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刚满十八岁。我最希望的，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环境，但高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八年的生活继续向前绵延。入学之后，除了周末，我很少回家。八个人一间宿舍，不同年龄的同学居住在一处，黄天铨、陆文宝比我年长十多岁，入学前是中学老师，吴星飞是复员军人，张聪已经担任过公社书记。他们不但有工作经历，有些还有婚姻生活，即便年轻一点的，也对异性或另一种生活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经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而言，是一种启蒙。
我渐渐地融入了这样的生活，有时竟然忘却了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时大家很用功，学校限制夜晚看书的时间，不少宿舍悄悄换上了瓦数稍高的灯泡。我们宿舍也不例外。有一回，学校派人到宿舍检查，不记得是谁先跟来检查的老师顶了几句，争执中，我也介入了。现在完全记不得是什么表现，但事后系里找我母亲谈话，说要给我处分——其实只是震慑而已，并未付诸实施。不过，集体生活让我忘记了自己与这个从小生活的环境的真实关系，却是一种新的身份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在熟悉的环境中，人也能为自己创造陌生感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师范学院实行伙食配给，每月生活补贴17元，其中14元交给学校算是伙食费。一日三餐，围着每个方桌共八个人，没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着吃饭。一个木桶盛饭，一个脸盆装菜，早餐则是木桶稀饭，脸盆里装馒头。我的餐桌上有四位女同学，而全班才十位。相较于邻桌的风起云涌、气吞山河，我们桌子风度较好，和风细雨，有时候饭已经吃光了，菜还有些许剩余。但这也产生了风度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决。我们开始分食，将菜分到个人碗里，既保持风度，也不顾此失彼。也许每个人都有分菜的义务，但我只记得给我们分菜的女生总是弯着眉毛，带着笑意，用长柄的勺将荤素搭配的菜均匀地放入每人的饭碗。1979年10月10日，也就是我20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仪征农场劳动。农场的伙食很简单，我完全不能记得吃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用短波听邓丽君的歌。20岁算是成年后第一个重要的生日，我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建议去六圩镇上去买点什么。我们满怀期待地走到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看见，最后总算是买了一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一个对比，即在泥泞的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纸包着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学后的第二年，临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锅炉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的同学听见了，以为是地震警报的声音。他跑动起来，惊动了更多的人，霎时间空洞的楼道像是中了邪似地晃动起来。二班的一位同学把楼道当跑道，启动，助跑，冲出西侧的窗子，一道优美的弧线划过，从二层楼落入了楼外的池塘，比同年级三级跳冠军飞得还要远。我们宿舍也被惊醒了，一位同学从二层的床上翻身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着如影随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层床铺上的小徐见上面有黑影掠过，一个鹞子翻身，鱼跃般穿入了夜空。他们在慌张中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长翅膀，扑闪了几下，就在黑暗中坠落了。等到同学们从惊恐中镇静下来回到楼内，发现我们宿舍少了两人，往窗外看，见两个形似弯弓的人形，像两只折翅的黑天鹅，相隔不远，一横一竖，各自卧于窗外的草丛中。
我那天没有住在学校。如果住在那里也会飞入夜空吗?我问过自己，但没有答案。等我见到两位勇闯夜空的黑天鹅时，他们已经躺在苏北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了。一位脊柱裂缝，另一位肋骨断了四根。两位的父母陪伴在侧。那天我担任看护，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带着卫校的一群女孩子在那里做临床测试。他抚摸着小徐的身体，从上往下，一寸寸深入，问哪里疼痛。小徐嘴里哼哼着，但等到小舒的叔叔从他的腰部继续往下，要脱掉他的短裤时，他突然不再呻吟了，双手紧紧拉住短裤的两侧，护住大防，脸上显着倔强和无助。实习的护士们见状往后退去，但小舒的叔叔并不让步，他说翻过身来检查后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劝说下屈服了，结果是先翻了过去，然后又翻了过来......幸而，不久之后，他们都陆续康复，没有落下后患，却从此不再飞翔。
这个年纪的人不免要碰到爱情问题。那时的中文系与现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别是同学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现在学文科的多为女生，而那时同班女生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入学之前，对爱情的了解，我是从小说中读到的。外国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红与黑》《牛虻》，中国的如《二月》或《伤逝》，还有苏联小说《岸》。入学后，古典文学课中念《诗经》中的相关片断，念杜牧、柳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戏剧、小说，印象很深，但我的爱情观主要是被外国小说塑造的。宿舍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有启蒙作用，但主要涉及性的问题，而与爱情无关。这类段子，我后来在秦岭锻炼时听到了更多，终于相信巴赫金所说，民间文学的精神是“向下的”。
