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师院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在这里居住玩耍。每次回家乡探望父母，与朋友相聚，除了偶尔的例外，我都住在瘦西湖边、师院东门内的专家楼。那个地方距离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居所，大约一、两分钟的路程，距离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家不足十分钟的路程。在这方小小的空间里，居住着我从小就熟悉的前辈和父母的同事、朋友，但从1978年起，他们——连同我的母亲——突然间也成了我的老师。

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中上大学，尴尬是难免的。若是某门考试成绩不好，母亲很快就知道了。但最尴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母亲成了老师。每次她进入教室开始讲课，我都紧张得很，生怕她说错了什么；每逢她的课程，我都坐在最后，不能分清是在听讲，还是在看她讲课；每次课程结束，我都像是松了一口气。我至今还不能分辨为什么她讲课的时候，我会那么紧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我希望母亲是完美的。这是奇怪的母子间的感应，但我的母亲未必知道我总是为她紧张。

我的家坐落在临近护城河的师院新北门宿舍，那是一个由竹篱笆围起的红瓦灰墙的平房构成的村落，四十户人家，中间是一个幼儿园。篱笆的南侧是麦田，麦田过去是一片丘陵状的松树林，过了松树林就是通往瘦西湖的护城河；北侧有条不宽的马路，马路的另一面是刘庄的田野，形似骆驼的土丘坐落在不远处，那下面有个鱼塘。天暖和的时候，几个儿时的朋友会跳入池塘，故意将水搅混，逼得那些鲢鱼窜出水面。我家的南门正对着谭佛雏老师（1919-1997）和孙龙父老师（1917-1979）两家的北门。

谭老师是湖南津市人，早年毕业于国立湖南大学中文系，身材矮小，戴老式眼睛，他给我们讲课用的讲义后来集结成为《王国维诗学研究》，至今仍是王国维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老一代学者中旧学修养好的人很多，但地处边缘，西学修养好的就不多了，谭先生的专业为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是老一代中少数通外文并对西方理论有精深理解的人。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课程，逐篇逐句详解，旁征博引，从中国的典故，到柏拉图、叔本华和尼采，我们就在知识的云雾中穿行。谭先生上课前总要喝杯酒提神，讲解时脸颊上泛着一层红光，王国维的简短的文字就在他带着湖南乡音的声调中渐渐地负载起深文大义，让我们对于何谓深入字里行间——古人所谓“读字缝”——的深度细读，有了亲切的体会。有一回，有位年轻的外地学者来扬州讲解《离骚》中的“五次飞行”，调动了神话学、人类学等等新知，其立论之大胆，让我们在兴奋之余将信将疑。谭先生是前辈，却总是前往听讲，有一天傍晚，我正好与谭先生同行，便请教他对前一次讲演的看法。谭先生一向以严谨著称，但他的评论却是:即便是闻一多、姜亮夫的楚辞研究，也有许多误释，这位年轻学者的演讲或许百分之八十的说法靠不住，但只要有百分之二十属真正的创见，就不得了了。

扬州师院的老一代学者中的大部分人，早期学术训练源自家学、私塾等，有清晰的地方渊源。他们重视地方传统和民间传统的传承和创新，便是自然的了。孙龙父先生祖籍泰州，早年即以金石书画名世，是吴熙载之后又一扬州书法大家。他真、草、隶、篆皆工，尤擅章草，与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合称“江苏四老”。他的梅花千姿百态，也是一绝。孙先生为人谦和，有求必应，学问上尤其重视扬州评话，曾与孙家讯、陈达祚等合作整理出版王少堂扬州评话《武松》和《宋江》等，是至今流传的扬州评话经典。住在校内北宿舍的蒋逸雪先生（1902-1985）研究清代扬州学派，追随他学习的李坦老师后来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和校勘刘师培全集，就是沿着这一学术脉络而来的吧。早在1944年，蒋先生就在《东方杂志》发表《老残游记考证》，这一兴趣一直延续至他的晚年。1980年，他出版了《刘鹗年谱》。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的第一部年谱著作，他早年的《张溥年谱》即获史学界承认，此后还编有《陆秀夫年谱》等。他是盐城建湖人，抗战时随江苏联合中学西迁四川，任国史馆编辑主任，与金石学家王献唐结为挚友，晚年还曾整理王献唐遗稿《炎黄世族考》。他曾任玉门油矿局秘书，撰写《敦煌考古纪程》。我在1983年来北京访学时，曾去镇江南郊五峰口去探望退休在家的蒋先生，请他为我写封信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王士菁先生，以便在鲁迅博物馆查阅鲁迅藏书。他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师，还曾在王先生最困难时资助其上学。

用民间的、平民的传统抗拒正统的、贵族的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这些貌似保守的老辈人其实正是一个新传统的产物。在我往来最多的老一辈人中，除了我的硕士导师章石承先生（1911-1990）外，就算后来以元曲研究出名的徐沁君先生（1911-2001）了。

