法和认知都和马克思主义忠诚的追随者对民主的解释相符,他们不知疲倦地进行尝试,有多少计划是必须的就有多少经济民主是可能的,他们将这两者相结合并共存共生。为了这一愿景得以实现,他们始终铭记把市场塑造成为这两者服务的角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理念完全起到了正面作用,任何人难道不能在今天的任何时刻再次实践这样的理念吗?

注释:

① 喀迈拉( Chimera) : 希腊神话中一种通常被描绘成狮头、羊身和蛇尾的组合体吐火的雌性怪物。

② F. 拿弗塔利 ( Fritz Naphtali)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民主理念的支持者。

③ E. 海曼( Eduard Heimann) ,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译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路闻 编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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