大约从二、三年级开始，同学之间的青春热情开始萌发，先是演出诸如《于无声处》等话剧，后是组织乐队和合唱队，各种恋爱故事也渐渐流传，年龄稍大的竟敢手牵手地在校园中穿梭了。有一个同学一度爱上了爱情，表情神神秘秘，面色渐渐苍白，样子却越发地神采奕奕了。我们弄不清谁是他的爱情目标。同学们窃窃私议。他总是一人独行，目不旁顾，在窃窃私议的庸人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那时，他只有一个目标、一种痛苦、一个念头、一种欢欣，而在别人的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者。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与王小舒站在三楼教室前聊天，谈及刚读过的通信体爱情小说《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不是什么好小说，但那种将恋爱当宣言的哲学方式让我们很震撼。那样的小说与身边的故事很不同。小舒是能够理解那些“哲学”而又懂得生活的逻辑的人。或者说，他懂得自我嘲讽而不放弃哲理式的思维。2010年，我去山东大学，与他及夫人再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但还那么亲切。他批评我属于读小说有些中毒的类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1981年的氛围是所谓“启蒙”。那时知青小说、伤痕文学登上了舞台；徐迟的报告文学和稍后出现的“社会档案”文学也属于这个氛围。到现在还记得《哥德巴赫猜想》开头那段关于仙鹤的描述，后来从电视中看到陈景润的模样，很难将他与徐迟笔下那个鹤顶鲜红、浑身纯白的高蹈形象联系起来。《今天》派的朦胧诗是文体上的启蒙，但扬州并不处于文化中心，北岛、舒婷的诗歌最初是从就读于南京大学的柏鹏那里传抄来的。像许多大学的学生一样，我们班也办起了一个墙报，标题叫做《野花》，而我那时是更倾向于“野草”或者“丛莽”之类的，大概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彭骥鸣的散文、殷伯达的小说，好像还有吴瑞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过，我贡献的，是纯属模仿的朦胧诗。现在只记得一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谁也没有弄懂那是什么意思。
墙报办了一段时期。后来出了批《苦恋》的事情，时间上应该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想不通，决定举办一个讨论会，公开讨论这件事情。我也是筹备者之一。但不知怎么搞的，校方知道了，觉得是件严重的事情。他们向身为班长的华学诚施压。我记得系主任刘传桂老师等将我们几个参与其事的同学找到系办公室，劝说我们不要举办会议了，我始终拒绝同意。但我并不是班干部，压力不在我的身上。最终会议被取消了。学诚知道我为此不高兴，对他不得不做的妥协有意见。那天晚上学诚来开导安慰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这是记忆中亲身经历的自由讨论的第一次挫折。
毕业的时候，学诚终于要离开了，或许就是受了此事的牵连。他很消沉。我那时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了。跑去看他时，他送了一个本子给我，扉页上写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终，但从东坡那里借来的两句题诗却记住了。学诚是一个不屈的奋斗者，他后来回到扬州师院，此后又辗转上海，成为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现在我们竟居住在一座城市里，相距仅二十分钟的路程吧。他永远是领导者，当年是班长，现在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连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也都是他招呼。对于母校的变化，他比我这个从小生长于斯的人还要清楚。
友谊的形成各种各样，例如与吴星飞的友情是在回家的路上形成。1991年，在他担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时候，我们合作出版了《学人》丛刊；那时他来北京、我去南京，或者在扬州，见面是经常的。吴小平是我的同桌，我们各自早起晚睡，背诵英文和古文，他有时候喜欢比试，利用他的超强记忆力想压倒我；每次看我说不出某个英语单词时，就得意地笑。好多年后，他担任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负责人，促成了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多语种的文化研究刊物《印迹》。我们也因此有机会时时碰面。1993年，我在瑞典与高建平、李明夫妇相见，又一道去俄国、丹麦和希腊旅行，再往后建平回到国内，成为我在文学所的同事。
殷伯达是才子。那时他常常将写出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并提意见，我就在灯下一页页翻过去，用铅笔在旁边做注释和评论。他心高气傲，但在临毕业前，忽然发现尾骨部位有增生，开刀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的腿从此有些轻微颠簸。有一度时期，这个疾病到底会怎样发展并不清楚，重复做了手术，他情绪低沉。但也恰在此后，经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小张，一位贤慧的女性。没有她的精心照料，伯达的生活恐怕是两样的。他毕业后的那个时期，我们交往很多。病与婚姻，对于伯达的情绪和性格的改变，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深刻。或许对所有人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够改变并型塑人的生活的特别重要的力量。