他较晚搬入新北门宿舍，先住在传达室，后来搬到一栋三层楼房的第一层。他在1959年被错划为所谓“历史反革命”，1970年代后期我母亲有一次查阅档案时发现那只是某个领导人的口头宣示，从无任何组织决定。这个发现为他的平反铺平了道路，他因此很信任我母亲。我有时从家的后门出来，就见他躺在一张竹椅上看书，在温暖的阳光和婆娑的树影之间，神态安详。我常跑过去坐在小竹椅上听他聊天。他是江苏靖江人，于1930年肄业于上海私立知行学院，先后在四川和江苏各地的中学任教，在1957年调入扬州师院的前身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之前，曾任教于靖江中学、扬州中学和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1980年，他出版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得到王季思、隋树森等行家的极高评价。

这部著作始于“文革”初期，完成于他下放师范学院农场期间，草稿是写在各种稿纸、烟壳及报纸边角上的。他的校勘和考订，以及“以曲证曲”、旁采宋元俗语方言的原则，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他承续吴梅先生的传统，兼采各种新的成果，系统整理南北曲曲律。他的弟子许建中先生将他的贡献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参考前代曲谱，大量归纳作品曲例；援引例证，考镜源流，重新校订定格，兼顾变格，说明异名、误题及词牌、诸宫调等情况；揭示首牌和次牌等组套方式、孤牌成套、构成集曲、是否与小令兼用等不同的曲牌特征；采用新式标点。这些方法不但上承古典学术传统，也是在王国维、任中敏、郑振铎及现代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中形成的新方法。

我后来才得知，徐先生早年曾经写过新诗，在无锡和上海念书时，曾亲炙钱穆、胡云翼、刘大杰先生的教诲，也听过张君劢、张东荪、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的讲授。我听他讲起更多的是王季思、钱南扬等同行专家的名字。我们入学后，他是古典文学的授课老师之一，我所写的第一篇古典文学作业是关于曹植的《白马篇》的文章，就是交给徐先生的。他很喜欢，找我去谈，后来就从文本到人事，从人事到历史，无所不谈了。

徐先生为人低调，但私下交谈时无论对人对事，均有明确的判断。他也偶尔谈及过去，但语焉不详。我问过母亲有关徐先生在1959年被当年的领导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的缘由，得到的回答是他在1947年曾担任陈启天的随行秘书，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陈还为他准备了去台湾的船票，但徐先生拒绝了。陈启天（1893-1984）是湖北黄陂人，1921年考入南京高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与余家菊、李璜等人一起倡导“国家主义教育”。1924年高师毕业后，他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主编《中华教育界》，并与曾琦一起创办《醒狮》周刊，参与组织国家教育协会，学会的宗旨是“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国家事业、国家工具、国家制度”，推动以收回教育权为号召的国家主义教育运动。陈启天曾任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常委、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69年夏天在台湾被选举为青年党主席。徐先生早年在上海知行学院学习，陈曾任该院院长，彼时又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1948年改任行政院工商部部长）。青年党是亲国民党的组织，因此，陈虽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但1945年在老政协召开前夕，已被民盟开除。徐先生很少谈论政治，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术研究，但绝不是迂腐的老学究，其渊源有自，却是许多他的同事所不知的。

任中敏先生（1897-1991）原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他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调入扬州师院已经是1980年了。据说他的调动是经过两位学生胡乔木、蒋南翔的运作才得以成功的。难怪1981年扬州师院上报他为硕士导师时，教育部竟批准他为首批博士导师。任先生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商人之家，1918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得到词曲大师吴梅先生的赏识。他是1919年5月4日因火烧曹汝霖宅而被捕的20名学生之一。1923年任教东吴大学时，他就寓居吴寓，得读各种词曲善本。除了知道他学问大之外，我隐约听说他曾担任胡汉民的秘书，但未得证实，能够确定的是他曾在抗战期间担任汉民中学的校长，该校创办于1937年抗战爆发的前夜，地处栖霞山麓，南京沦陷后迁往桂林。任先生用“艰苦抗日，灭此朝食”的口号，在学校食堂禁绝八年的早餐。