1996年起，我在《读书》编辑部兼任主编，突然收到老同学周群的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周群病逝了。我大惊失色。来信讲述了周群在南通电视台工作的一些情况。这位朋友说周群谈起过我，她很为周群的不幸和曾经遭受的委屈抱不平，希望我能够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在静静的夜中，我搜罗关于她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形象渐渐浮现，那么美好。她扔铅球很远，但笑起来很文静。班上编组时，她曾跟我分在一组，记忆中，她总是安静地坐着，话不多。偶尔在校园里见到她，她总是挎着一个军用书包。不知道哪来的印象，似乎她的家庭有点军队的背景。毕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文章发表在南通的报纸上。不久之后，收到周群父亲的来信，说很感谢，也很欣慰。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同学写悼文。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的读书兴趣渐渐地偏向近现代思想和文学。那时与刘祥安聊得很多。他是兴化人，地道的农民出身，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思考习惯。每次他从兴化来学校，总会带盐水瓶装的家酿烧酒一瓶，我们就着简单的熟食，时时喝得面红耳赤。临毕业前，祥安与杨汉彬相恋，此后一道去了启东。我有一次去那里看他，汉彬挺着大肚子给我们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边看黄色的浪涛拍打堤岸。祥安若有所思地说：波浪缓缓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的......我们那时一起读李泽厚的思想史论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这部《时论文选》，我至今在教学中还用。
我从中文系毕业，后来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史领域，那时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的思想的氛围——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衔接起这两个领域的，是对鲁迅研究的兴趣。扬州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也是一个较强的领域，除了章石承、郑彤等老一代的先生们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师如曾华鹏、李关元等在现代文学领域处于领先位置。“文革”期间，鲁迅作品是必读书，扬州师院中文系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曾、李两位老师承担的是《野草》注释。他们对《野草》及鲁迅小说的研究深入、细致、微妙。李关元老师的课长于文本分析，细致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间。他喜欢中外戏剧，会哼京剧、昆曲的唱段，在他的指导下，我除了系统阅读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现代戏剧文本之外，也对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作品着迷。我从未从事过戏剧研究，却对戏剧及其表演保留浓郁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我所读的剧本中，最喜欢的也是演员们很难处理好的一句台词，是《海鸥》中的这句话：
“我是一只海鸥!......呵，不!不!我是一个女演员!”
谁是1977级?
在20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18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77级，还有78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那里的主人公们遭逢各种事件时，总会慨叹——“生活啊!”在念这个词的语调里，凝聚着只有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才具有的意义，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张艺谋、冯小刚的方式念，味道就变成“非诚勿扰”了。我们恰好就在这两种慨叹的方式之间各自展开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进的车轮，不同的要素辐辏般地关联在一个奇异的速度之中。我们颠簸向前，弄不清这个车轮是圆的，椭圆的，还是近于方型的，辐辏之间是否还有断裂的虚线，却少有旁顾的从容。
走笔至此，忽然忆起1990年我在秦岭山中蹬着自行车，蛇形蹒跚前行。登至峰顶，四面豁然开朗，举目张望，夕阳浸染的云层下，唯见苍山如海，过去的行迹与未来连成了变幻的一片。有时候，你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老马克思说过：“成人不该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他的真情吗?在每一个时代，它自己天然的纯真性格岂不是活跃在儿童底天性之中吗?为什么人类历史底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它的永恒的魔力呢?”
……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师章石承先生在扬州病逝，另一位老师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长卧于北京协和医院。三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在秦岭之颠，我在笼罩着烟雨的山峦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涧之间，眺望遥远的北京，心里开始了对于故乡的漫长的思念。青春的岁月过去了。
毕业三十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注：此文系为大学毕业30周年纪念而写，于2012年2月17日在新德里动笔，陆续写下，2月24日完稿于北京。10月间应北岛、李陀之邀重新修订成篇。刊发于《今天》杂志2012年秋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