任先生性格直率、刚愎，思想锐利、不妥协，历久而弥坚，由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件事情是大闹江苏省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地点就在教师阅览室楼下的会议室内。中国各种典籍浩繁，古籍整理是历代王朝的功业。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新式标点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标点、分段、校勘、重印、笺注、今译等成为古籍整理的主要形式。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但这项工作在文革时期中止。1981年9月，在陈云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翌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任组长，各省市也随之成立相应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机构。中华书局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为配合这项工作，各地又相继成立了一批古籍出版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等。这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大事。大约就在那前后，江苏省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在扬州师院召开，却未邀请任先生列席，他闻讯后不请自来，痛斥负责人，遭顶撞后，朝天举着拐杖，像陀螺一般晃悠着冲出门去，那场景、那声音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一件事情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任先生的学术工作以词曲和敦煌学为主，他的笔名二北即北宋词与北曲的意思。从四十年代起，他由宋上追，开辟唐代声乐文艺研究，逐渐奠定其词曲研究的宗师地位。1958年出版的《唐戏弄》探究唐戏发展过程，从辨体、剧录、伎艺、脚色、演员、设备、脚本、戏台、音乐、化妆、服饰、道具各方面证明唐代已大致具备戏曲表演的基本形态，提出“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而盛于唐”。由此上溯，他又论证周有“戏礼”，汉至隋有“戏象”，唐有“戏弄”，宋以后有“戏曲”的观点，这一沟通唐戏与宋元戏曲并溯源至周代的论述，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基本论断构成了尖锐挑战。他此后出版的《古剧衡源》、《傀儡戏探源》及采录西周以来俳优艺人优语之《优语集》，均可视为对这一脉络的进一步探索。他来扬州不久，学校举办校庆学术演讲，谭佛雏先生作为中文系的代表人物设坛首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他的路数自然是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追究深文大义，声调和姿态是毕恭毕敬的。任先生听闻后要求也在同一时间设坛讲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力斥这部学术经典以西方戏剧为规律，割断源流，阉割中国戏曲的正统脉络。他声调严厉，慷慨激昂，甚至诉诸政治，批评当代学术奉清朝余孽为宗师，是十足的反动。这种尖锐的论断实际上正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价值观与“五四”时代以新精神、新方法“整理国故”的余脉，但在重申“五四”命题的八十年代反而并不受重视。有一次路过学报编辑部，正撞见他为学报发表的一篇为王国维辩护的文章而厉声斥责主编，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声调铿锵，抑扬顿挫，音色如炒豆般清脆，不愧为研究词曲和古典声乐艺术的大师。

1984年夏天，我北上京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唐弢先生所出的考题中有关于近代红学的评论题，受惠于谭先生讲解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我得以对近代红学的脉络略知一二；而另一关于“诗余”说的题目，我的答案却是从任先生处而来。元代以后，文人称词为诗余，本有回归典雅、力避粗俗的取向，如《蜀中诗话》云:“唐人长短句，诗之馀也，始于李太白。”清人戴褐夫《<天籁集>序》将诗余视为曲之别称:“《天籁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诗馀也。诗馀莫盛於元，而仁甫之作，尤称隽妙。”因此，“诗余说”兼有词曲起源及对词曲进行规范的双重意蕴。直到1980年代，北京大学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仍持此论。任先生重视“戏弄”、“声诗”、“大曲”、“杂言歌辞”（即民间和借鉴民间形式而产生的长短句歌辞）、“著辞”（酒宴中配合歌舞而与之一体的歌词）及“说唱”等等，有着“五四”以降重视民间口头传统及民俗学、民族学的印记；他深究声诗与燕乐、清乐、胡乐的关系，探明舞蹈、大曲、杂歌、杂吟在伎艺形态上对声诗的影响，无论在词曲起源论上，还是在对戏剧、诗词、散曲的趣味方面，均非一般文人雅士所能比拟。他的敦煌学著作在研究脉络上也与这一思路相互支撑。除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外，学界公认《敦煌歌辞总编》为其代表性作品。在这部书中，他按照杂曲、只曲、联章、大曲等体裁对敦煌歌辞一千五百余首进行分类整理，编定年表，不但综合而且也远远超越了罗振玉、王重民、饶宗颐、戴密微等人收录和整理的规模。这些工作使他坚信词曲的来源和趣味远非“诗余说”可以概括。他曾在《文学遗产》撰文严厉批判游国恩等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持的正统观点。当年只是庆幸读过一点任先生的著述，而今才体会出他的思想和研究与近代革命及“五四”传统的紧密联系。这一传统之丰富和创新，远远不是那些抱残守缺、自鸣得意、不肯出正统门户半步的人们的一句“激进反传统”可以否定了事的。

扬州师院中文系的师资大体由两代人组成。老一代中有两类，一类是曾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任教的老师，如来自上海的语言学家王善益、来自北京的文史学者、顾颉刚的弟子李光信、曾留学日本又曾跟随龙榆生、卢冀野学习的章石承等。唐史专家、范文澜的助手卞孝宣也是从北京调入扬州师院的，他并非科班出身，曾做过银行职员。另一类是组建苏北师专时从扬州中学、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调入的中学老师，如文史专家蒋逸雪、唐宋文学专家赵继武、外国文学专家江树峰、文学理论家谭佛雏、语言学家李人鉴、曲学专家徐沁君、历史学家祁龙威等等。这些学者或者有家学渊源，或者曾师从名师，但大多凭依早年训练，自学成材，也可见当年的中学教育之人才荟萃。由于这些学者的地方背景，他们大多能够立足于某一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扬州师院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的文科，都可以凭借这些学术群落，在各自领域与北京、上海的高校相拮抗。但1990年代以降，新一轮欧风美雨，学术潮流发生了巨变，加之高校合并，地方院校越并越大，而文科的研究力量却更加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地了。与经济领域的放权让利相伴随的，是经济活动的非中心化和地方化，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重新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不要说扬州这样的地方，即便是在省会城市，除了极少数例外，地方院校已经很难形成多元并存、各树一帜的局面。

注：此文系为大学毕业30周年纪念而写，于2012年2月17日在新德里动笔，陆续写下，2月24日完稿于北京。10月间应北岛、李陀之邀重新修订成篇。刊发于《今天》杂志2012年秋季号。